论说类文体

  : 吴承学　刘湘兰

　　论说类文章，或称为议论类、论辩类文章，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作品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主要文体类别之一。宋代学者真德秀在《文章正宗》中将文章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大类。他认为“议论之文，初无定体”，“凡秉笔而书，缔思而作者”都是议论文。《文章正宗》选录的议论文，包括对策、奏疏、史传论赞、赠序、书信等文体。真氏所言“议论之文”是指广义的论说文，可以涵盖所有的说理论事之作。
　　狭义的论说类文体，则是指以阐释、议论、辩驳为主的说理文章。由于议论文体内涵的广泛性，历代学者对此类文体的界定，可谓是见仁见智。刘勰的《文心雕龙•论说》将议论文体统称为论说文。论说文又可分为“论”与“说”。 刘勰认为，“论”体的渊源是先秦诸子的学术论文。论体包括多种子文体：“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指出议、说、传、注、赞、评、叙、引都是论体文，可以用来陈政事、释经典、辨史实和铨文章，对论体文的范畴与文体功能进行了论述。刘勰认为，所谓“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咨悦怿”。说体文是用言辞说服某人，使其心悦诚服。刘勰将“说”的源头追溯到上古三代大臣向君王进谏论说之辞，并将战国游士的雄辩之辞都纳入“说”体。他认为秦代李斯的《谏逐客书》、西汉邹阳的《上吴王书》等是说体文的代表作。来裕恂《汉文典》也将议论文体概括为“论说文”。
　　清代姚鼐《古文辞类纂》和吴曾祺《文体刍言》将议论文称为“论辨”文。姚鼐将论辨文体的源头追溯到春秋战国时的诸子学说。吴曾祺认为“论”之名始于古圣贤的问答之辞，如《论语》，不过《论语》之“论”不具有文体意义。诸子百家为了阐述自己的学说而写的论著与后世的论辨类文体性质最为接近，可以说是论辨文体的滥觞。吴曾祺将论辨类文体分为二十四类，分别为论、设论、续论、广论、驳、难、辨、义、议、说、策、程文、解、释、考、原、对问、书、喻、言、语、旨、诀等。本文择其要者，略述于下。
　　
　　论附辨
　　
　　论主于议论、陈述事理，《说文》云：“论，议也。”《释名•释书契》曰：“论，伦也，有伦理也。”论体文往往要确立一个中心论点，进行反复辩证，以期达到定是非，辨然否的目的。因此，论体文注重逻辑严密，说理透彻，见解精深，即陆机所云：“论精微而朗畅。”古代论体文的范畴十分广泛。刘勰《文心雕龙•论说》指出论说文的文体特征：“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论如析薪，贵能破理。”但他所说的“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个文类概念。近代学者林纾在刘勰的基础上进一步引申说：“论之为体，包括弥广。”他将唐宋人的赠序、文集诗集序，甚至于欧阳修等人撰写的杂记，都包涵在论体内，并认为“有言即论”（《春觉斋论文》）。刘师培则认为诸子百家中“凡能推阐义理，成一家之言者，皆为论体”。以上诸人确定的“论”体范畴相当宽泛。
　　萧统《文选》收有设论、史论、论三种文体。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进一步根据论体文的内容，将论分为理论、政论、经论、史论、文论、讽论、寓论、设论共八品。这八品中，史论收录了部分史书卷末的评赞，当归入“史评”；设论是对问体的异名，其收录的《非有先生论》与《四子讲德论》虽以“论”为名，但二者的文体结构为典型的对问体结构，因此设论不应纳入论体。除此之外，徐师曾对论体范畴的确定是合理的。从其所选作品来看，都是以“论”名篇，独立成文的单篇文章。这些文章重在说理论证，论点明确。
　　任P《文章缘起》以汉王褒《四子讲月邸肺论体之首，但是文体学家与古代文章选本一般以西汉贾谊的《过秦论》作为现存最早的以“论”名篇的单篇文章。这篇文章性质无疑是论说文，但其篇名，在当时未必就已明确地定为《过秦论》，很可能只叫《过秦》。《文选》把它作为“论”的首篇，确定了它在论说文中的地位。《过秦论》紧紧围绕秦代兴亡的历史，旁征博引大量史实，阐述国家兴亡之理，对后代统治者进行戒励。其逻辑的严密性、论辩的艺术性非常高，成为千古传诵的论说名篇。由于汉代去古未远，其论体文还带有战国策士们游说的风格特点，说理讲究气势磅礴，文辞则往往纵横捭阖，“说”的特色非常浓郁。
　　自汉至唐宋，论体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唐宋时期的统治者将论作为科举考试的科目，进一步确立了论体文的地位。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建中二年，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乃以箴论、表、赞代诗赋”。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改革考试制度，也是“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士”。《宋史•选举制二》记载：高宗建炎二年，科举考试中第二场试论一道。论，作为选拔人才的文体，刺激了士子们的创作热情，同时也使论体摆脱了“说”的特征。唐宋时期的论体文，更为集中地围绕某个论点、扣紧某个论题进行议论、辩证和说理。如柳宗元的《封建论》围绕“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这一论点，从对历史事实和传统观念的重新审视中，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念，反复强调分封建疆这一政治策略是势使之然。宋代“三苏”也是写作论体文的高手。苏洵的《管仲论》、苏轼的《荀卿论》、苏辙的《三国论》等都是论体文中的精品。
　　作为场屋文辞的论体文，其文体体制在宋代形成了固定的格式，特别是南渡之后，论体的形制、程序日渐趋于严密。宋人魏天应《论学绳尺》是一部专门探讨论体的形制、写法、风格，以方便士子备考的参考用书。魏天应总结宋代论体的结构，有认题、破题、原题、讲题、使证、结尾等部分；又有论头、论项、论心、论腹、论腰、论尾的说法；小讲、冒子等术语。可见，科举制度下的论体已形成相对稳定的格式。四库馆臣认为“南渡以后，讲求渐密，程序渐严，试官执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于是双关、三扇之说兴，而场屋之作遂别有轨度”。一些学者甚至将明清八股文的源头追溯到宋代科场中的论体，四库馆臣又说：“且其破题、接题、小讲、大讲、入题、原题诸式，实后来八比之滥觞，亦足以见制举之文源流所自出焉。”（《四库全书总目•论学绳尺》）俞长城评苏辙的制义时也说：“颍滨之文亦论也，而其理较淳，其法较密，则论也实为经义之祖焉。”（《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稿》）明清以八股取士，科举考试时依然考论体，但仅仅流于形式，不起重要作用。
　　辩，是与论相近的一种文体。《说文》云：“辨，判也，从刀。”“辩，治也，从言。”徐师曾将二者结合起来，解释“辩”体，文曰：“按字书，辩文有二，一从言，治也；一从刀，判也。盖治其言行之是非真伪而判别之，则义实相须，故世多通用。”古代“辩”与“辨”二字可相通，故吴讷《文章辨体》、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又作“辨”。
　　辩，作为一种语言行为方式，很早就已出现。如孟子善辩，战国策士们的滔滔雄辩，更是让人叹为观止。但迟至唐宋时期，辩才被确定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文体明辨•辩》：“汉以前，初无作者，故《文选》莫载，而刘勰不著其说。至唐韩柳乃始作焉。”宋代文章总集《古文集成》、《古文关键》、《文章轨范》都收入“辩”体文章，“辩”体很可能也是因为有了韩愈的《讳辩》与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辩》等名篇而得名的。辩主于辩驳、辩论，剖析事物言行的真伪而论之。郝经认为辩体是“别嫌疑，定犹豫，指陈是非之文”。贺复征解释曰：“辨者，析疑似也。”韩愈的《讳辩》，是对当时一些错误的避讳要求进行批驳；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辩》则是批驳周公对“桐叶封弟”这一事件的处理意见。可见，辩主要是驳斥他人的见解，与“驳”的文体功能一致。就文体性质而言，辩体与论体很难断然区分，往往是论中有辩，辩中有论，如陆士衡的《辨亡论》、刘孝标的《辨命论》，均是辨、论合一的论说文。
　　

　　
　　说附解、释
　　
　　因文章名而立体，是古人确立文体名称的方式之一。说、解、释等文体即是如此。就文体性质而言，说、解、释三体并无本质区别。首先，三者的字义可以互训，如《说文》云：“说，释也，从言兑。”“释，说也，从心G。”“释，解也，从，取其分别物也。”《玉篇》云：“解，释也，说也。”其次，从文体功能来看，说、解、释都是对事物义理的阐述说明。《文心雕龙•书记》云：“解者，释也，解释结滞，征事以对也。”吴讷认为“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王兆芳认为“释者，解也，解释文字也，主于因文解义，正名事物”。另外，从语体而言，三种文体都用散文书写。因此为避免分类过于琐碎，本文将此类文体放在一起进行讨论。
　　最先对说体进行文体论述的是陆机的《文赋》，其文曰：“说炜晔而谲诳。”六臣注《文选》曰：“说者，辨词也，辩口之词，明晓前事，诡谲虚诳，务感人心。”刘勰《文心雕龙•论说》将自古以来贤臣向君主的进谏之辞，战国辩士游说之辞，都归入说体。这些游说之辞形诸笔墨，著于竹帛，就是陆机所论及的风格炜晔谲诳的“说”。陆机和刘勰所言的“说”，讲究雄辩，带有明确地说服他人的目的，所以其辞要“以感动为先”（《文选》李善注）。不过，这些“说”是对游说之辞的记录，并不具备独立的文体意义。后世学者认为的说体文是对事物义理进行参以己意的解释和说明，具有现代说明文的性质。此类说体带有论说的性质，但不强调雄辩，而是通过对事物的解说，以他人乐于接受，即“言咨悦怿”也。如孔子的《说卦》，是对《易经》卦辞的阐发说明；许慎的《说文》，是对文字音义的解释。
　　说体内容广泛，有阐发经义、学理之作，如孔子的《说卦》、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林纾将此类“说”称为“经说”、“学说”；也有解释事理之作，如柳宗元为御史时主持祀事，为解答有司的疑难问题，写有《祀朝日说》。朱熹有《坐跪拜说》，吕大均有《谱牒说》等；有些以“说”命名的作品，是借事物发表议论，如韩愈的《师说》、《杂说》，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罗隐的《说天鸡》，苏轼的《乌说》等等，此类“说”体类似于现代的杂文，是“说”体中最有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部分；另有“字说”，或题名为“字序”、“字解”、“字辞”、“名说”等，如宋苏洵有《仲兄文甫字说》、《名二子说》，这些文章是古人对名、字意义的解说，有告诫、训谕之意。还有一种赠人之“说”，如柳宗元有《说车赠杨诲之》、苏轼有《稼说》，题下自注曰“送张琥”。二文以“车”、“稼”为喻，阐述做人为学的道理，以之赠别朋友，其实是赠序文。
　　“解”体主要是为剖析疑难，解除困惑而作。黄佐《六艺流别》说：“解者何也？判也。从刀，判牛割会，讲说分析之意，以名文也。”可见解这一文体的写作要求如庖丁解牛，切中肯綮，层层析理，最终使事情物理明白于天下。最早以“解”命名的单篇文章是扬雄的《解嘲》。不过，扬雄《解嘲》的文章构架为客主问答的形式。很多学者将之排除“解”体之外，如吴曾祺将之归入“设论”体；萧统《文选》和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将之归入“问对”体。韩愈的《进学解》，仿扬雄的《解嘲》而作，也是假设问答形式，此两篇为“词赋之流，徒事敷陈，不关辨释”（《汉文典》）。从文体形成与定名来看，虽然扬雄已有《解嘲》之作，但是把“解”单独作为一种文体，却是宋代以后的事。《崇古文诀》、《文章轨范》、《古文集成》、《古文关键》都收入“解”体。如《古文集成》的“解”，就收入韩愈的《获麟解》、《进学解》、《择言解》、《通解》等文，明显是因韩愈文章而立体的。很多文体学家认为《礼记•经解》、《论语集解》、《史记集解》等解释文义的学术著作才是“解”。不过，“解”并非只关辨释。一些作者借“解”之名，行“议论”之实。如韩愈《获麟解》、盛均《人旱解》、沈颜《象刑解》等等，都寓意深远，有抨击讽刺时政的意味。
　　“释”为“解”之别名。文体论者认为其源出于《尔雅》，主于解释文字，因文释义。如汉刘熙的《释名》、陆德明的《经典释文》等具有很强的学术性。最早以“释”命名的单篇文章是蔡邕的《释诲》，从其自序来看，作者是有意仿照东方朔《答客难》形式，进行自我戒励。另有皇甫谧《释劝》、束《玄居释》等文，这些作品并不是解释字义，而是因文生义，进行自我劝慰，另有寓意。再如唐代韩愈的《释言》，别出心裁，以此文大发议论，对自己遭受的谗言进行解释辩驳。此类“释”文均为借文见意、以“释”明志之作。
　　
　　对问
　　
　　自人类语言开始形成，就存在了对话交流。“问”和“答”是人类交流时本能的语言行为方式。而人类早期的历史记载，几乎都是以问、答的形式出现。因此，先秦时期的典籍中具有问答结构的文章很多。但是，并不是所有问答结构的文章都属于对问体。作为文体概念的对问，是指君臣、师弟、客主、朋友之间围绕一个主题，以问答的形式进行论难辩驳，由此形成的有中心论题，思想集中紧凑的论说文体。辩论性是对问体区别于其他同样具有问答结构文体的重要特征。
　　对问体的名目繁多。在文学总集和文体论著中，有对问、问对、难、设论、设难、答、应、问、对等名称。王之绩《铁立文起》认为“文体有问对，足矣。如难，如论，名义稍别；曰答，曰应，独非对乎”，他统以“问对”来概括这些文体的名称，有以简驭繁之功。
　　吴讷云“问对体者，载昔人一时问答之辞，或设客难以著其意者也”，将对问体分为两大类。《文选》“对问”收录了宋玉的《对楚王问》；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问对”又选载了明代李梦阳的《月坞痴人对》、《马对》，何景明的《师问》，王守仁的《龙场生问答》等。这些文章记载客主双方的问、答，是实有其人其事的，即吴讷所谓“载昔人一时问答之辞”。而且，此类文章讨论的问题并非只关乎个人人生际遇，其反映的社会生活面较广。如《对楚王问》是宋玉对别人诋毁自己有“遗行”的辩驳；《月坞痴人对》是作者向他人解答字号的意义与来由，由此寄喻自己的人生志向；《师问》则在阐述古今为师之道的差异时，抨击“士相师以求食”的社会现象等等。
　　设论在对问体中又另有特色。此类文章即是吴讷所云“设客难以著其意者”。《文选》“设论”收录的文章有《答客难》、《解嘲》、《答宾戏》，这三篇文章皆是假设他人对自己发出责难，问方、问题都是虚拟的，是假设之辞。例如东方朔的《非有先生论》，甚至直接将主人公命名为“非有”。设论文体辩论的中心是围绕作者怀才不遇，志高位低，抱负不得实现等个人问题；作者通过反复问答辩难的形式，自譬自解以抒发自己的愤懑与不满。因而吴讷谓：“至若《答客难》、《解嘲》、《宾戏》等作，设辞以自慰者焉。”黄佐曰：“设所宜为问答之辞，而论己之志也。”
　　
　　评
　　
　　评是古代议论文体之一。《广雅•释诂三》曰：“评，平也。”刘勰云：“评者，平理。”王之绩言：“评者，平也。凡作评断，须评得古今心悦诚服乃可。”因此，写作“评”要坚持公正的原则，切忌是非失中，言伤其实。
　　根据评的内容特点，可以将之分为两大类：一为史评；一为杂评。早期的评是史家对历史史实进行评论、褒贬之辞，篇幅短小，多附于卷末。史评历史悠久。早在左丘明传《春秋》时，遇到重要的史事，都要借“君子曰”发表自己的评论。《公羊传》、《GB759Ａ捍》则以“公羊子”和“GB759Ａ鹤印钡拿义评议史实。至司马迁作《史记》，每卷末都以“太史公曰”引出议论。此后，史书卷末附上简短的史评，成了史书修撰的一个体例。此类史评名目繁多，有云“评”、“赞”、“论”、“序”、“诠”、“述”等，也有一些史书继承《春秋》三传的作法，以“史臣曰”、“臣曰”来发表评议，其实质都一样。很多学者在讨论文体时，以“评”总括这类史评文辞，如徐师曾、王之绩、吴曾祺、来裕恂等。今依其例。
　　唐宋后，以“评”命名的单篇文章增多，“评”体的创作内容也趋于多样，除史评外，还有对诗、文、书、历史人物或一些社会现象的评论。徐师曾将史评以外的评论文章称为杂评。
　　在众多的杂评文中，诗文评的创作方法与写作风格很独特。作者在对诗文进行评论时，往往极其简要地对诗、文的创作风格进行高度凝炼的概括。如宋代敖陶孙《诗评》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鲍明远如饿鹰独出，奇矫无前”，以人或其它动物的体貌风格比喻诗歌风格；明代涵虚子有《元词评》曰“马东篱如朝阳鸣凤，张小山如笙鹤瑶天，白仁甫如鹏抟九霄”，以事物的行为意象比喻各家词的创作风格。王之绩赞曰：“涵虚子《元词评》，只以四字尽其人，尤为简洁可喜。”另外，王世贞《国朝文评》、《国朝诗评》都是此类行文风格。在这类诗文评中，作者用具象比喻抽象，使本应进行纯理性思维的评论，蒙上了一层感性、朦胧的色彩。文学批评史上将此类诗文评的评论方法称为意象批评或象征批评。这种诗文评论的方法，是遥承了汉末以来盛行的人物品评传统。郝经认为“评”之名始于汉末名士许劭的“月旦评”，有其合理性。郭绍虞《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认为此类“象征的比喻，多本于六朝之品评书法而踵之”。而六朝“书”评未尝没受到人物品评的影响，如袁昂的《古今书评》即是典型的意象批评法。另外，此类诗文评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只评不论，更体现了“评”的文体特色。
　　在其他的杂评文中，如唐代程晏《祀黄熊评》、陆龟蒙的《大儒评》、明代袁宗道的《春秋大夫评》等杂评，作者往往是评中有论，评、论结合。此类评文与论体文很难有一个清晰的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