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州东坡史话之四：“东坡五载黄州住”

  : 莫砺锋

　　古语说得好：“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五年的黄州生涯不仅为东坡的诗文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使他的人生态度更加坚毅、沉稳。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东坡居士”这个别号产生于黄州，连东坡这个人物也是诞生在黄州。
　　黄州并非真正的世外桃源，东坡也不是真正的世外高士。经历了乌台诗案的东坡毕竟不是从前那个心高气傲、睥睨公卿的英迈朝士了，一百三十个日日夜夜的铁窗生涯在他心灵上留下了沉重的阴影。几年前沈括将东坡“词皆讪怼”的诗稿上呈神宗，东坡听说后还与刘恕开玩笑说：“这下不用发愁没人进呈皇上了！”如今的东坡不再有那样的豪情逸致了，他来到黄州后不敢多写诗文，故人沈辽求东坡为其诗集作序，又求为其所居的“云巢”作记，蜀中的中江（今四川中江）县令程建用来信求作亭记，东坡一概谢绝。好友滕元发来信请他写一篇《萧相楼记》，东坡回信推辞说：“记文固愿挂名，岂复以鄙拙为解。但得罪以来，未尝敢作文字。”后来成都胜相院的僧人来求他作《经藏记》，东坡屡辞不得，勉强写了，还写信给滕元发说明理由：“《经藏记》皆迦语，想酝酿无由，故敢出之。”蔡承禧损资助建的南堂落成后，东坡作《南堂五首》以志喜并寄给蔡承禧，还向他“乞不示人”。友人傅尧俞遣人来求近作，东坡亲书《赤壁赋》寄之，但叮嘱他“深藏不出”。即使是给弟子写信，东坡也担心会惹来什么意外，他曾给李之仪写了一封长信，结尾再三叮咛：“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必喻此意！”东坡的恐惧心理并不是杯弓蛇影，而是有真实原因的。李定等人眼睁睁地看着东坡逃脱了死罪，哪肯善罢甘休？元丰三年（1080）十二月，朝廷使淮南转运使追查东坡在徐州任上没有及时觉察李铎、郭进等人谋反一事，已到黄州一年的东坡上奏申辩，说明了当时曾派程缉盗的事实，但直到次年七月才降旨免罪。其实东坡在李铎起事前早就专门上书陈述当地的治安态势，并献治盗之法，可谓未雨绸缪，但李定等人蓄意谋害东坡，吹毛求疵，捕风捉影，无所不用其极。在这种形势下，东坡岂敢掉以轻心。东坡自比“惊起却回头”的孤鸿，绝不是无病呻吟。后人往往过分夸大了东坡性格中旷达乐观的一面，甚至误认为他在黄州时也总是心情愉快。其实东坡曾在给赵晦之的信里明言：“处患难不戚戚，只是愚人无心肝尔，与鹿豕木石何异！”
　　然而东坡素来把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当作座右铭，他身在黄州的山巅水涯，其心却无时不在关心着朝政和国事。元丰四年（1081），西夏发生内讧，宋王朝乘机伐夏，经王、蔡确等人议定，分兵五路大举进攻西夏。没想到小胜之后，灵州（今宁夏青铜峡）、永乐（今陕西米脂西北）两次大败接踵而至，数十万人全军覆没。东坡对这场战事非常关心，曾写信问滕元发说：“西事得其详乎？虽废弃，未忘国家虑也。”等到败讯传来，东坡悲愤交加，他不敢有所议论，便借着书写友人张舜民诗作的机会哀悼阵亡将士：“白骨似沙沙似骨，将军休上望乡台！”东坡已经没有资格向朝廷贡献意见，便用间接的方式予以表达，他曾多次为人代拟奏章，还曾写信给章说徐州地处南北襟要，自古就是用武之地，但是“兵卫微弱”，提醒官居参知政事的老友多予注意。泸州附近的少数民族乞弟叛乱，东坡写信给淮南转运副使李琮，详细论述讨平乞弟的方略，指出必须恩威并用，方能事半功倍，并让李琮转告朝廷。
　　当然，此时东坡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民间疾苦。东坡一向关注民生，他在各地做官时常常深入穷乡僻壤访贫问苦。但是身为通判或知州的东坡即使轻车简从、态度和蔼，也难以深入到百姓中间。他在徐州时曾到农村劝农，那些村姑们虽然没有躲进闺房，但她们匆匆地抹上红妆，穿着节日才穿的茜罗裙，簇拥在篱笆门口“看使君”，她们是不会对这位贵客说出心里话的。如今的东坡不同了，他已经混迹于渔樵农夫之间，正像他写给李之仪的信中所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既然喝醉的平头百姓胆敢“推骂”东坡，既然邻居的老农敢于指点东坡如何种麦，他们与他交谈时就不会有任何顾忌。于是东坡真正的深入民间，他终于能近距离地仔细观察百姓的衣食住行和悲欢休戚了。
　　黄州有很多渔民，他们以江河为田，以鱼虾为粮，全家人都住在搭建在木排上的竹棚里，活像是一群食鱼为生的水獭，当地人称呼他们为“渔蛮子”。有一天东坡遇到一个“渔蛮子”，便饶有兴趣地与他交谈一番，结果发现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辛。由于长年生活在狭小低矮的竹棚里，渔蛮子的个子都很矮小，而且一个个弯腰驼背的。他们正是没有田地可以耕种，才不避寒暑生活在风雨飘摇的水面上。他们最怕朝廷一旦下令对渔舟征收赋税，所以再三叮嘱东坡不要告诉朝中那些善于聚敛的大臣！
　　黄州还有“溺婴”的陋俗。元丰五年（1082）正月，寓居武昌的蜀人王天麟来访，偶然说起岳州、鄂州一带的百姓一般只养育二男一女，如再有生养，就在婴儿刚落地时浸在冷水里淹死，女婴惨遭溺死的尤其多。有些父母溺婴时心有不忍，便转过身去，闭着双眼用手按住浸在水里的婴儿，婴儿咿咿哑哑挣扎好一阵才断气。东坡听说后，难过得几天吃不下饭，他做梦都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人间惨剧！于是他立即写信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希望他运用官府的力量严厉禁止这个陋俗。后来东坡又发现原来黄州也有“溺婴”之习，便与热心肠的古耕道商议，由古耕道出头组织了民间慈善团体“育儿会”，向本地富户募捐，每户每年出钱十千，多捐不限。东坡虽然囊中羞涩，也带头认捐十千。募来的钱款用以购买粮食、布匹、棉絮等育婴用品，然后寻访那些无力抚养婴儿的穷苦人家，给予救济，以阻止溺婴。东坡认为，只要婴儿落地几天内不被溺杀，则父母的恩爱已经产生，以后即使鼓励他们杀婴，也断断不肯下手了。果然，经过育儿会的努力，黄州的溺婴之风终于得以铲除。
　　东坡在黄州时经济拮据，处境艰难，若是常人，不知要如何的痛不欲生、怨天尤人，然而东坡却以随遇而安的心态对待逆境，以坚毅刚强的意志克服困难，他不但啸傲于赤壁风月，而且继续关心国计民生。人们都把东坡在黄州的行为归因于旷达的人生观，此说固然有理，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东坡的道德修养和淑世情怀。刚毅近仁，仁者必刚，高尚的道德修养和深挚的淑世情怀使东坡具有一副铁石心肠。他在黄州写给滕元发的信中自称：“平生为道，专以待外物之变。非意之来，正须理遣耳！”可见乌台诗案虽然来得非常突然，但东坡的内心却早储备了足以应对各种灾祸的精神力量。东坡刚到黄州时，好友李常来信安慰其不幸遭遇，东坡在回信中自表心迹说：
　　示及新诗，皆有远别惘然之意，虽兄之爱我厚，然仆本以铁石心肠待公，何乃尔耶？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兄造道深，中必不尔，出于相好之笃而已。然朋友之意，专务规谏，辄以狂言广兄之意尔。虽怀坎挠谑保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正因东坡具有如此心胸，他才能在艰难困苦的窘境中保持乐观旷达的潇洒风神，旷达仅为其表，坚毅才是其里。所以东坡在开荒种地的余暇并不一味的放浪山水、啸傲风月，他也抓紧时机读书、著书，那间四壁画满雪景的雪堂成为东坡这位“素心人”潜心学术的书斋。东坡对人说他在黄州“专读佛书”，其实他也认真地研读经史。有一次黄州的州学教授朱载上前来访问，家僮进去通报了，却不见东坡出来。朱载上在外等候了好久，东坡才匆匆走出，并道歉说刚才正在做当天的功课，故此耽搁了一会。朱载上没想到名满天下的东坡竟然还要做功课，便好奇地探问其内容。东坡说是手抄《汉书》。朱载上说像东坡这样的天才，读书过目不忘，哪里还用抄书？东坡笑着摇头，说他已是第三遍抄《汉书》了。他介绍其抄书的方法是，第一遍每一段落取三字为题，第二次取两字为题，如今则取一字为题。东坡还让朱载上任意从书架上取下一册《汉书》，随意翻开一页，举出该段中的一个字，东坡便接着此字倒背如流。朱载上钦佩不已，他后来教训其子朱新仲说：“东坡尚且如此刻苦，你这种中等天资的人岂能不下苦功！”东坡向来留意经学，他对王安石的三经新义非常不满，如今摆脱了公务的烦扰，便动手撰写《论语说》、《易传》等著作。元丰五年（1082），东坡写完了《论语说》五卷，装订成册后寄给文彦博，托他保管书稿。《易传》本是苏洵未及完成的遗稿，东坡认为《易经》本是一部忧患之书，如今身在忧患之中，正好可以动手续写《易传》，但是全书要到十八年后南迁儋州时方才定稿。
　　

　　由于东坡在黄州时不敢多作诗文，便把兴趣转移到填词和书画上来。东坡以前也喜爱书画，只是时间有限，不能多作。如今谪居多暇，前来求字求画的人又多，东坡几乎每天都要挥毫泼墨，如今留传世间的东坡墨迹，以写于黄州的为最多。东坡还慷慨地把书画作品随意赠人，在东坡写于黄州时期的书信中，涉及赠书赠画的不胜枚举。家住武昌的王齐愈有一个儿子名叫王禹锡，他酷爱东坡的书法，由于东坡常到王家作客，王禹锡是个年轻人不知顾忌，便任意向东坡乞求墨宝。三年下来，他居然积储了两大箱的东坡墨迹。后来王禹锡要到汴京进太学读书，临行前把收藏东坡墨迹的两口箱子牢牢地锁好，再交给父亲保管，弄得王齐愈哭笑不得。东坡在黄州饱看了风雨晦明中竹丛树林的各种姿态，他的画技有了长足的进步，笔下的枯木、竹石深得自然之趣。有一天东坡渡江到王齐愈家作客，乘着酒兴挥毫画竹数幅。有人问他为何画中之竹如此清瘦，东坡作词回答说：“记得小轩岑寂夜，廊下，月和疏影上东墙。”原来他是参照着月光下的竹影作画的，难怪一枝一叶无不栩栩如生。当然，东坡笔下那些挺拔瘦劲的竹子和夭矫盘曲的枯木其实是自我人格的外化，这正是文人画最宝贵的内在精神。
　　东坡在黄州写信告诉老友王巩：“文字与诗，皆不复作。”他没有提到词，是否偶然的疏忽呢？不是的，东坡在黄州作文作诗都比较少，只有词的数量不减反增。东坡一生中写诗的时间长达三十九年，平均每年作诗超过六十首。东坡一生中写词的时间有三十二年，平均每年作词不足十首。他在黄州生活了四年零三个月，平均每年作诗不足四十三首，低于一生的平均数。但此期每年所作的词却多达十九首，远高于一生的平均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东坡在黄州所写的七十九首词中，名篇之多，远非其他时期可比，黄州堪称东坡词创作的巅峰时期。由于词在当时人的眼里只是遣情娱兴的小道，它不会包含什么政治内涵或重大意义，所以乌台诗案中受到追查的作品全都是诗文，即使是刻意要对东坡文字吹毛求疵的御史们也没有从东坡的词作中去寻找什么罪证。这样，当东坡怀着忧谗畏讥的心情来到黄州后，词就成为他抒情述志的最佳文体了。元丰五年（1082）三月，东坡前往蕲水访友，在途中夜饮酒家，醉后踏着月光走到一条溪桥上，酒力发作，就在桥畔倒头便睡。次日清晨醒来，在桥柱上题了《西江月》一首：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        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东坡到达蕲水以后，与友人同游清泉寺，发现一条清澈见底的兰溪竟然向西而流，不由得联想起那有名的古诗“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又想起白居易的诗句“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时没”，便写了一首《浣溪沙》：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                白发唱黄鸡！
　　这两首词的内容和主题都是很适宜用诗来表达的，东坡却以词代诗，这分明是别有用心的文体选择。当然，这也说明东坡在任何环境中都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情，诗也好，词也好，只是他倾吐心声的不同文学样式而已。
　　东坡在黄州一住五年，但他始终是朝野注目的人物。元丰六年（1083）四月，曾巩逝世。恰巧东坡这年春天害了红眼病，已有一个多月闭门不出，于是人们纷纷相传东坡与曾巩同日而死。消息传到汴京，神宗向正在身边的蒲宗孟打听，蒲说外面是有这个传说，但不知真假。正要吃饭的神宗放下饭碗，连声叹息说：“人才难得，人才难得！”后来得知消息不确，神宗便有起用东坡之意。次年正月，神宗亲书手札：“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并下诏改授东坡汝州团练副使，也就是让东坡“量移”得离汴京近一些，这是将要起用东坡的一个信号。三月初，东坡接到朝廷的告命，这意味他要离开居住五年的黄州了。消息传开，人们纷纷为东坡饯行，前来求字求画的人更是络绎不绝，东坡一一应承，忙得不亦乐乎。借住了四年的临皋亭和借种的荒地当然要归还给官府，东坡自己建造的雪堂则留给好学的潘大临、大观兄弟居住。东坡又委托潘丙照看乳母任采莲的坟墓，让那位慈祥的老人安宁地长眠于此。四月上旬的一天，东坡率领全家离开黄州前往武昌。他们在茫茫夜色中渡过长江，突然，从江北的黄州城传来了隐隐的鼓角之声，这声响夹杂在澎湃的江涛声中，显得格外悲壮，但在东坡耳中，这熟悉的鼓角声是多么亲切！黄州，这座早被东坡认作第二故乡的小山城，它在东坡的人生历程中是多么重要的一座里程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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