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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國良
歷史有很多巧合，每個巧合總給人留下很多話題。盛唐之詩，李白與杜甫堪稱代表，他們二人交誼甚篤，相互以詩奉贈，留下了千古佳話。說到盛唐氣象，杜甫與顏真卿也是同樣繞不過的兩個人物，一個以詩驚人，一個則以書法傳世。
顏真卿出生於公元709年，比杜甫大三歲，他們的青少年時代正逢開元盛世。顏真卿三歲喪父，靠母親和舅父撫養；杜甫幼而喪母，父親在外任小官，從小寄居洛陽，靠姑母撫養。二人幼時失去親人，缺少關愛，心靈受到創傷。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他們肯定比幸福的孩子早熟，而且自立自強，考取功名的心態更為急切。況且二人家庭缺少支柱，可能為了保護自己或贏得別人的重視，所以多次在詩詞或碑文中提及他們曾經顯赫的家世，更重要的是二人也同時鑄就了孤傲的性格，這為後來的擦肩而過埋下了伏筆。當時的大唐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國，國力強盛，百姓安定。顏真卿長在首都長安，杜甫則寄居東都洛陽，兩個城市都是大都市。在大都市尤其是文化大都市成長，眼光自然與眾不同，氣概自然不同凡響，因此他們二人後來創作的書法和詩詞分別代表了那個時代，這與幼時的成長經歷不無關係。
顏真卿十三歲（721）因舅父去世，去蘇州投靠外祖父，開始南下遊歷，五十年之後重遊故地，仍然作詩不忘舊境：『中嶺分雙樹，回巒絕四鄰。窺臨江海接，崇飾四時新。』杜甫在二十歲（731）因探訪姑父叔父，也開始漫遊吳越，第一站便是顏真卿到達過的蘇州，晚年也作詩回憶吳越之行：『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南北差別不是短時間旅遊能夠感受到的，只有長時間切身經歷了才深有體會。北的厚重，南的清柔；北的粗獷，南的溫雅；北的淳樸，南的世俗……感受到南北差別對人來說肯定是一次洗禮，因為那是文化的新世界，這為後來二人的詩風和書風奠定了基礎，在雄壯厚重之餘補充了十足的細膩輕柔。他們在科舉之前的經歷竟如此相似，令人驚訝。
正在杜甫忘情吳越的時候，二十五歲（733）的顏真卿返回長安並通過了國子監考試，第二年（734）參加尚書省考試，登甲科及進士第，賞識他的人是孫逖，後來顏真卿以門生自稱。下一年，二十四歲的杜甫也返回洛陽參加進士科考，不第，主考人正是賞識顏真卿的座主孫逖，可能這件命運攸關的大事在杜甫的心中產生了陰影和不滿，杜甫與顏真卿因為同一個主考的賞識與不賞識從而成為不同線路上的兩人，他們的政治歸屬或許有了不同，朝廷內外的身份亦有差別，這也成為了二人遇而不識的客觀原因之一。從此以後，他們倆的命運產生了巨大的差異，走向了同一個開始的不同結局。及第後的顏真卿在身份等同的進士中廣泛交遊，參加宴會，拜見宰相，顯然春風得意；而落第後的杜甫北游齊趙，結交的卻是蘇預、李白、高適等一些懷才不遇的失意文人。此後的顏真卿任校書郎，又經座主孫逖做媒，與大家族韋家結親，從此也為其步入仕途奠定了基礎，後來任縣尉，遷監察御史，性格剛直，恪盡職守，不畏權貴，敢於鬥爭，但也不善變通，眼裡容不了有悖皇權禮儀的半點沙子，成了朝綱的忠實維護者，也因為這種個性受到了排擠，被貶平原太守。而杜甫則在齊趙期間登泰山上東蒙，呼鷹逐兔，馳騁遊獵。
安史之亂前，二人擁有共同的朋友：高適和岑參。杜甫與高適齊趙相識，後在梁宋相知，在成都時曾經互訪，又成至交；天寶十年（751）杜甫與岑參兄弟同游陂，第二年與高適和岑參等人同游慈恩寺，安史亂前想看望岑參卻因天氣未成行而寄詩表思念，之後又舉薦岑參，二人亦乃深交。而此前顏真卿與高適早年即有交往，常以詩詞奉答，後來為高自編詩集作序，出守平原第二年收到高祝賀政績的詩；顏真卿與岑參也結有深厚友誼，出使隴西時，岑作詩相送，出守平原時，岑亦作詩相贈，稱顏為兄並給予厚望。可以想見，他們隔着共同的朋友，而且在顏真卿出守平原前與杜甫同在長安，那麼肯定互有所聞，可唯獨沒有交往，一則顏真卿官位並不高，難以給杜甫實現理想的空間，杜甫當然無意主動巴結顏；二則顏真卿並沒有引人注目的文才，未免被自負才華滿腹的杜甫瞧不起；三則顏真卿身居廟堂，有更多的優越感，自然無意與無功無業的杜甫扯上關係，早期的顏真卿並非性情中人，是盛唐氣象和顏家儒風培養出來的儒家子弟。這些便成了他們二人交往的心理障礙。還有一個問題，杜甫可能因為朋友高適在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幕府任職，他於天寶十一年（752）獻詩干謁哥舒翰，顯然寄希望於得到哥的引薦；而顏真卿在天寶八年（749）任殿中侍御史時曾彈劾哥舒翰上朝時倨功自傲、喧譁無度造成隔閡，二人對同一地方大員的不同態度，也為二人的交往造成了屏障，成為了二人遇而不識的原因之一。
就在這些平靜的歲月中，他們都艱苦地在各自的路上奔波着，不知不覺便熬到了安史之亂（755），此時的顏真卿四十七歲，杜甫四十四歲。
亂世出英雄，也許正是安史之亂成就了杜顏二人，成全了杜的詩史，成全了顏的忠烈。和平年代成全順士，戰爭年代成全鬥士。和平年代冤枉鬥士，戰爭年代埋沒順士。如果沒有安史之亂，杜甫可能依然是蜷居長安，奉諂獻媚，詩酒訟苦的失意文人；而顏可能淪落為橫招排擠，漸離行政，本分無為的庸官。在動亂中，他們二人分別成了鬥士，僅僅是表現方式不同而已。一個是對外兵馬相接，一個是心靈孤苦掙扎，二人成了兩極，而最終卻殊途同『歸』。
安史之亂中的顏真卿失去了多數至親，也與兒子顏顧分散；而杜甫則被叛軍所俘，離妻別子，小兒子又餓死家中。兩人歷經了人世間的悲苦，經歷着亂世的磨難，應該說他們二人更有共同的語言，有更多交往的理由，而事實卻與我們期待的不同。在動亂中，顏真卿據守平原敵後抗爭，艱難折回長安後被封為憲部（即刑部）尚書，為緊接着的杜顏相遇創造了條件。杜甫則東奔西逃，隻身『麻鞋見天子』，終於被封了從八品的左拾遺。而此刻在鳳翔，二人同時捲入了房g事件。杜甫布衣之交房g因宮廷之爭被人誣陷而罷相，杜甫則不顧措辭近於迂誕上書肅宗搭救房g，為二人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會面鋪就了道路，而會面卻令人尷尬和痛心不已。顏真卿作為三司之一的憲部代表與韋陟等三人作為主審法官審問杜甫，差點讓杜甫掉了性命。在審問過程中，杜顏二人一個是囚徒命在旦夕，一個則是法官大權在握，審判過程不得而知。從文獻可以看出，顏真卿既沒有反對審判杜甫，也沒有上書釋放杜甫，更沒有對杜甫添名加罪，似無所表示。可以想見，顏真卿面對自己朋友的朋友，面對小官杜甫敢於直書上諫解救賢相時的忠誠，面對杜甫不顧一切解救朋友時的真誠，內心不可能沒有掙扎，也許通過再三權衡杜甫與個人利益，再三權衡杜甫事件的涉及面與自身利益的關係，加之顏真卿一生對皇帝唯謹唯慎，而杜甫措辭嚴厲與皇帝抗爭的態度也許並不為顏真卿所贊同，所以顏真卿做出的決定乃利益與個性使然，理所當然。與顏態度不同的是，御史大夫韋陟卻冒死上書解救杜甫，加之曾被顏真卿保薦入朝位至宰相的張鎬奮不顧身疏救，杜甫才倖免一死。此刻韋御史和張宰相的義勇之舉給杜甫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從杜甫後期對恩人的懷念詩詞中可見一斑），而顏真卿的無為表現與杜甫的艱難赦免，可能給杜甫留下了深深的傷痕，兩人即使見面也會萬分尷尬，自然不會有所交往，更不會贈詩互頌。
之後杜甫與顏真卿均屢遭貶謫，生活拮据，困苦萬分。杜甫被貶華州、行洛陽、旅秦州、出劍門、歸成都，在此間完成了一系列著名代表作，並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藝觀；而顏真卿貶鳳翔、同州、蒲州、饒州，遷N州，回京城，又因為宮廷矛盾於上元元年（760）被貶為蓬州（今四川儀隴）長史。顏在此任上為杜甫曾經干謁過的被後人詬罵的鮮于仲通立碑，兩人在同一個歷史人物上又扯上了關係，杜顏二人也因此同時被後人評說。而此時的顏真卿、杜甫、高適同在四川，高杜二人既有互訪亦有酬唱，而顏與高卻無甚交往，更不用說與杜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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