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玄同的【詩】學研究

  : 章　原

　　錢玄同（1887－1939），初名夏，後改名玄同。他在近現代學術上主要以小學名，是著名的現代語言文字學家。
　　在古史辨學者中，錢玄同是核心人物之一。他與胡適一起誘掖顧頡剛走上了疑古辨偽的學術道路。顧頡剛回憶道：『我和胡適、錢玄同等經常討論如何審理古史和古書中的真偽問題。』『我的【古史辨】的指導思想，……從近的來說則是受了胡適、錢玄同二人的啟發和幫助。』顧頡剛提出的著名的『層累地造成地古史觀』學說就是與錢玄同的信中最先提出來的。
　　對於錢玄同，顧頡剛極爲客氣，待以半師之禮，自認爲受錢玄同影響極深。他在給錢玄同的信中說：『我的舊學的功夫極淺，即有所見，從不敢告人。此信隨便說了一些，正因先生誘掖之勤，所以放大了膽。務請先生正其誤謬。』
　　除了曾經去日本留學外，錢玄同在求學經歷上也曾有過與顧頡剛類似的轉變。錢玄同出身經學世家，10歲時就已經讀完六經與【說文】。1908年，錢玄同師從章太炎受音韻訓詁之學，比較系統地開始學習古文學派的學說。但是錢玄同的性格相當桀驁不馴，他親耳聽到章太炎對於今文學派的猛烈抨擊，於是起了好奇之心，加之他拜師之前曾閱讀過今文學的著作，於是便再一次找來細讀，但是『再取劉書細讀，終不敢苟同太炎師之說』。他的學術立場隨之發生變化，『從1909年至1917年，頗宗今文家言』，[JP2]並在1911年，拜今文學學者崔適爲師。雖然錢玄同自稱爲今文學派，不過，他實際上也不是純粹的經今文家，據顧頡剛的回憶，『錢玄同一身受了章太炎和崔適兩人相反的思想的影響，於今、古文家都不滿意，他常對我說這兩派對於整理古籍不實事求是，都犯了從主觀成見出發的錯誤』。顧頡剛認爲錢玄同是超脫今古文兩派的，這也是後世大多數學者的看法。[JP]
　　錢玄同學術駁雜，主要集中在經學領域，【詩經】是他重視的學科之一。錢玄同【詩經】學研究大致在兩方面，一是他在論述經學總體的看法時，包括了對於【詩經】的觀點；另一方面則是他專論【詩經】的文字。雖然沒有專門的【詩經】學著作，但是他在【詩】學方面的見解之大膽與激進在當時可謂獨樹一幟。錢玄同是一個充滿了矛盾的人物，一方面，他具有很深的古學造詣，錢玄同出生在經學世家，從小受過嚴格的傳統學術教育，舊學功底深厚，在文字音韻方面造詣很深；另一方面，他又是反古最爲激烈的人物，屬於激進文化代表人物。爲了表示疑古的決心，他將自己名字改成了『疑古玄同』，在【古史辨】第一冊目錄中有顧頡剛特別寫的【附記】：『玄同先生於十四年八月中廢錢姓而以疑古玄同爲名，故目錄中亦隨了改題，先後不復一樣。』
　　在錢玄同的【詩經】學研究中，這兩方面都體現得十分明顯，一方面體現在他對於傳統【詩】學的猛烈抨擊；另一方面則是他用習慣的小學來對【詩經】中的具體問題進行分析。
　　錢玄同對於【詩經】的定位非常明確，認爲是一部文學書，他認爲：『【詩經】只是一部最古老的總集，與【文選】、【花間集】、【太平樂府】等書性質全同，與什麼「聖經」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聖經」這樣東西，壓根兒就是沒有的），這書的編纂和孔老頭兒也全不相干。不過他老人家曾經讀過它罷了。』
　　對於【詩經】的研究，錢玄同主張：『【詩】是一部最古的總集。其中小部分是西周底詩，大部分是東周底詩。』『研究【詩經】，只應該從文章上去體會出某詩是講的什麼。至於拿什麼「刺某王」、「美某公」、「后妃之德」、「文王之化」等等話頭，即使讓一百步，說作詩者確有此等言外之意，但作者既未明明白白地告訴咱們，咱們也只好闕而不講；況且這些言外之意，和藝術底本身無關，盡可不去理會它。』
　　在這種認識下，他對於傳統【詩經】學給予了強烈抨擊也就不足爲奇了，因此傳統的【詩經】學路子恰恰是把【詩經】看作『聖經』的，並系之以『美』、『刺』的。錢玄同將毛公、鄭玄稱爲『毛學究、鄭犬子』，他們對於【詩經】的箋注在錢玄同看來都是『文理不通』。對於歷史上傳統學者所做的【詩】學工作，都被錢玄同痛貶，他在給顧頡剛的信中希望顧頡剛能夠將【詩經】好好整理，『救【詩】於漢宋腐儒之手，剝下它喬裝的聖賢面具，歸還它原來的文學真相。』
　　另一方面，在【詩】學研究中，錢玄同不自覺地運用他豐富的小學知識。顧頡剛在公開發表的【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中提到：『【商頌】，據王靜安先生的考定，是西周中葉宋人所做。』據此，顧頡剛以爲『這時對於禹的觀念是一個神』。錢玄同雖然對於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地古史觀』極爲讚賞，認爲『真是精當絕倫』，但是對於王國維對【商頌】的考定頗不以爲然，他在答書中對此做了辯駁：『王靜安說【商頌】是西周中葉宋國人底作品，此說我不以爲然。』【商頌】的時代，歷來便有爭議，主要有三種觀點，古文學派主張是商代作品，三家詩派則主張是宋國大夫正考父所作，還有一種觀點認爲是宋代作品，但否認作者是正考父，代表者就是王國維。
　　錢玄同反對王國維的觀點，他批駁的角度是認爲王氏所舉『證據是不能成立的』：
　　他說【魯頌】襲【商頌】之爲『灼然事實』，大概是根據【法言】『公子奚斯嘗矽正考甫』矣一語，所以他斷定【魯頌】『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是擬【商頌】『陟彼景山，松柏丸丸』。但揚雄這種話實在沒有做證據的價值。其他什麼『同爲列國』，什麼『同用天子之禮樂』，什麼『時代較近』，更是臆測無據之談。蓋王氏雖不信衛【序】，但極信【國語】『正考父校【商頌】於周太師』之說。我卻以爲【國語】這句話也不可輕信，因爲用了『太師』和『校』這些字樣，很有漢朝人的色彩。
　　我們可以看出『疑古辨偽』色彩對於錢玄同的影響，因爲在錢玄同看來，【法言】、【國語】之類的書的真偽、年代都存在問題，那麼很自然地，用這些『偽書』中的材料作證據也就很難成立了。錢玄同不僅破，而且有『立』，他贊同【史記】之說，認爲【商頌】是宋襄公時的詩：『因爲【商頌】中誇大之語甚多，極與【魯頌】相像，魏源【詩古微】因【魯頌•NFC24９】有「荊舒是懲」及【商┧•殷武】有「奮伐荊楚」之語，說「召陵之師，爲中夏攘楚第一舉，故魯僖宋襄歸侈厥績，各作頌詩，薦爲之宗廟」。其說似乎有理。還有一層，【商頌】文筆非常之暢達，實在不像東周以前底作品。』
　　對於【詩經】的編輯成書，錢玄同認爲：『什麼人輯集的，當然無可考徵了。』在具體的編輯年代上，錢玄同與顧頡剛也有不同的觀點，顧頡剛認爲『【詩經】的輯集必在孔子之後，孟子之前。』錢玄同在給顧頡剛的信中表達了他的不同意見：
　　至於輯集的時代，我卻以爲在孔丘以前，孔丘說『詩三百』、『誦詩三百』，則他所見的已是編成的本子了。先生說，『詩經的輯集必在孔子以後，孟子以前』，引今本無『素以爲絢兮』一句，又無『唐棣之華』全首爲輯集於【論語】之後之證，我看似未必然。子夏所問並非【碩人】之詩，【碩人】第二章句句都是描寫莊姜底身體之美，末了決不能有『素以爲絢兮』一句。這一定是別一首詩，但『巧笑』二句與『碩人』偶同罷了。
　　錢玄同、胡適同樣都對顧頡剛產生了重要影響，不過與胡適不同的是，錢玄同一直在堅持自己的觀點，沒有大的變動。錢玄同也是古史辨學者中最具『派別意識』的一人，他在行文中屢屢將自己與顧頡剛等同道稱爲『我們』，以與辯論對手相區別，並且在辯論中毫不保留地對顧頡剛表示支持，例如在顧頡剛的觀點遭到胡堇人與劉呸嫉姆炊允保錢玄同立刻寫文對顧頡剛表示聲援，錢玄同表示：『他們辯駁的問題，我暫時不加入討論，因爲我對於這些問題還未曾仔細研究，雖然我是很贊同顧君的意見的。』當與顧頡剛有觀點衝突時，則儘量曲筆道出，例如我們所列舉他對於王國維的【商頌】年代的不同，而王國維的觀點是顧頡剛所贊同的，並且是支持顧頡剛的一個證據。所以錢玄同在表達自己的觀點之後，特意提到：
　　我這意見，雖與王氏不同，然對於先生『商族認禹下凡的天神，周族認禹爲最古的人王（有天神性的）』這個意見並無衝突，而且我這種講法，與先生所說『可見【生民】是西周作品，在【長發】之前，還不曾有禹一個觀念』的話尤覺契合。
　　從總體來看，錢玄同的【詩經】學研究雖然沒有專著，但是零星的表述中有不少自己的觀點，其中不乏精彩之處。但是他對於傳統【詩經】學的批駁過於嚴厲，其中不少過火之處，例如認爲『六經的大部分固無信史的價值，亦無哲理政論的價值』，對於古代的文化一概抹殺，這種態度是不足取的。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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