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牘類文體

  : 吳承學　劉湘蘭

　　在交通不便利的古代，書牘是人們交流信息時用得最廣的文體。如【後漢書・蔡邕傳】曰：『相見無期，唯是書疏，可以當面。』江南有古諺語云：『尺牘書疏，千裏面目也。』形象地說明了書牘文體的重要性。
　　先秦時期，制度疏闊，君臣之間往來的文書，統稱為『書』。至秦漢時，國家典章制度趨於嚴密，君告臣的文書稱為『詔令』，臣言於君則屬於『奏議』，唯有同輩平行交往的文書，才依然稱為『書』。如吳訥【文章辨體・書】曰：『近世臣僚上書，名為表奏；唯朋舊之間，則曰書而已。』劉師培【〖文章學史〗序】認為『有由下告上之詞，則為奏疏；有同輩相告之詞，則為書啟尺牘。』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也說：『書牘類，同輩相告者。』可見，書牘類文體主要指稱那些平行公文或同輩之間往來的書信。
　　前人對此類文體有『書記』、『書說』、『書牘』等提法，其內涵略有不同。劉勰【文心雕龍・書記】曰：『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札雜名，古今多品。』其涉及的文體有書、奏記、奏箋、譜、籍、簿、錄、方、術、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疏、關、刺、解、牒、狀、列、辭、諺共二十七種之多。姚鼐將此類文體稱為『書說類』。其【古文辭類纂】認為戰國士大夫的當面遊說論辯之辭與書信上的文辭具有相同性質，因此他將那些遊說之辭也納入此類，與『書』體並行。姚鼐的這個觀點值得商榷。嚴格來說，遊說文辭是一種口頭表達，且帶有明顯論辯性質，歸入『論說類』更為合理。如劉勰【文心雕龍・論說】、郝經【續後漢書・文藝】、吳訥【文章辨體】、黃佐【六藝流別】等文體著作都將戰國策士的遊說之辭作為『說』體的重要組成部分，與『論』並行。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也將『說』體排除，突出具有私函性質的書信體和公牘文書，稱為『書牘類』文，並將此類文章分為書、啟、移、牘、簡、刀筆、帖等文體。清末吳曾祺的【文體芻言】對書牘類文體的界定沿襲曾氏之例，不過他對書牘類文體分目更為細緻，列有書、上書、簡、札、帖、子、奏記、狀、箋、啟、親書、移、揭等，約為十四種。今擇其要者略述於下。
　　
　　書
　　
　　自漢代開始，書具有比較具體的文體意義，但是其內涵很豐富。揚雄【法言・對作】說：『夫上書謂之奏，奏記轉易其名謂之書』，說明漢時作為上行公文的奏記也可稱書。『書』更多是指親朋舊友之間往復的信函，此類文體又有許多別名，如尺牘、啟、簡、箋、札等。
　　關於書的起源，有幾種不同的說法。任P【文章緣起】認為書始於司馬遷的【報任少卿書】。郝經據【左傳】記載，魯成公七年，楚國的子重、子反殺死了申公巫臣的族人，巫臣從晉國寫了一封書信給子重與子反，文曰：『爾以讒慝貪笆戮，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認為巫臣之書才是『書』的起源（【郝氏續後漢書】卷六六）；王之績【鐵立文起】則認為古人通書，當始於魯文公十七年，鄭子家寫的【與趙宣子書】。
　　各家觀點角度有所不同：任P【文章緣起】是從秦漢以來書信代表作的角度來舉例的，而郝經和王之績則是談文體的起源。鄭子家的【與趙宣子書】雖然已有書信體的特點，但具有更多的公函性質；而巫臣的『遺二子書』內容只涉及個人恩怨，反映了巫臣對『二子』的痛恨之情和必置之死地的決心，更符合私函的特點。另外，由於漢代公文制度的完善，公私文翰的文體性質得到進一步確認。人們對不同文體之間的差異也有較準確的認識，『書』自然也更鮮明地突出了其作為私函的性質。此時期，書作為個人感情交流，互通音訊的工具，得到了大量運用，出現了不少名篇佳制，如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李陵【答蘇武書】、楊惲【報孫會宗書】、馬援【誡兄子嚴敦書】等，無不寫得情文並茂。可以說，漢代是私家書信開始興盛的時期。
　　作為古代最常用的交流思想，傳達感情的工具，書是涉及社會生活面最廣的一種文體。在敘寒暄，通訊問的基本功能下，一切關於社會政治、道德倫理、文學藝術，再到個人遭際、山水風物等話題無一不可以入書。由於書具有個人化、隱秘性的特點，作者在寫書信時，往往能暢所欲言，直抒胸臆，不拘繩墨。如劉勰所云，書可以『舒布其言』，『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郁，陶托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文心雕龍・書記】）。而且只要盡言，書的篇幅可長可短，形式上可駢可散。『縱而縱之，數千言不見其多；斂而斂之，一二語不見其少』（孫梅【四六叢話】）。因此書往往能表現作者的真性情，反映社會的真面貌，更兼許多書信寫得辭采斐然，使書具有很高的藝術性和史料價值。如韓愈的【答李翊書】，對後輩好學之士循循善誘，歷敘自己平生為學之方，層層深入，行文酣暢淋漓。而且韓愈在信中提出了『唯陳言之務去』，『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等著名的文學創作理論，其文學史料價值不言而喻。再如王安石的【答司馬諫議書】、蘇洵的【上歐陽內翰書】、蘇軾的【答李端叔書】等等，無一不是中國古代文章中的佳構。總之，書信是用得最廣的一種文體，代有佳篇，是中國古代文章學史上重要的組成部分。
　　古時書信除實用性外，還出現了一些變體，如『擬書』。王之績【鐵立文起】對此有所論述，他說：
　　諸書記外，又有所謂擬書，謂擬古人而代為之。如坡公【擬孫權答曹操】是也。或遺或復，亦各不同。而王兗州又有【遺亡友宗子相書】，晁道元至為箋以與天，則尤橫甚。嗟夫，文人之鋒固無所不至也。往聞米襄陽以書抵蔡魯公，至言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於行間，此又書中之奇之奇者。時米方流落，而韻勝如此，古人胸次不凡，於此可見。以顛目之，不知子都之姣，惜哉。王之績認為吳訥與徐師曾對書牘體的論述雖然已經很詳細，但未能盡『書』體之變。在古代詩歌之中，代言之體由來已久。但『擬書』又有所不同，其對象純粹虛擬，可以寫給古人、亡友，也可以寫給天公，如早在晉代，就有劉謐之【與天公箋】，後代有蘇東坡【擬孫權答曹操】、王世貞【遺亡友宗子相書】等。這類『書』其實已經是一種純粹的用於抒情言志的文學創作了，而非實用性的信函意義。
　　
　　尺牘、簡
　　
　　【說文】云：『牘，書版也。』【釋名・釋書契】云：『牘，睦也。手執之以進見，所以為恭睦也。』二書所說的牘即指『尺牘』，是古代作為書寫工具的木版，當時的牘通常長一尺，因而名之。
　　『尺牘』一詞最早見於【史記・扁鵲倉公列傳】，司馬遷在記載緹縈救父的故事時，在傳記正文提到緹縈『上書』皇帝，在傳贊中則說：『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可見緹縈是用尺牘作為書寫工具來上書皇帝的。再如【漢書・匈奴傳】記載：『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云雲。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倨驁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雲。』此段史料對尺牘的運用、文字以及尺牘的大小都有言及。所謂『尺一牘』、『尺二寸牘』即是長一尺一寸或一尺二寸的木牘。可見，漢代尺牘作為一種書寫工具，其使用範圍較廣，普通臣民上書皇帝可用尺牘，兩國之間的外交辭令也可用尺牘。此時尺牘的概念更多是指書寫工具的實物形態，文體意義不明顯。
　　後漢時，尺牘開始作為文體名而存在。據【後漢書・齊武王演傳附北海靜王興傳】記載，劉睦擅長作文，當世以為楷模。在其臨終之前，漢明帝還令其做『草書尺牘十首』。這裏所指稱的尺牘，不是指長一尺的木牘，而是指某種『文』，具有文體意義。但是劉睦寫的尺牘到底是什麼性質的文字，由於文獻所限，不可得知。
　　

　　大約到南朝時，人們開始用尺牘指代書信。劉勰【文心雕龍・書記】在評論歷代書信之後，云：『至如陳遵占辭，百封各意；禰衡代書，親疏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可見，劉勰所說的尺牘即是書信之統稱。這個概念在後世一直沿用，尤其是明清以來，坊間出現大量標明『尺牘』的書信選本，如【秋水軒尺牘】【雪鴻軒尺犢】等，都是當時的流行讀物。
　　在造紙術還沒有出現之前，人們的書寫工具除了木牘之外，還可用竹簡。蘇鶚引【急就篇】曰：『以竹為書箋，謂之簡』，其又引用劉熙【釋名】云：『簡者，編也，可編錄記事而已。』又曰：『簡者，略也，言竹牒之單者，將以簡略其事，蓋平板之類耳。』高承引【錦帶前書】云：『書版曰牘，書竹曰簡。』時日既久，簡也從書寫材料演化為文體名稱，成為書信的一種形式。後世人們將『簡』與『書』並稱，如魏禧認為『簡與書一也』；吳曾祺也說：『古者書簡併稱，故書籍之類可以謂之簡，書信之類亦得謂之簡。』『簡』或作『柬』。由於『簡』比較簡略隨意，所以徐師曾認為『簡用散文』，但這種情況也並非絕對。
　　文體意義上的簡與尺牘完全相同，王之績曰『簡即尺牘』，來裕恂云：『牘，即簡也。』或者直接將二者連用，呼為『簡牘』。楊慎【丹鉛余錄續錄】卷十一『簡牘』條認為古代簡牘是『古人與朋儕往來，以漆版代書帖。又苦其露泄，遂作二版相合，以片紙封其際，故曰簡版，或雲赤牘。』
　　自六朝以來，尺牘、簡與書可以通稱，但若嚴格辨體，當簡牘與『書』並稱時，兩者還是有所區別的。古時史官大事書於策，小事載之簡牘。作為書信體意義的簡牘也繼承了這個特點。一般而言，簡牘的篇章較『書』短小。唐代歐陽詹【送張尚書書】曰：『以尚書山容海納，則自斷於胸襟矣，豈在攸攸八行尺牘進退於人乎？』所謂『八行尺牘』，自然為短章小書。魏禧認為簡牘與書信的主要區別在於繁簡大小的不同，相對書而言，尺牘往往是『寥寥數言，情致足錄』的短章。（【魏叔子文集】）吳曾祺也認為二者之間的區別在於『書則長短並宜，簡則零篇寸楮為多。』另有一些文學總集，不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選文的具體操作上都認為簡牘最主要的特點為行文簡略，篇制短小。如【文體明辨序說】云：『簡者，略也，言陳其大略也，或曰手簡，或曰小簡，或曰尺牘，皆簡略之稱也。』賀復征【文章辨體匯選・尺牘一】也持同樣看法，他說：『尺牘者，約情愫於尺幅之中，亦簡略之稱也。』【文章辨體匯選】既選『書』，又選『尺牘』，而所選尺牘絕大部分是數十字或百餘字的短章，所涉及的內容多為日常生活中的小事，譬如山水花月、飲酒期約、饋贈問候等瑣細之事，很少涉及一些社會政治或學術倫理方面的大問題。如歐陽修【滁上與梅聖俞書】，雖題為『書』，而賀復征乃收在尺牘類中。此類尺牘，文字明白曉暢，風格清新自然，是不可多得的精緻美文。
　　在古代人際交往中，尺牘是最能暢所欲言的書面表現形式。人們在寫尺牘時，可以隨意抒寫，不受拘束，往往能表露作者最真實的思想感情。如明代王思任在【陳學士尺牘引】中所言：『有期期乞乞，舌短心長，不能言而言之以尺牘者；有朊撩粒睽違匆遽，不得言而言之以尺牘者；有几几格格，意銳面難，不可以言而言之以尺牘者。』正因為如此，古代出現了許多文辭優美，意境空靈，文學價值頗高的尺牘美文。特別是唐代以後，簡牘更是得到士人們的重視。尺牘不僅是實用性的書信文體，也成為士人展示文采的重要文體之一。據宋代朱弁【曲洧舊聞】記載，歐陽修雖作『一二十字小簡，亦必屬稿。其不輕易如此。然今集中所見，乃明白平易，反若未嘗經意者，而自然爾雅，非常人所及。東坡大抵相類，初不過為文采也。至黃魯直，始專集取古人才語以敘事，雖造次間，必期於工，遂以名家。二十年前，士大夫翕然效之，至有不治他事而專為之者，亦各一時所尚而已』。文名之盛如歐陽修、蘇東坡者，都能如此慎重對待尺牘的寫作。黃庭堅更是成為當時的尺牘名家。更有一些文人不治他事而專寫尺牘，說明尺牘的文學審美價值得到了當時社會的普遍認同。其重要性不容忽視。
　　
　　啟文
　　
　　在古代文體分類學上，啟有兩種不同的表現形態。一種是專用於向天子或太子進言的啟文，習稱奏啟。行文首稱『臣某啟』，文末曰『臣某謹啟』，屬於奏議類，為上行文書；另一種是臣民朋舊之間交往時使用的書信，文首稱『某啟』，文末稱『某謹啟』，屬於書牘類，為平行文書。
　　劉熙【釋名・釋書契】云：『啟，亦詣也，以告語官司所至詣也。』可知東漢時已有啟文。啟文在西晉時才開始盛行，【文章緣起】認為『晉吏部郎山濤作【選啟】』，為啟文之始。山濤【選啟】又名『啟事』，是山濤向晉武帝推薦選拔人才的文書，屬於上行公文。據劉勰【文心雕龍・奏啟】云：『自晉來盛啟，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之別干。』可見六朝時期的啟文兼有奏、表的功能與特性，既能陳政言事，又可讓爵謝恩，是由表、奏衍生的支流。作為奏啟的啟文在後代一直得沿用，但是後代奏啟不用於天子。如唐代尚書省上行文書有六，其四曰啟，只用於上書皇太子。（【舊唐書】卷四三【職官志】）直至明代，上書皇太子或王侯，仍稱『啟本』，（【明史】卷七十三【職官志】）清時猶在使用。此類啟文屬於奏議類文體。
　　自唐宋以來，朋友之間平行交往的私函，也可稱啟。孫梅【四六叢話】認為『表以明君臣之誼，書以見朋友之』，而啟的特點則是『若乃敬謹之忱，視表為不足；明慎之旨，侔書為有餘』，說明啟的性質介於表、書之間。作為書牘體的啟文，其用頗廣，如四庫館臣所云：『至宋，而歲時通侯、仕宦、遷除、吉凶、慶弔，無一事不用啟，無一人不用啟，其啟必以四六。』（【四庫全書總目・四六標準】提要）而且啟的應用越來越生活化與平民化，主要體現在啟常用於民間求婚、議親、送定等場合，以示莊重之意，如蘇軾有【與邁求親啟】：
　　裏\之游，篤於早歲；交朋之分，重以世姻。某長子邁，天資樸魯，近憑遊藝之師傳。賢小娘子，姆訓夙成，遠有萬石之家法。聊申不腆之幣，願結無窮之歡。蘇軾又有【答求親啟】等啟文，王十朋有【代人送定啟】等。此類啟文都以四六行文，文辭典雅莊重，實用性強。由於『世俗施於尊者，多用儷語以為恭』，自宋以來，啟基本上全用駢文來書寫。王世貞【觚不觚錄】記載自宋以來，諸公卿往返，俱作四六啟，然辭旨卑冗諂諛，讓人生厭。孫梅也說：『是以駢儷之文，其盛也，啟之為用最多；其衰也，啟之為弊差廣。』說明啟文的寫作與駢體文的興衰關係密切。
　　【宋文鑒】既收『書』，又收『啟』，可見在宋人眼中，『書』與『啟』是有明顯差異的。【宋文鑒】所收的啟，形式上則較『書』簡短，且皆用駢體。內容上特別重視慶賀與致謝，婚嫁大事也用啟。總之，書、啟雖同用於私人之間，但『啟』較之『書』，更為正式和鄭重，好像是私人之間的『公文』。
　　作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人際交往的工具，古人對於書牘的書寫十分重視。由於書牘運用範圍相當廣泛，各種場合下使用的書牘文，其用語、格式都有不同的程序和要求。在古代禮制規範下，針對不同對象、場合使用的書牘文，形成了相應的寫作格式或行文規範。於是，出現了一些專門供人們撰寫書牘時使用的參考指導用書，即『書儀』。如【隋書・經籍志】『史部・儀注』著錄有：【內外書儀】、【書儀】、【書筆儀】、【吉書儀】、【書儀疏】、【婦人書儀】、【僧家書儀】等九部書儀，涉及到婦女、僧家、吉書（即用於婚嫁方面的書牘）。另外，敦煌遺書中存有許多書儀，宋代司馬光也有【書儀】十卷，對各種私書、家書的行文格式有詳細記載。可見在古代，書牘文體的書寫受到士族階層與平民百姓的共同重視。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