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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 武王伐紂史實補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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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世 發表於 2011-12-21 10:30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來源: 中國經濟史論壇
【14】唐蘭:【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陝西扶風新出牆盤銘文解釋】,【文物】1978年第3期;陝西周原考古隊、尹盛平主編:【西周微氏家族青銅器群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l992年。


    【15】徐中舒:【西周牆盤銘文箋釋】,【西周微氏家族青銅器群研究】。


    【16】劉士莪、尹盛平:【微氏家族青銅器群研究】,【西周微氏家族青銅器群研究】。


    【17】黃盛璋:【西周微家族窖藏銅器群初步研究】,【西周微氏家族青銅器群研究】。


    【18】張淑一:【先秦姓氏制度考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2―114頁。


    【19】劉士莪、尹盛平:【微氏家族青銅器群研究】,【西周微氏家族青銅器群研究】,第65頁。


    【20】【集成】16,10324,16.10325;9.4681,3.972,3.973;3.516,3.
517,3.518,3.519。微氏的取得,依據的當是亡國之胤以故國為氏的命氏原則,顧炎武說:『古人之氏或以諡,或以字,或以官,或以邑,無以國為氏者。其出奔他國,然後以本國為氏。敬仲奔齊,而為陳氏是也。其他若鄭丹、宋朝、楚建、\甲之類,皆是也。不然,則亡國之遺胤也。』【日知錄集釋】,長沙,嶽麓書社,1994年,第807頁。以故國為氏的亡國之胤,其先祖應當是故國國君之公室成員.而不可能僅僅是一個普通的居住者。微氏家族的命氏方式屬於以國為氏,因此微應當是史牆先祖的領地。


    【21】何景成:【商末周初的舉族研究】,【考古】2008年第11期。


    【22】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修訂本),第283頁。


    【23】陳全方等:【西周甲文注】,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年。第34頁。


    【24】班固著、顏師古註:【漢書】,第1316頁。


    【25】孔穎達:【尚書正義】,【十三經註疏】(上),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0年,第187頁。


    【26】寶雞市考古隊等:【陝西扶風縣新發現一批西周青銅器】,【考古與文物】2007年第4期。


    【27】朱鳳瀚:【商周青銅器銘文中的複合氏名】,【南開學報】1983年第3期;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高家堡戈國墓】,西安,三秦出版社,l995年,第113―142頁。


    【28】朱風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修訂本),第90一95、269頁。


    【29】陳賢芬:【父癸尊與子尊】,【文物】1986年第1期。


    【30】各家觀點,讀者可以參見李伯謙先生的【冀族族系考】(【考古與文物】1987年第1期)與何景成先生的【商末周初的舉族研究】兩篇論文。


    【31】這兩個家族的器物,除了西土之外,還出土於今河南洛陽、北京琉璃河、山東費縣等地。可以參見朱風瀚先生的【商周青銅器銘文中的複合氏名】與何景成先生的【商末周初的舉族研究】兩篇論文。


    【32】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克殷第三十六】,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年,第53頁。


    【33】楊善群:【西周對待殷民政策縷析】,【人文雜誌】1984年第5期;呂文郁:【西周王畿殷遺民考略】,陝西省歷史博物館編:【西周史論文集】(下),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l993年;李宏、孫英民:【從周初青銅器看殷商遺民的流遷】,【史學月刊】1999年第6期。


    【34】許倬云:【西周史】,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第118頁。


    【35】裘錫圭:【史牆盤銘解釋】,【西周微氏家族青銅器群研究】。


    【36】可參見孫詒讓【古籀餘論】,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25頁;於省吾:【關於『天亡簋』銘文的幾點論證】,【考古】1960年第8期;楊向奎:【太公望與〖天亡簋〗】,【楊向奎學術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白川靜和殷滌非二位學者分別主張銘文中的『王』是康王與昭王,其出發點是將『丕克乞[迄]衣[殷]王祀』中的『乞』隸定為『王』,而且以『丕克王衣』為句。實際上該銘中的『乞』字為『兩等劃之間一小橫劃』(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武王銅器・天亡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3―6頁),與『王』字有別。錯誤隸釋導致了錯誤觀點。二位學者觀點請參見孫稚雛【天亡簋銘文匯釋】,【古文字研究】第3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最近李學勤先生撰文【『天亡』簋試釋及有關推測】(【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4期),認為作器者不是『天亡』,而是一位名叫『退』的朝中樂官。與以往學者觀點不同,特此說明。


    【37】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武王銅器・天亡簋】;黃盛璋:【大豐簋銘製作的時代、地點與史實】,【歷史研究】1960年第6期。


    【38】蔡運章:【周初金文與武王定都洛邑――兼論武王伐紂的往返日程問題】;林V:【天亡簋『王祀於天室』新解】,【史學集刊】1993年第3期。


    【39】孫詒讓:【古籀餘論】,第25頁;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142、235頁;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第l2頁。按:李學勤最近發表的【『天亡』簋試釋及有關推測】贊同陳夢家等學者對『天室』是祀天明堂的解釋.這既是對20世紀五六十年代觀點的回歸,也是學術界對該問題研究的最新進展。


    【40】劉曉東:【天亡簋與武王東土度邑】,【考古與文物】1987年第1期。


    【41】司馬遷:【史記】,第l30頁。


    【42】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4冊,第1246頁。


    【43】司馬貞:【史記索隱】,【史記】,第l30頁。


    【44】蔡運章:【周初金文與武王定都洛邑――兼論武王伐紂的往返日程問題】;林V:【天亡簋『王祀於天室』新解】。


    【45】『王凡三方』之『三』,依據的是陳夢家、楊樹達、唐蘭、楊向奎、張亞初等學者的隸釋。但於省吾先生卻說:『銘文「三」字下又適有一畫的空隙,是否四字之泐,疑未能決,存以待考。』林V先生則徑將該字隸作『四』,認為『「凡於四方」,是四望山川』。筆者以為:林先生將天亡簋與【度邑】聯繫起來,解決了二者所載為同一史實的問題,值得肯定,但在這一點上卻未能將二者的聯繫貫徹到底,忽略了〖度邑)所載武王講話是說自己站在太室之上向南、北、西三個方向瞻望,因此林先生將『三』隸作『四』缺乏理據。上述學者的觀點可以參見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武王銅器・天亡簋】;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增訂本),第142、235頁;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第11―12頁;楊向奎:【太公望與〖天亡簋〗】;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81頁;於省吾:【關於『天亡簋』銘文的幾點論證】;林V:【天亡簋『王祀於天室』新解】。


    【46】劉曉東:【天亡簋與武王東土度邑】;林V:【天亡簋『王祀於天室』新解】。林V先生雖然將『三』隸作『四』缺乏理據,但贊同劉曉東先生的『凡』為望祭山川的觀點,並且有所發揮,故於此處並置。『王凡三方』,鄔可晶先生認為應當是『王封四方』,是武王登臨太室之前分封諸侯,也就是【世俘】記載的武王在辛亥、壬子進行的『正國伯』、『正邦君』。鄔先生的主張以揭示『王凡四方』與『王祀於天室』的矛盾為前提,理由是武王望祭山川、封禪祭天的過程與後世先封禪後望祭的封禪典禮程序相背。見氏著【天亡簋所見周初禮制考實】,【禮學與中國傳統文化――慶祝沈文倬先生九十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其實,天亡簋銘是『王凡三方』,不是『王凡四方』,是度邑而不僅是望祭山川。先度邑,然後以度邑等事告天,順理成章,不必再牽扯武王分封諸侯的問題。


    【47】林V:【天亡簋『王祀於天室』新解】。


    【48】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武王銅器・天亡簋】。


    【49】林V:【天亡簋『王祀於天室』新解】。


    【50】林V:【天亡簋『王祀於天室』新解】;蔡運章:【周初金文與武王定都洛邑――兼論武王伐紂的往返日程問題】;鄔可晶:【天亡簋所見周初禮制考實】。


    【51】蔡運章:【周初金文與武王定都洛邑――兼論武王伐紂的往返日程問題】。


    【52】顧頡剛:【〖逸周書・世俘篇〗校注、寫定與評論】。

   
    【53】趙光賢:【說〖逸周書・世俘〗篇並擬武王伐紂日程表】;李學勤:【〖世俘〗篇研究】。


    【54】趙光賢:【說〖逸周書・世俘〗篇並擬武王伐紂日程表】;李學勤:【〖世俘〗篇研究】;羅琨:【從〖世俘〗探索武王伐商日譜】。


    【55】本文對曆日干支之間相隔天數的計算,包括了起始日與終結日,依據的是西周時人的計算方法。比如【世俘】之『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於周』;『若翌日辛亥,祀於位,用龠於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其中『越六日庚戌』的『六日』包括了乙巳與庚戌;『越五日乙卯』的『五日』,包括了辛亥與乙卯。


    【56】於省吾:【利簋銘文考釋】,【文物】1977年第8期。


    【57】李學勤先生說:『版方鼎說:「王賓文武帝乙肜日,自闌惶」,事後又說「王返自闌」,可知這次祭祀不在闌地。據後崗鼎銘,闌有大室,而肜日祀典並未在那裏舉行,不難推想,帝辛是前往其父宗廟親行典禮。這便表明,闌這個地方距帝乙宗廟(即周原卜甲的「文武帝乙宗」)不遠。才能於當日之內往返……不少學者讀「闌」為管,認為即今鄭州,我也曾從其說,現在考慮,恐未必是。』見氏著【試論新出現的版方鼎和榮仲方鼎】,【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鑑於商末周祭制度、宗廟制度等問題的某些細節尚有不詳之處,據版方鼎所識闌之地望還有或然性,本文對於闌的隸釋仍然採用了目前多數學者已經接受了的於省吾先生的觀點。


    【58】高亨:【周代大武樂考釋】,【文史述林】,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王玉哲:【周代〖大武〗樂章的來源和章次問題】,【古史集林】,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下),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995頁。


    【59】林V:【天亡簋『王祀於天室』新解】。


    【60】劉起舒:【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3冊,第1431、1456頁。


    【61】王暉:【周武王東都選址考辨】,【古文字與商周史新證】,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62】朱風瀚:【〖召誥〗、〖洛誥〗、何尊與成周】,【歷史研究】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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