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變革』論的由來與發展（4）

  來源: 中國經濟史論壇

錢穆先生說：『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體可稱為古代中國，宋以後，乃為後代中國。秦前，乃封建貴族社會。東漢以下，士族門第興起。魏晉南北朝定於隋唐，皆屬門第社會，可稱為是古代變相的貴族社會。宋以下，始是純粹的平民社會。除蒙古滿州異族入主，為特權階級外，其升入政治上層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無古代封建貴族及門第傳統的遺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22]他在1942年出版的【中國文化史導論】一書中，更是將中國歷史劃分為三個時期：『先秦以上可說是第一期，秦漢、隋唐是第二期，以下宋、元、明、清四代，是第三期。』並稱：第三期『可說是中國的近代史』[23]


    傅樂成在【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中論述了唐朝與宋朝學術文化的不同『大體說來，唐代文化以接受外來文化為主，其文化精神及動態是複雜而進取的，』『唐代文化，上承魏晉南北朝。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文化對唐代文化直接發生影響的重要因素，不外三端；即老莊思想、佛教、和胡人習俗。其中後兩種因素自外族傳入，而且是經歷數百年的流播而形成的。唐代對這三種文化因素的承襲，也以後兩種為主，在有唐三百年的大半時間中，它們是文化的主流，造成唐代文化的異彩特色。至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儒學，從魏晉開始，即受這三種文化因素的壓制，日漸衰微，在唐代大半時間的情形，仍是如此。直到唐代後期，儒學始開啟復興的機運，』『在當時並沒有多大作用。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諸家，已趨融合，漸成一統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學的產生，其文化精神及動態亦轉趨單純與收斂。南宋時，道統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強固，其排拒外來文化的成見，也日益加深。宋代對外交通，甚為發達，但其各項學術，都不脫中國本位文化的範圍；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幾達停滯狀態。這是中國本位文化建立後的最顯著的現象，也是宋型文化與唐型文化最大的不同點』。[24]


    幾位前賢雖然沒有從歷史分期的角度劃分唐宋時代的社會變遷，但他們從不同角度敏銳的觀察到唐宋之際顯著的社會變化。


    二、日、美『唐宋變革』論的提出與發展


    如前揭，雖然20世紀初期中國歷史教科書按西方歷史分期法劃分中國歷史發展脈絡，主要受日本桑原騭藏的影響，但是桑原騭藏對唐宋歷史並沒有給以特別的關注，或者說沒有把唐宋之際發生的巨大變化作為中國歷史劃時代的重要性來看待。因而從歷史分期的角度，日本的另外一位學者內藤虎次郎提出宋代是中國近世開端的假說，對20世紀國際宋史研究產生十分巨大的影響。內藤虎次郎，號湖南，1866-1934）。日本秋田縣人，40歲以前從事新聞記者工作，1907年以後轉任京都大學教授、學術帶頭人，是日本中國學京都學派的創始人。


    過去一般以為內滕湖南是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25]首次提出唐宋變革論；實際上根據內藤的長子內藤干吉的考證，內藤的唐宋變革和宋代近世說最早形諸文字是在1909年，見於內藤1909年講授中國近世史的講義的緒言:『近世史應從什麼時代開始，當說是宋代以後。』[26]。其後在1914年出版的【支那論】、1920年講授【中國近世史】的講義、1922年發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逐步系統闡述了他的宋代近世說。[27]


    內藤湖南認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質上有顯著差異。唐代是中世紀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他的這種新觀點是建立在新的歷史分期方法基礎之上的。他說『由於過去的歷史家大多以朝代區劃時代，所以唐宋和元明清等都成為通用語，但從學術上來說這樣的區劃法有更改的必要。不過，為了便於討論，在這裡暫且按照普通的歷史區劃法，使用唐宋時代一詞，嘗試綜合說明從中世轉移到近世的變化情形』。內藤湖南先生所說的『從學術上』重新劃分中國從中世轉移到近世的變化，實際上即是受了歐洲人的傳統分期法的影響，即所謂『西洋史上古，中古，近代的正統分期法，是文藝復興時代的產物』。而日本史學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對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一直墨守着『三分法』即分為『古代』、『中世』及『近世』（或稱為『上古』、『中古』及『近代』）三段。內藤湖南對中國歷史的時代劃分是『上古（至後漢中葉）；中世（中古，從五胡十六國至唐中葉）；近世（前期：宋元；後期：明清）。內藤湖南認為唐宋變革或者說是從中世向近世的轉移，應根據『貴族政治的衰頹和獨裁的興起』這一點，而從貴族政治進入君主獨裁政治則是任何國家都能看到的自然順序，是世界史的普遍現象。在中國唐宋時期『貴族的失勢的結果，使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較為接近，任何人要擔任高職，亦不能靠世襲的特權，而是由天子的權力來決定和任命』，『君主在中世雖然居於代表貴族的位置，但到了近世貴族沒落，君主再不是貴族團體的私有物，他直接而對臣民，是他們的公有物』，『與此同時，人民的地位亦有顯著變化。中國本來不是以法治國，不承認人民的權力，但近世人民的地位和財產私有權，與貴族政治時代大異其趣。貴族時代，人民在整體貴族眼中視若奴隸，隋唐時代開始，人民從貴族手中得到解放』；『中國雖然完全不承認人民的參政權，但貴族階級消滅後，君主和人民直接相對，亦是進入近世政治以後的事情』，具體的說『唐代租庸調製，意味着人民向政府納地租，服力役和提供生產成果。唐代中葉開始，這個制度自然崩壞，改為兩稅制，人民從束縛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到了宋代經王安石的新法，人民擁有土地所有權的意義更加確實』，『另一方面，君主和人民中間等級的官吏亦改為選舉』，『官吏從君主獨裁時代的配合庶民方式變為容許機會均等』。朋黨的性質亦有所改變『唐代朋黨以貴族為主，專事權力鬥爭，宋代朋黨則明顯地反映了當時政治上的不同主義』；經濟亦有顯著變化，唐宋之交為實物經濟之終結，貨幣經濟之開始。『學術文藝的性質亦有明顯變化，經學由重師法、疏不破注變為疑古，以已意解經；文學由注重形式的四六體演變為自由表現的散文體，詩、詞、曲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轉為自己發揮，總而言之，貴族式的文學一變而為庶民式的文學，音樂、藝術等亦莫不如此。[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