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的中國學術史研究(1)

  來源: 中華文史網

一、著作概介
　　【清代學術概論】一書重在『論』,致力於對學術發展演變過程進行考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重在『史』,廣徵博引,描述各個學術派別的開創人物。這兩部是學術思想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力作,與其他史著相比,都是注重於對一代學術的貫通考察,都重視對各派學術的社會文化和學術思潮背景的分析,都擴大了學術的研究範圍。
　　【中國歷史研究法】分爲六章:1.史的意義及其範圍;2.過去之中國史學界;3.史之改造;4.說史料;5.史料之搜集與鑑別;6.史跡之論次。其中在說史料一章中將史料分爲文字記錄和文字記錄以外的史料兩大類,之下又細分爲12小類,相比過去已是十分完美。在史料之搜集與鑑別一章中,梁啓超結合自身的治學經驗,提出辨偽書的『十二條公例』,構建了一整套自己的史學理論方法體系,吸收傳統史學的精華,利用西方進化論來批判舊史學的弊端。不僅倡導了宏觀上的史界革命,還對具體的技術問題作出了闡述。此書倡導客觀態度和經世致用的精神,歸納出了一整套比較科學的研究史料和編纂史書的方法。
　　【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一書分爲總論和分論兩部分,總論分爲三章:1.史的目的;2.史家的四長;3.五種專史(人的專史、事的專史、文物的專史、地方的專史、斷代的專史)。分論是該書最重要的分量所在,詳細論證了五種專史的寫作方法。其中有一節專門講『史學史的做法』,這是具有開先河意義的。
　　【新史學】喊出了『史學革命』的口號,從理論上論證史學革命的必要性,系統提出了新史學的理論,得到了章太炎、朱希祖、何炳松等一批人的呼應。另外,還從歷史主體、歷史服務對象、歷史理想三方面歸納了對傳統史學的批判。
　　二、清代學術史研究的不朽之作――【清代學術概論】
　　1891年康有爲在廣州創辦了萬木草堂,爲學生講『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得失,取萬國以比例推斷之』。作爲康有爲得意門生的梁啓超受其影響,很早便重視學術源流的研究。1902年,梁啓超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將數千年的學術思想分成七個時代:一、春秋以前爲胚胎時代;二、春秋末及戰國是全盛時代;三、儒學統一時代,即兩漢;四、老學時代,即魏晉;五、南北朝、唐之佛學時代;六、宋、元、明之儒學佛學混合時代;七、近二百五十年來的衰落時代;八、復興時代,今日是也。對於每個時代,他都總結出各自的特點,分析產生這些特點的原因以及對於後世的影響。這對於當時的學術界無疑是產生了巨大影響的。胡適就曾在【四十自述》裡評價說:『這是第一次用歷史眼光來整理中國舊學術思想,第一次給我們一個「學術史」的見解。』這篇文章爲梁啓超日後撰寫【清代學術概論】奠定了非常堅實的基礎。
　　1902年梁啓超受邀爲蔣方震所著【歐洲文藝復興史】作序。梁啓超早就認爲清代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於是有意將之與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作比,相爲印證,汲取其長,以資借鑑。脫稿之後,曾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蛻變】爲題發表,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定名爲【清代學術概論】。
　　此書共33節,前3節總論時代思潮及清代思潮,指出『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則其「思」必有相當之價值;而又適合於其時代之要求者也。凡「時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時代,必文化昂進之時代也。其在我國自秦以後,卻能成爲時代思潮者,則漢之經學,隋唐之佛學,宋及明之理學,清之考證學,四者而已。』『而「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簡單言之:則對於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而以「復古」爲其職志者也;其動機及其內容,皆與歐洲之「文藝復興」絕相類;而歐洲當「文藝復興期」經過以後所發生之新影響,則我國今日正見端焉。』梁啓超對思潮及清代思潮作了簡單的解釋和評價,顯然對清代思潮的評價比較高,滿懷希望和憧憬。梁啓超將清代學術分爲四個時期:一是啟蒙期。二是全盛時期。三是蛻分期。四是衰落期。梁啓超所作的四個分期其實正代表了清代思潮的四個復古階段。從復宋之古,對於王學而得解放;到復漢唐之古,對於程朱而得解放;再到復西漢之古,對於許鄭而得解放;最後推至復先秦之古,對於一切傳注而得解放。貫穿始終,使各個時期能步步得解放的,實爲科學的研究精神。清學雖然進入衰落期,但如果可以把這種科學的研究精神應用於其它領域,其他事業,令其發揮效用,那麼清學的靈魂也就不會滅亡了,而且必將造福於社會。
　　總論之後各章節爲分論,展開對每個時期不同流派加以詳盡的介紹論述。
　　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梁啓超主要以時代爲經線,以學派、學者爲緯線,對於清代二百多年的學術加以全景式的論述,脈絡清晰,詳實豐富,涉及到清代幾乎所有重要的學者和著作。從內容上看,包括了經學、史學、小學、金石學、校勘學、輯佚學、佛學、地理學、文學、哲學等各個方面,廣泛充分至極。僅以短短6萬餘字就勾畫出了清代學術發展的大致經由,不僅羅列出歷史事實,而且試圖從理論上加以解釋,梁啓超的概括能力、文字功底不言而喻。另外,在論述中還非常注意理清學者的思想淵源和闡釋各種思想對後世後代學者的影響。若非有了成熟的思考、深入的研究、創新的魄力和對傳統史學真切的同情理解,是不可能做出此種良著的。這本書在近代學術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
　　三、對於新史學的倡導
　　梁啓超非常看重歷史學的作用,他說:『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就是說歷史學可以幫助國民鑑往知來,成爲激勵愛國心的源泉,並可促進國民團結和社會進步。歐洲各國民族主義思想發達,就得益於史學。中國雖然號稱史學發達,但實際上,傳統史學卻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這就要求對於舊史學進行徹底改造。『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爲大。』
　　對於傳統史學的批判,梁啓超的認識有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
　　1896年,梁啓超就根據當時政治改良的需要,希望借史書使讀者知道『二千年政治沿革,何者爲行孔子之制,何者爲非孔子之制』,『歷代制度皆爲保王一家而設,非爲保天下而設,與孔孟之義大悖』,『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爲中國致弱之根源』,『讀史以政爲重,俗次之,事爲輕』。他認識到傳統史學傳史以帝王將相爲主體而將民間之事排斥在史書之外,很少考慮芸芸眾生之事,而且都是爲朝廷爲君臣而作,而非爲國民而作。
　　第二年,梁啓超將歷史著作分爲君史、國史和民史三種,他認爲西方各國民史興盛,而中國傳統史學所載若非君史即是國史,總是在中國歷史過程中找出一個王朝作爲某一歷史階段的核心,並以此來評判歷史人物的是非功過,其實質是君權至上,這樣的史學根本不能滿足時代要求,不能反映社會群體對自然和人類社會自身的改造過程以及社會群體智慧和道德的進步狀況,缺乏一種感染國民的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顯然,他對於中國封建舊史學之體例、內容、功用都流露出不滿之意。
　　1901年,梁啓超在日本接觸到更多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後,對舊史學的缺陷看得更深入一些。他認爲中國傳統史學『不過記載事實』,而不能說明其中的因果關係;所敘述的不過是『人間一二有權利者興亡隆替之事』,僅是一人一家的譜牒;雖爲政治史,卻僅記一姓之勢力圈,『不足以爲政治之真相』。舊史學敘事籠統,不能歸納出歷史事實的演變規則,不能反映歷史進化的規律。那麼就需要新史家能夠獨具慧眼,善於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發掘新史料,從中找到歷史演變的主要線索,並且廣泛吸收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其他相關社會學科乃至自然學科的成就與方法,研究歷史專題,從而全面揭示歷史發展的根本大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