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耶秦簡與秦地方官制(1)

  來源: 中華文史網

  1975年，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的出土，掀起了一個秦史研究的高潮，並且隨着青川秦木牘、龍崗秦簡的陸續發現，呈現出不斷升溫的趨勢。特別是2002年4 月於湖南龍山里耶古城一號井（JI）挖掘出的里耶秦簡更是推動了這一形勢的發展（註：參見【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漢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文物】於2003年第1期）和【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1期）。本文所用里耶秦簡材料皆出於上述文章。）。這批秦簡總數在三萬六千枚左右，時間斷限大約在秦王政二十五年至二世元年，簡牘性質屬於秦地方政府檔案文書，內容包括政令，各級政府之間的往來公文，司法文書，吏員簿，物資登記和轉運，里程書。當數以千萬計的秦簡集中出土的消息傳出後，引起學界廣泛關注，真可譽為『中國學術界的重大收穫』。目前，已有學者對先期披露的簡牘分別從年代歷朔、官府文書、地理和事例等多方面進行了深入細緻的研究[1]。由這批先期發表的材料來看，里耶秦簡中含有大量有關於秦地方職官、政治制度的內容，這些內容無疑是研究秦地方官制難得的第一手材料，有着重要的參考價值。本文結合里耶秦簡的材料，擬對這批新出土材料和秦地方官制中的某些具體問題，以及這批簡牘對秦地方官制研究的意義與作用談談個人看法，不當之處在所難免，敬請專家學者批評指正。


    隨着對里耶秦簡研究的不斷深入，某些看似已經解決的問題，還需要重新考慮。如里耶秦簡為何出於井中的問題，依據【文物】2003年第1期的發掘報告所言， 『其簡牘的埋藏應是秦末動亂之時，政務不修，以致隨意棄置於水井之中。』發掘簡報認為出於井中只是當時政府隨意棄置的無意識行為。但從里耶秦簡的出土情況看，對此解釋存在着另一種可能，即處簡牘於井中是當時秦地方官署對移棄n文書的處置手段，是官方有意識的行為。王獻唐先生曾根據臨淄漢代遺址出土西漢封泥及其窖穴情況，對移棄文書檔案有如下看法：


    1.出土封泥皆火燒，所出窖穴均有灰土，間雜焚燒後殘餘的檢片，由此可知『西漢―代綿歷歲時，庫藏文書勢難永久積存，疑如後世官署之制，歷若干時即焚毀一次』。


    2.需要棄毀的文書簡牘數量很多，繁重不便於搬運，不可能運到很遠的地方焚毀，焚毀文檔之地必在文書檔案庫附近。


    3.文書檔案的棄毀方式各地不同，大致有焚燒瘞埋和棄藏於某一地方兩種，關中、巴蜀、臨淄等地皆有封泥出土，即是因為此數處官府當時採用火焚文書簡牘於窖穴並予掩埋的方式。


    4.文書檔案的棄毀方式亦因時異。以齊故城為例，秦代官署所在遺有封泥，西漢官署所在也遺有封泥，而東漢以後則無。這是因為秦、西漢時採用焚燒埋土的方法，而東漢則不用此法[2](p.67)。
    王獻唐先生的論斷無疑是正確的。而從里耶秦簡來看，在發掘簡報的圖版九中，有一枚編號為J1⑧133的殘簡明顯有焚燒過的痕跡，這種簡很可能不在少數。由於里耶秦古城的發掘工作沒有進行全面的揭發，城內的遺址區尚不清楚，目前還無法測量J1與城內官署遺址的具體距離，但J1在城址之內是明確的。說明J1與城內官署檔案庫的距離一定不遠。關於簡牘在井中的層位問題，據簡報來看，簡牘並不是按公文書寫年代的先後投入井中的。但有一點是需要關注的，即簡牘的各層位有着不連續性，並層位之間多隔有其他物品層，如瓦礫或生活垃圾等。這也可說明簡牘並不一次性投入井中。其他秦漢簡牘也是如此。甲渠候官文書檔案即是定期棄毀，棄毀之處距候官的塢門30米，離候官官署很近，棄毀文書檔案形成的堆積夾雜大量的柴草、糞便、燒灰、沙石及其他廢棄物，這表明這些過期的文書檔案是與垃圾一起拋棄。


    1979年，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出土了1200餘枚簡牘。其中出土440 余枚簡牘均出於兩灰炕中，簡牘中混有不少人糞，證明灰坑曾作廁所使用[3](p.304)。經胡平生研究認為：『使用簡片或其它物事於出恭後揩拭糞便，以紙張發明與普及之前想必是人類共同採用的方法，』同人類糞便混雜在一起的這些官文書廢簡是被充作『廁簡』的[4](pp.296―297)。


    里耶秦簡的性質被初步定為『官署檔案』。根據水井的位置和井中雜簡而處的廢棄物，以及部分簡牘曾遭焚毀的情況推斷，處簡牘於井中並非是因秦末動亂，政務不修，隨意丟棄的，而是當地官署處理廢棄檔案簡牘的一種手段和方式（註：近期李零先生也提出相類似的看法，他認為古代處理過期檔案的辦法不盡相同，有些是揚棄，即把它們直接扔掉。或是如內地的漢代遺址所出簡牘檔案，是焚毀後挖坑掩埋或直接挖坑掩埋。還有些是投在井裡。參見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三聯書店2004年，7374頁。關於本文中的這個看法，是作者是在2002年底至2003初作碩士論文時，受汪桂海先生【漢代官文書制度】一書啟發而得出的，在此謹以說明。）。長沙走馬樓吳簡也是用此種『窖井』式的方法來處置的[5](p.344)。


    不僅里耶秦簡的研究是一個不斷自我深化的過程，而且根據里耶秦簡還可以糾正以往秦簡研究中的一些錯誤認識。如雲夢秦簡【法律答問】有『發偽書，弗知，貲二甲』的條文，有學者認為即是發出偽造的文書而未察覺者，要罰甲二具。又認為簡文中：『今咸陽發偽傳，弗知，即復封傳它縣，它縣亦傳其縣次，到關而得』，『咸陽及它縣發弗知者當皆貲』。這是說咸陽及其他縣放走了假通行證持有者時，都要受到罰款處分。顯然是將『發』字訓為發送[6]。但以里耶秦簡J1[9]11正為例：


    『已訾責其家，[家]貧弗能人，乃移戍所，報署主責發，敢言之。』里耶秦簡J1[8]156云：


    『四月丙午朔癸丑，遷陵守丞色下少內，謹案致之，書到，言署金布發，它如律令。欣手。』


    可見，根據里耶秦簡中的『發』應訓為打開、開視之意。


    以上情況說明，里耶秦簡的研究才剛剛開始，將來隨着材料的陸續發表，需要在各個領域內從不同角度向縱深發展，而這必將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績。對里耶秦簡的研究，不僅有助於出土文獻的研究和整理，還可以解決歷史研究中長期未得圓滿答案的問題。例如里耶秦簡多是秦地方各級行政機關之間的往來文書，其中便含有大量的有關秦地方官制的材料，所以對里耶秦簡的整理與研究將有力推動秦地方官制的研究。


    秦地方官制奠定了我國秦以後歷代地方官制度的基礎。秦漢以後地方官制開始在政府統治機制中發揮着不容忽視的作用。上層統治者對地方官吏的重要性是有明確認識的，【漢書・循吏傳】記載：


    『（漢宣帝）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裡，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


    而從下層被統治者來說，地方官比中央官更直接，中國古代常把州縣官吏稱為『父母官』，就為此意。如漢代召信臣、杜詩先後為南陽太守，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後漢書・杜詩傳】）王尊『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為民父母……』。（【後漢書・王尊傳】）越是基層官吏，與民眾的關係越親近，所以有『民但聞嗇夫，不聞郡縣』（【後漢書・爰延傳】）的說法。


    雖然地方官制重要如此，但歷來講政治制度鮮涉於此，特別是對秦地方官制多是一筆帶過，往往只是照抄【漢書・百官公卿表】中『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盜賊。』這段文字了事。對秦地方官制甚少關注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秦朝二世而亡，大批的文獻材料毀於戰火，使得秦文獻材料中關於地方官制的史料少之又少，要獲得有價值的材料無疑是大海撈針。二是有關秦地方官制的文獻材料具有地域性、零散性和非固定性的特徵。三是秦地方官制研究起步晚，遠遠落後於其他制度的研究，這就成為秦地方官制研究的巨大障礙。從上個世紀開始，有識之士就對秦地方官制進行堅持不懈地探索，但對秦地方官制的研究仍可以說是基本處於沉寂狀態。而新發現的里耶秦簡將打破這一現狀（註：之所以能突破這一局面，是由於出土文獻在史料性格上與傳統文獻互補。關於史料性格問題，葛志毅先生認為之所以秦簡材料和文獻材料有着顯著不同之處，並可相互補充。是由於傳統文獻材料是由秦的知識分子根據檔案文獻加工整理而成，具有較強的書面色彩，而秦簡是當時的政務檔案文書，是由秦的刀筆小吏寫成，是出於政務需要，所以造成兩種材料的不同。但恰恰是這種不同，使之具有較強的互補性。具體參見葛志毅【讀〖先秦都城復原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1992年11期），里耶秦簡為系統地認識秦地方官制提供了第一手寶貴材料。其意義和價值大致可從兩方面來理解。


    首先，里耶秦簡印證傳統文獻中有關秦地方官制記載的基本正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