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祭祀遺存發現與研究的回顧(1)

  來源: 中華文史網

祭祀活動貫串於中國上古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可以說不了解中國上古的祭祀就無以知曉中國古代社會。而商代上承夏代，下啟周代，在中華文明的形成和發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對考古發現的商代祭祀遺存進行研究，對於把握商文明，甚至中華文明的禮制和特徵具有重要意義。祭祀是和人們的精神信仰密不可分的，它往往藏匿於考古發現的背後，再加以中國考古學建立之後的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考古家們都在構築中國考古學的文化譜系。因此學界對商代祭祀遺存的研究相對薄弱。筆者欲在此對商代祭祀遺存的發現與研究做一回顧，並對存在的問題談些自己的想法，希冀有利於此課題的進一步研究。
    本文所說的商代對應於考古學上晚於二里頭文化四期的商文化二里岡期至殷墟四期。
    　　　　一、商代祭祀遺存的發現與研究概況
    回顧商代祭祀遺存的發現和研究歷程，大致可以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為界，劃分為兩個階段。
    　　(一)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前商代祭祀遺存的發現與研究概況
    20世紀20―30年代在安陽殷墟就發掘到大量的祭祀遺存。主要有小屯乙七建築基址南被石璋如稱作北組、中組墓葬的祭祀坑，小屯丙組基址附近的『墓葬』和有燒燎痕跡的遺蹟等，小屯遺址與甲組、乙組建築基址有關的『基下墓』和『基上墓』，在安陽西北崗王陵區發現的數以千座的『小墓』、以及一些大墓中的祭祀遺存，小屯丙區墓葬附近的祭祀坑。
    但由於戰亂，這些資料沒有得到及時整理，只有少數發掘者對這些遺存進行了初步的探索。如石璋如對小屯乙七建築基址南的北組、中組墓葬、乙組建築基址的『基下墓』和『基上墓』等進行了分析，並引用甲骨卜辭和昆明民俗，提出這些『墓葬』可能與埋祭有關，具體的基下墓『當系奠基的儀式』、基址附近的殺頭葬與房屋的落成有關[1]。
    進入20世紀50年代，大陸的考古工作全面展開，在鄭州商城、殷墟等遺址都有祭祀遺存發現。鄭州商城的主要發現有商城東北隅的社祀遺蹟，南關外鑄銅作坊遺址內與鑄銅祭祀有關的『亂葬坑』、『殉豬坑』等，聚集在二里岡的時令小河旁台地上的12座祭祀坑，鄭州商城內城西牆所開探溝CWT2內的『殉狗坑』，彭公祠門前高地上的3座『殉牛祭祀坑』等[2]。殷墟的主要發現是1950年在西北崗王陵區發掘的25座祭祀坑、後岡祭祀坑、1959年在苗圃北地鑄銅遺址發掘的5座埋有牛或馬的祭祀坑等。此外，在江蘇銅山丘灣發現了社祀遺址。
    但這些祭祀遺存的資料當時多沒發表，對它們的性質多不認識，在一些簡要的報道中，多把它們歸為墓葬，個別雖意識到與祭祀有關，但除了言明與奠基有關的祭祀坑外，多沒有說明祭祀對象或祭祀類別。以研究者關注較多的後岡祭祀坑為例介紹一下這種狀況。
    郭沫若首先對此坑進行了研究，但他認為此坑是個墓葬，圓坑中央側身屈肢葬的一具骨架可能就是墓主，墓主『……或因罪而死，故葬頗簡略，然仍有不少殉葬的奴隸(24人)和殉葬品』[3]。趙佩馨則認為此坑並非獨立的墓葬，而是附屬於大墓或建築物的殉葬坑，埋在坑中的是一隊戍卒和率領他們的首領――戍嗣子[4]。【1958-1959年殷墟發掘簡報】認為此坑是殺殉坑[5]。劉克甫認為此坑的年代當屬周代[6]。
    從20世紀50年代起，台灣學者在整理20～30年代安陽殷墟的發掘資料過程中，對殷墟的祭祀遺存有了進一步的研究。石璋如在【殷墟建築遺存】中說：『這三組墓葬(謝肅按：指小屯乙七基址南的北組、中組和南組墓葬)也可以說是一個較大的結構，很可能代表着軍事的組織』。『如果是在(建築)落成之後埋入的……也可以說為「落成牲」。這個用意固然在慶祝房屋的落成，同時也希望這些武裝的靈魂保護着住在宗廟內的祖宗的靈魂的安全』[7]。石璋如在整理小屯丙組基址發掘資料過程中，提出丙組基址中的『丙一、丙二、丙三、丙四、丙七、丙八、丙十一等基址的一帶，為祭祀區』[8]。
董作賓在【甲骨學五十年】中提出『黃土基址(即小屯乙一基址)，位居中央，附近又有埋豬的遺蹟，似乎是宗廟之一』[9]。董作賓的這種從祭祀遺蹟推測建築性質的研究方法為以後鄒衡在論證二里頭一號宮殿基址是宗廟時所繼承和發展。
    總之，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對商代祭祀遺存的研究尚處於資料積累的階段，對祭祀遺存性質的認識還很模糊。
    進入20世紀70年代，一些重要的發現和一些發掘報告或簡報的發表推動了商代祭祀遺存研究的深入。而這些研究主要體現在祖先祭祀和社祀的研究上。
    關於祖先祭祀遺存的發現，首推殷墟西北崗王陵區祭祀坑的發掘。1976年在這裡發掘191座。1977年又發現120座，1978年發掘了其中的40座。
    1976年的發掘簡報將這次發掘的祭祀坑分作22組，認為同一組是同一次祭祀的遺蹟[10]。發掘者楊錫璋、楊寶成結合甲骨卜辭的研究推定這兩次發掘的祭祀坑和1934年～1935年發掘的一千多個『小墓』中的『相當一部分』都屬於商王室的一個祭祀祖先的公共祭祀場。並推測東西向坑的時代為殷墟二期，南北向坑為殷墟一期。文章還對人殉和人祭進行了區分，提出殉葬主要是同穴，異穴者與它所殉的大墓距離較近，人祭主要是異穴，同穴者少，人祭可以與墓葬同時，也可以是追祭。他們強調用於祭祀的人牲的身份是奴隸。還認為甲骨卜辭和考古發現所反映出殷代用人祭祀日漸減少的現象，是奴隸社會生產和社會發展的結果[11]。
    1976年殷墟王陵區祭祀坑的發掘成果是研究先秦祖先祭祀和墓祭制度的寶貴資料，推動了商代甚至先秦時期墓祭制度的研究，發掘者的研究成果也為以後從事這方面研究的研究者廣泛徵引。
    1971年在殷墟大司空村附近發掘了一座殷代祭祀坑71M14[12]，豐富了與墓地有關的祖先祭祀的資料。但簡報仍然把它定性為『殺殉坑』。
    丘灣遺址的祭祀遺存發現於1965年。發掘簡報只是籠統的認為這是一處可能先後舉行過兩次祭祀的祭祀遺址[13]。簡報發表後，俞偉超從文獻中社有石主、商代和東夷舊地習慣殺人祭社等記載推定丘灣商代祭祀遺址為社祀遺址，並認為其時代相當於大司空四期，在武乙之後；該遺址可能與淮夷有密切關係；丘灣的人祭，『最可能就是商代的「血祭」』[14]。王宇信和陳紹棣更多地從甲骨卜辭出發，論定丘灣祭祀遺址是『大彭奴隸主的一個祭社遺址』，並認為『為了御除睢水的妖神之害，曾在此舉行過御祭』[15]。
    社祀在三代，乃至秦漢以降是社會生活中的重要現象，其所祀之神靈至遲在周代就和宗廟所祀之祖先神成為國家的保護神和象徵。關於它的記載屢屢見於古代文獻，甲骨卜辭中也保留一批關於社祀的資料。丘灣社祀遺址的發掘和認定是首次在考古學上確定古代社祀的遺蹟，極大地推動了古代社祀研究的進程，並為祭祀遺存的研究開拓了思路。
    20世紀70年代初小屯乙七建築基址南的『墓葬』資料全面發表，報告認為北組墓葬『可能是一個告廟獻車的典禮。這個典禮有犧牲，有祭品，先分批的埋入各色人等，最後才把犧牲、祭品及首要的人物一齊埋入』。死者『可能有「求仁而得仁」的志士，可能也有被強迫的弱者』[16]。
    【丙區墓葬】公布了小屯丙區墓地附近的祭祀坑和丙組基址附近的祭祀遺蹟，石璋如提出：丙一、丙二、丙三、丙四基址及其附近祭祀遺蹟或許如【尚書・金滕】所說的『三壇同』[17]。
    除了以上研究成果，燕耘結合甲骨卜辭、傳世文獻和考古發現簡要論述了商代與鑄銅有關的祭祀[18]。
    這一時期的另一重要發現是可能存在墓上建築的婦好墓，婦好墓的發掘引發了20世紀80年代初關於商代是否有墓上建築和墓祭的討論。
    總之，【從商代祭祀坑看商代奴隸社會的人牲】、【銅山丘灣商代社祀遺蹟的推定】、【關於江蘇銅山丘灣商代祭祀遺址】等文章的發表標誌着商代祭祀遺存研究已經作為一個考古學課題提了出來，這些研究成果成了以後研究商代祭祀的基礎。但這些成果也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它們占了較多篇幅去研究商代人牲和人殉，以此來探討商代的階級關係和社會性質。
    　　(二)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商代祭祀遺存的發現與研究概況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新發現的商代祭祀遺存數量大增，分布地區也較廣泛。
    其中新發現的商文化祭祀遺存主要分布在偃師商城、小雙橋、洹北商城和小屯等遺址。1985～1986年在偃師商城五號宮殿基址發現了10個狗坑，六號宮殿基址發現1個狗坑[19]，從而把商代大型建築基址營造過程中的用牲祭祀提早到了商代早期。偃師商城最重要的祭祀遺存位於宮城北部，東西綿延200米。發掘者把它分作A、B、C三區。這是首次在早商宮殿宗廟區集中發現祭祀遺存。在A、B、C區以外也有祭祀坑和祭祀場[20]。從簡要報道中可以看到發掘者對祭祀用牲遺留骨骼和可能用作祭品的植物遺存等儘可能完全地做了收集和鑑定。這些細微而重要的工作必將推動商代祭祀遺存研究的深入，這種發掘方法也當為以後此類遺存的發掘所借鑑。
    小雙橋遺址在曆年發掘中不斷有重要的祭祀遺存發現。其中發表的祭祀遺存有1990年發現的VT189 M1，1995年發現的人祭坑1個、大型牲祭坑2個、牛頭牛角坑13個、狗祭坑1個，1999年～2000年發現的『與夯土建築基址的奠基儀式有關』的4個祭祀坑，商代灰層、夯土層、墊土層及部分灰坑中發現的大批與祭祀有關的人骨架，2個與祭祀有關的叢葬坑，鋪有石板的『可能與燎祭』有關的燒土遺存[21]。
    2001年～2002年在洹北商城1號宮殿基址的庭院內外和基址夯土中發現40餘處祭祀遺存[22]。
    1989年在小屯乙組基址東南約80米處發掘到一組建築基址。其中北排建築基址F1南面墊土下發現10座祭祀坑。發掘者認為這些祭祀坑所反映的殺人祭祀，是在立柱或上梁時進行的。祭祀坑裡的人牲是用來為祖先守衛門戶的[23]。
    2003年在殷墟孝民屯鑄銅遺址發現一些馬坑和豬坑，它們當與鑄銅祭祀有關[24]。
    邢臺葛莊遺址[25] 和垣曲商城也曾發掘到一些祭祀遺存[26]。
    在商文化周邊地區也有祭祀遺存的發現，主要有1986年在三星堆遺址發現的2個祭祀器物坑[27]；1996年～1997年在山東桓台史家發現的岳石文化晚期木構架祭祀器物坑[28]。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對商代祭祀遺存的研究也向深度發展。具體表現在：
    1. 出現了對某一時段祭祀遺存的綜合研究
【論鄭州市小雙橋商代前期祭祀遺址】[29] 和【商代中期祭祀禮儀考】[30] 試圖對小雙橋遺址商代中期的祭祀遺存進行總結。雖然二文在解釋祭祀遺存性質時對文獻的運用有可商之處，但它們(尤其是前文)對商代中期祭祀遺存的研究實有開拓之功。
    馬季凡結合甲骨卜辭中的祭祀信息，對小雙橋遺址的祭祀遺存的類別、用牲法等進行了研究。她還把小雙橋與小屯的廟祭遺存進行了比較，認為商代盛行的以人牲進行廟祭的制度，可以追溯到仲丁時期[31]。
    【殷墟的發現與研究】在相關章節中綜述了殷墟祭祀遺存的發現和研究概況，並對一些祭祀遺蹟提出了看法。【殷墟文化研究】專列【殷墟的祭祀坑】一章對殷墟的祭祀遺存進行了概述。新近出版的【中國考古學(夏商卷)】也列有【祭祀遺存】一小節，對商代祭祀遺存的發現做了簡明扼要的介紹[32]，這也是目前對商代祭祀遺存所做的最全面的總結，尤其是商代後期的祭祀遺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