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行宮制度與宮廷革命(4)

  來源: 中華文史網

四、陳寅恪『玄武門學說』之拓展
　　
　　60多年前，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在其【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書中曾提出過一個著名的論斷，即認為唐代政治革命依其發源根據地之性質可以區別為中央政治革命與地方政治革命兩類，而在安史之亂以前亦即『關中本位政策』未變易以前，政治革命惟有在中央發動者可以成功，但中央政治革命有成功亦有失敗，其關鍵實繫於守衛宮城北門禁軍之手。
　　在其另一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陳寅恪先生又詳引自高祖、太宗至中宗、玄宗的四次中央政治革命俱以玄武門之得失及屯衛北門禁軍之向背為成敗之關鍵為證，對這一論點作了進一步的闡發。陳寅恪先生將唐代都城建置與政治革命聯繫起來考慮，確有高人之處，這種小中見大的治史方法對於後學尤具啟迪作用。援引鄭天挺先生說法而稱陳寅恪先生『是教授的教授』的唐振常先生，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學習筆記】中，導讀【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之『宮城北門(玄武門)系成敗之機』一節時即說：『讀史者應認真學習先生在本節的考證，更應認真學習先生小中見大的治史之法。宮城北門，初視之，似無關宏旨。北門之得失，不過戰爭之失地與得地而已，先生竟以其「小」而做出了關乎政治革命成功與失敗這樣一篇大文章。每見西方漢學家為文，題目與事件往往很小，誠然他們做得很細，有其長處。但是，其結果常是以小見小，而未能見其大。學者欲窺見西方漢學家之以小見大，甚難，甚難。先生在此，做出了典範，詳考宮城北門之建置，小也。詳考之，以歷次政治革命之成敗論證之，乃得其大。這就是大儒與考據的區別。多年來，史學界常說求歷史發展之規律，為文之際，究竟何為規律，還是疑莫能明，從先生的治史，必然有所啟發。』其說誠為中肯之論。實際上，陳寅恪先生的『關中本位政策』理論與其『中央政治革命繫於宮城北門』學說(似可簡稱為『玄武門學說』)，是由表及裏、相互聯繫在一起的兩個大學說，確有啟發學人之處。
　　然而自古學者為文不能無病，對於上述陳氏兩大巨著中的缺陷與問題，史學界也不時地提出質疑，章群先生更指出陳寅恪先生的一些說法『並不盡然』，認為在研究唐朝一代政治格局時最好『能不囿於地域和婚姻關係的成見』。實際上，陳氏的兩大學說確實有言而未盡之處，如他的『關中本位政策』理論素為學界所推重，其間包括兩個要點：其一是統治集團――關隴集團；另一個是核心區――關中，而府兵制又將關中的核心地位很顯着地表現出來；其內容則很廣泛，不僅包括關中物質本位政策，即以關隴為中心的統治集團，以關中為中心的核心區，結合關隴人物與關中核心區之府兵體系，而且包括關中文化本位政策，亦即『就整個關隴本位政策而言，物質是主要的，文化是配合的』。但陳氏的學說側重於政治、社會兩個領域臨界線之研究，學術視角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其說既出，也有不少學者力圖在其史學理論基礎上有所拓展。如許倬雲先生就有進一步發揮，將中國文化(也就是中國歷史現象)分為政治、社會、經濟、意念(即思想)四個範疇，關注的問題不僅涉及官僚制度下君權與士大夫社會勢力的相合或對抗，而且拓展及於市場網、城鄉的整合系統、精耕細作的小農經營、義利之間、五倫與修齊治平的擴散程序、道統與法統等方面。毛漢光先生則指出，『陳寅，恪「關中本位政策」是以關中為核心區，軍府之設立亦以關中居多，所以關中是政治中心、軍事中心，在西魏北周時期，關中亦是宇文氏政權的經濟中心及社會中心，但隋唐是一個統一帝國，「關中本位政策」之下，關中仍然是政治與軍事中心，但是經濟中心、社會中心便不一定是關中了。』當時洛陽是經濟中心，亦是社會中心，『各類中心不在一個焦點上，就可能出現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都城或重心。這種現象在中國中古屢見，如北魏孝文帝將首都自平城南遷洛陽以後，雲、代、並仍然是軍事中心，東魏、北齊以鄴為都，但晉陽是其軍事中心，高氏有三分之二駐晉陽。西魏、北周以長安為都，宇文氏則常以同州(馮翊)為軍事中心，隋唐帝國有長安與洛陽兩都，一度又有北都，五代各王朝亦行多都，然大體上皆以汴梁、洛陽為經濟政治中心，以魏博為軍事中心。』毛氏還以充足的論據證明中古時期核心區核心集團存在轉移現象，這更是對陳氏『關中本位政策』理論之具體拓展。另外，李浩先生則從地域文化之視角，檢討了從魏周到李唐用人制度之嬗變，認為從歷史進程來看，『關中本位政策』經歷了魏晉周迄隋唐的軍事戰爭、建政伊始與和平發展三個時期；從地域角度看，『關中本位政策』在實施過程中經歷魏晉及隋唐統治者囿於關中、併吞山東、飲馬長江淹有天下階段；科舉製作為『關中本位政策』在和平發展時期的替代物與擴充變型，有其歷史必然性。
　　不僅陳氏的『關中本位政策』理論有拓展之可能，而且與之相表裏的『玄武門學說』也有補充、拓展之必要。如孫英剛新近撰文指出，唐朝前期登上皇位的皇帝，基本上是依靠發動『宮廷革命』(引者按：即陳寅恪所說的『中央政治革命』，實際上就是宮廷政變)上台的，唐朝前期圍繞皇位而產生的政治鬥爭，因此也就有了其本身的特點，呈現出『一君兩儲三方』的格局。其中所謂的一『君』是指握有實權的皇帝或太上皇(如先天時期的睿宗)；兩『儲』是指政治集團間分化組合最大的兩個集團，各自擁有一個皇位繼承人選『名義的儲君或潛在的儲君』；三『方』是指兩大集團與握有實權的君主構成三方力量。『在這種格局中，處於繼承方的集團，如果要政變奪權，往往採取兩個行動。第一，控制或殺死在位者；第二，消滅另一繼承人。同時完成兩項任務者，往往成功，如李世民玄武門之變、中宗復位、唐玄宗誅太平公主；而單獨完成一項者，必遭失敗，如李重俊政變、韋後之亂。』這樣，『唐朝前期宮廷革命的行動方向，是在位君主和另一繼承人，而他們的居住地點也就成為重點襲擊對象，這一點在歷次政變中都得到了驗證。』從地理上講，『實際上唐朝前期的這許多政變，除了中宗復位發生在洛陽外，其餘全發生在太極宮。太極宮前地勢的低洼，加上南門有大量南衙衛兵，因此自北門突破居高臨下便成為政變者選擇的方式。玄宗後來搬到地勢更高的大明宮後，便在氣勢下(引者按：下疑當作上)壓倒全城，形勢也為之一變。』這樣的研究分析，比之陳寅恪先生的相關論述更為細膩一些，可稱得上是陳氏『玄武門學說』的有力補充。
　　但如依筆者之看法，唐代都城建置對宮廷政治格局固然頗有影響，但宮廷革命的成敗卻並非只表現在宮城北門的得失這一個方面，作為都城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隋唐時期的帝王行宮也與多起宮廷政變密邇相關。從筆者前文所舉的事例來看，隋文帝仁壽四年(604)仁壽宮之變、隋煬帝大業十四年(618)江都宮之變、唐高祖武德七年(624)仁壽宮之亂，甚至於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649)翠微宮託孤，都是發生在行宮中的。這就說明，隋唐時期的宮廷革命並非只發生在都城之中，若干重要的行宮尤其是避暑行宮，也常常是發動宮廷政變的主要場所。這是與當時的行宮制度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隋及唐初帝王們對不同的行宮有着不同的偏好，但他們對於某些行宮的頻繁臨幸和長時間的駐次，使這些行宮充當着臨時性政治中心的角色，也就是說，客觀上形成了兩個政治中心，一個是都城，另一個是帝王所幸的行宮。帝王們在巡幸行宮期間，固然享受了生理或心理上的快感，但同時也為宮廷政變的發動者提供了絕佳的時機。而諸多例證已充分顯示，在行宮中發動政變的一方要想獲得政變的成功，最為關鍵的因素是對相關行宮的控制。這一觀點，可視為是對陳寅恪『玄武門學說』的一個拓展。  (作者：吳宏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