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冗官太多令宋政府財政不堪重負

  來源: 廣州日報

曾鞏。（資料圖片）

司馬光。（資料圖片）

　　冗官太多令宋政府財政不堪重負 司馬光曾鞏直言濫官之失 洪邁疾呼――
本版文字：鍾葵
冗兵和冗官是宋朝政府始終都解決不了的問題。冗兵的出現源於北宋定都開封。開封位於四戰之地，無險可守，定都開封必須常年駐軍數十萬，連營設衛，以代替山河之險。宋太祖曾想遷都『以去冗兵』，但遭到晉王趙光義和群臣極力反對，不得不放棄遷都計劃。
冗官問題源於宋太祖親自製定的職官制度。爲鞏固皇權，宋太祖採用分散權力的方法，使各個政府機構『上下相維，不得專制』，導致機構設置疊床架屋，官員人數劇增。
從北宋到南宋，冗兵和冗官現象越演越烈。政府因此而積貧積弱，人民更是不堪重負。因冗兵問題非遷都難以解決，當時群臣不敢議論太多。而隨著冗官問題日益嚴重，一些有識之士如司馬光、李承之、曾鞏、洪邁等人深感憂慮，多次上書直言朝廷濫官之失。
司馬光建議革除『推恩制』
北宋中樞本來就機構重複，人浮於事。但北宋統治者並未意識到問題嚴重，還實行推恩制，允許級別較高的官僚推薦數十名親屬當官，朝廷授官越來越濫。
嘉v八年（公元1063年），宋仁宗趙禎逝世，宋英宗趙曙繼位，群臣進賀表。一些地方官趁機派親屬入京求官，朝廷按推恩制一一授以官職。當時任知諫院的司馬光覺得不妥，便上書稱：『竊見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軍事，各遣親屬進賀表至京，朝廷不問官職高下，親屬遠近，一例推恩。此蓋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弊，後來因循不能革正。國家爵祿，本待天下賢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無故受官，誠爲太濫。今縱不能盡罷此等恩澤，其進表人，若五服內親，或乞等第授一官，其無服非親屬者，並量賜金帛罷去，庶幾少救濫官之失。』當時同修起居注鄭獬也提出了類似的意見，他說：『昔真宗初即位，有事於南郊。舊例，群臣皆得遷秩。而真宗以爲僥倖太甚，遂命止加勛階。真宗已嘗革濫賞於南郊之初，則陛下亦宜絕繆恩於登極之後也。』
司馬光和鄭獬的建議都很有道理，但執政者稱已下詔賜官，成命很難收回，便把他們的建議放在一邊。
李承之建議減少閒職人員
宋朝除大量職能部門外，閒職也不少。如京城和其他各路均有宮觀需派人管理。管理宮觀的職位待遇高、事務少，朝廷一般只授予資格老、身體差的官僚。而一些比較年輕的官員貪其俸祿高、事務少，也求此職，導致管理宮觀的官員增加不少，國家財政支出增多。時任權發遣三司使的李承之就此事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李承之說：『近年以來，朝廷寬假資格稍高之人，爲其衰遲，或不任事，未遽令休退，故置提舉管句宮觀之職，優與俸祿，不立員數。而臣僚趨閒貪祿，或精神未衰，便私避事，亦求此職。條例既寬，初未革。今內外宮觀約百餘員，無纖介職事，歲費廩食不下數萬緡。乞今後在京宮觀提舉提點句管官，其毋得過十五員，諸路倍之。如有除授，令依例待闕。所貴勤勞官守之人，有以區別，不虛費國用。』這一建議被宋神宗接納，下詔年過六十五的官員才能調任管理宮觀的職務。
四年增加
萬名官員
到了南宋，政府官員比北宋又多了不少。宋人洪邁在【容齋隨筆・今日冗官】一文中詳細記錄了當時政府的官員人數。
文章稱，南宋慶元二年（公元1196年）四月，有朝臣上奏，直陳冗官之弊：『曩在乾道間，京朝官三四千員，選人七八千員。紹熙二年（公元1191年），四選名籍，尚左，京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員；尚右，大使臣五千一百七十三員；侍左，選人一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員；侍右，小使臣一萬一千三百十五員。合四選之數，共三萬三千五百十六員。冗倍於國朝全盛之際。近者四年之間，京官未至增添，外選人增至一萬三千六百七十員，比紹熙增八百一員。大使臣六千五百二十五員，比紹熙增一千三百四十八員。小使臣一萬八千七百五員，比紹熙增七千四百員。而今年科舉、明年奏薦不在焉。通無慮四萬三千員，比四年之數增萬員矣，可不爲之寒心哉！』
僅四年就增加了上萬名官員，宋朝冗官之多可見一斑。洪邁對此痛心疾首，在文章結尾時說：『病在膏肓，正使俞跗、扁鵲持上池良藥救之，亦無及已。』
曾鞏比較三朝官員人數
宋神宗元豐年間，曾鞏任職判三班院。他將宋真宗景德年間、宋仁宗皇v年間及宋英宗治平年間的戶口數量、墾田數量、財政收入和官員人數進行比較，發現國家財政支出越來越多，官員人數也越來越多，建議朝廷『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
曾鞏說：『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v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七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v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v二萬餘員，治平並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v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之眾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v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也，郊之費不同如此，則皇v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案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考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
曾鞏這一建議受到宋神宗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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