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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光明網理論 五
最後是失校與標點錯誤。
有關這方面出現的問題很多，不勝枚舉，大都是由於整理者對元代歷史文化缺乏必要的了解所造成的。筆者翻檢【全元文】第九冊所收姚燧文章，即發現失校與標點不正確者達上百處之多，以下為這方面的例子。
【紫陽先生文集序】：『既俾弟之子元楨嗣其職。世祖以王教起為京兆宣撫司參議，年七十。其歲乙卯，卒乾州。』（391頁）按，楊奐辭職讓給猶子楊元楨，與受忽必烈召請入陝西，均是壬子年（1252年）前後之事，時楊奐年六十七歲。到乙卯年（1255年）楊奐去世時，才享年七十歲。[8]故這裡的標點應當為『既俾弟之子元楨嗣其職，世祖以王教起為京兆宣撫司參議。年七十，其歲乙卯，卒乾州。』
【皇元高昌忠惠王神道碑銘並序言】：『又領諸王副車僧道伊勒琨。大食蠻朝覲貢獻，敷奏宣發號令諸事。』（549頁）按，文中的伊勒琨即也里可溫，大食蠻即達失蠻，為元人對當時各宗教派別的專門稱呼，前者指聶斯脫里派基督教，後者指伊斯蘭教。在這裡，標點者顯然把大食蠻當成國家的名字，故而把它與後面的『朝覲貢獻』妄加聯繫。此處正確標點應為『又領諸王副車，僧、道、伊勒琨、大食蠻，朝覲貢獻，敷奏宣發號令諸事。』
【平章政事蒙古公神道碑】：『公蒙古氏，諱博罕輝和爾。公之曾孫嘉木和爾、公之孫扎魯和托、公之子輝和爾、與兄威伊特，俱事太祖。』（559頁）按，此碑為忙兀氏博羅歡（即文中博罕）所作，博羅歡為元初名臣，【元史】有傳。結合本傳，我們不難發現，整理者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即把博罕與輝和爾當作一個人名，由此造成了下面的人名與輩分全錯。正確標點應為『公蒙古氏，諱博罕。輝和爾，公之曾孫，嘉木和爾，公之孫，扎魯和托，公之子。輝和爾與兄威伊特，俱事太祖。』
【榮祿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大司農史公神道碑】：『尚書恚，奪其二孫。故真定總管、攝江漢大都督權如北京，……』（597―598頁）按，史秉直（即引文中的尚書）長子史天倪身後留有二子，長子名楫，官真定路總管；次子名權，官江漢大都督。整理者沿襲【四部叢刊】本的錯誤，誤把楫當作『攝』，把二人斷成一人。正確標點應為『尚書恚，奪其二孫故真定總管楫、江漢大都督權如北京，……』。
【興元行省瓜爾佳公神道碑】：『元貞二年二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臣堅賢言：……』（606頁）按，元代的河南行省全稱為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此處，整理者或許受『等處』二字的迷惑，誤把河南、江北當成兩個行省。實際上，元代行省的全稱大都帶有『等處』二字，查【元史・地理志】，我們可以一目了然。故正確標點應為『元貞二年二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臣堅賢言：……』
【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賀公神道碑】：『公二男四女，勝踐公平章。……與適上都兵馬使瓜爾佳哈布爾者，劉出也最後。公薨再月而卒。與適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使韓世英子慶、今參知政事董士珍子守正虎賁親軍總管楊祺者，為鄭出。』（622頁）按，碑主賀仁傑共有兩位夫人，一為劉氏，一為鄭氏。其中劉氏有一男一女，鄭氏有一男三女。上述引文共三處有誤。首先，沿襲【四部叢刊】本的錯誤，把賀仁傑次子宰鰲白睢保並望文生義，把『最』與『後』連在一起，造成文意不通。其次，把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司誤斷為河東、山西兩處提刑按察司。最後，沒有把董守正與楊祺二人斷開，誤作一人。故正確標點應為『公二男四女。勝，踐公平章，……與適上都兵馬使瓜爾佳哈布爾者，劉出也。裕後公薨再月而卒，與適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使韓世英子慶、今參知政事董士珍子守正、虎賁親軍總管楊祺者，為鄭出。』
【百夫長贈中大夫上輕車都尉曹南郡侯坤都岱公神道碑】：『用是中大夫、尚書、吏部侍郎桑烏遜……』（623頁）。吏部在當時（武宗至大三年）屬於尚書省，此處正確標點應為『用是，中大夫、尚書吏部侍郎桑烏遜……』。
【山南廉訪副使馮公神道碑】：『中議、中順、通議為高曾祖，諱仲尹，子翼壁。考中書右部郎中，諱渭，世稱馮孝子。』（662頁）按，此碑乃為馮崧（後改名岵）所作。馮氏為金元世家，元好問【遺山先生文集】卷十九有【內翰馮公神道碑銘】，乃為馮崧的祖父馮壁所作，而【牧庵集】本身亦有許多與馮氏有關的文章，像卷三的【馮氏三世遺文序】與【馮松庵輓詩序】、卷二?的【山南廉訪副使馮公神道碑】與【中書右三部郎中馮公神道碑】等。根據這些資料，我們不難排列出馮氏的世系應當為仲尹、子翼、壁、渭、崧。在上述引文中，整理者不顧前後文的不銜接，把馮氏三代的名字改為二代，令人頗為費解。或許『子翼』的『子』字讓整理者產生了誤解？正確的標點應當是，『中議、中順、通議為高、曾、祖，諱仲尹、子翼、壁。考中書右部郎中，諱渭，世稱馮孝子。』
【懷遠大將軍招撫使王公神道碑】：『其年衛王弒宣宗立，南逾河，都大梁。』（668頁）此處很容易讓人把意思理解反。按，衛王即金帝衛紹王完顏允濟，在蒙古圍攻中都期間，金大將紇石烈執中（胡沙虎）發動政變，將其廢殺，改立完顏，是為宣宗。不久，金舉朝南遷汴梁。明白了這段歷史，就知道此處標點應為『其年衛王弒，宣宗立，南逾河，都大梁。』
【鞏昌路同知總管府事李公神道碑】：『公亦仍便宜都總帥府經歷，始去險就夷還。各城居官舍民廬……』（672頁）據文意，此處標點應為『公亦仍便宜都總帥府經歷，始去險就夷，還各城居官舍民廬……』。
【真定新軍萬戶張公神道碑】：『明年，詔故太傅巴延以左丞相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並國武宣公阿珠以平章左丞相，阿爾哈雅以右丞，將大軍南伐，浮漢而下。』（694頁）按，整理者在這裡把人名同官職、贈官全部搞混，正確標點應為『明年，詔故太傅巴延以左丞相，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並國武宣公阿珠以平章，左丞相阿爾哈雅以右丞，將大軍南伐，浮漢而下。』
【少中大夫孫公神道碑】：『明年，以僧格為丞相，為尚書省中書，六曹悉以歸之，而鈎考尤酷。』（716頁）按，僧格（即桑哥）當權期間，元立尚書省，以其為尚書省右丞相，與中書省並立，總領六部。故此處標點應為『明年，以僧格為丞相，為尚書省，中書六曹悉以歸之，而鈎考尤酷。』
【元故奉訓大夫同知威楚開南等路總管席君神道碑碣】：『時雲漢守舍吾鄉，其於襲斂之物，相殯之奠，皆不能親迨。訃之至，始得發喪萬里之外，惡逆之罪逃固無所。』（721頁）據文意，應為『時雲漢守舍吾鄉，其於襲斂之物，相殯之奠，皆不能親。迨訃之至，始得發喪萬里之外，惡逆之罪逃固無所。』同碑：『後以升吏懷孟，總府計於朝事最他路。』（722頁）據文意，應為『後以升吏懷孟總府，計於朝事，最他路。』
【潞國忠簡趙公神道碑銘】：『庭臣欲變提刑按察之巡行為肅政廉訪，分道兼治。詔集二品已上官雜議，中書公曰：……』（730頁）。按，中書百官議事為元代施政一種重要形式，碑主趙弼時為大都留守，不得稱中書公。此處標點應為『庭臣欲變提刑按察之巡行為肅政廉訪分道兼治。詔集二品已上官雜議中書。公曰：……』。同碑：『後置河南以北行省於汴』（741頁）。此處失校，河南以北行省應為河南江北行省。
【奉訓大夫知龍陽州孝子梁公神道碣】：『金進士楝，生皇府錄事，生圭忠。濟為東平嚴侯，力能生殺人。』（741頁）。按，據文意，生圭為人名，官皇府錄事。嚴忠濟為嚴實之子，有名的東平世侯。此處標點應為『金進士楝，生皇府錄事生圭。忠濟為東平嚴侯，力能生殺人。』
【南京路醫學教授李君墓志銘】，『歲壬辰，恆山公武仙聞可，將任置為千夫長使，戰淅川。』（770頁）此句標點文意不通，應改為『歲壬辰，恆山公武仙聞可將任，置為千夫長，使戰淅川。』
【g王府長史李公墓志銘】，『蓋g王之考，初尚主世祖，再尚主裕宗，自稱晉王，克用裔孫……』。（775――776頁）。按，g王為元朝賜予汪古部首領朮忽難駙馬的封號。汪古部為金元北方部族，自稱唐末五代沙陀族首領李克用之後，晉王乃唐朝賜予李克用的封號，故晉王與李克用二者實指一人，不應斷開。
【提刑趙公夫人楊君新阡碣】，『乃以近故太師廣平王從祖托克。托與公為斷事官，位安撫上。』（786頁）按，文中的托克托，系清朝對蒙古人名脫脫的常見異譯用法，這裡把托克與托斷開，顯然錯誤。正確的標點為『乃以近故太師廣平王從祖托克托，與公為斷事官，位安撫上。』
以上僅筆者個人因工作需要翻檢【全元文】時就所見問題寫成，相信【全元文】的整理問題還遠遠不止這些。在本稿行將完成之際，筆者又見到了發表在【蒙古史研究】第六輯（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0年八月）上的周清澍文【元代文獻輯佚中的問題－評1－10冊】，周先生為蒙元史研究的傑出學者，對【全元文】的整理提出了許多切中時弊的批評意見，好在筆者此文與周先生的批評角度有所不同，自可並行不悖。最後提出一些建議，供【全元文】編纂者參考。首先，在整理過程中，對於已經完成的稿件，應嚴格堅持三級審讀制，廣泛徵求專家學者們的意見，嚴把質量關。其次，在【全元文】出版完後，希望以後能再出一部補遺性質的續集，將漏收的作者篇目儘量補齊。此外，在計算機廣泛應用的今天，微機檢索正日益普及，在條件可能的情況下，【全元文】也應該儘快出版光盤版，這無疑會最有效地使用【全元文】。(作者：劉 曉 )
[1] 【元史】卷一五七【粘合重山傳】。
[2] 【山右石刻叢編】卷二五，並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四八冊。
[3] 可參見王國維【耶律文正公年譜】，【王忠U公遺書・內編】。
[4] 可參見筆者【粘合重山的先世與別號】，【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二期。
[5] 邳邦用生平，可參見【金石萃編】卷一五九【京兆府學改建題名碑】等。
[6] 【金文最】標註其年代為明昌六年（1195年），實誤。
[7] 前者見【元朝名臣事略】卷五【中書耶律文正王】，後者見【危太僕集】續集卷二【故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耶律公神道碑】。
[8] 【還山遺稿】卷上【考歲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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