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博學鴻儒纂修【明史】(2)

  來源: 博覽群書

三、 重視考證之時代史學特徵

　　鴻儒欲修成天下公書、一代信史，必須核清事實、秉筆直書。潘耒受到其兄潘力田、業師顧炎武的影響，尤其重視考核史實。他提出對於所利用的史籍、資料要加以考證、辨定是非、核其虛實，參酌眾說；對於『建文出亡』一事所涉及的史料【從亡錄】反覆申說，一一辨駁可疑之說。許多館臣都很謹慎，不輕下斷言，以疑存疑。毛奇齡在史館時曾起草四川成都府郫縣知縣趙嘉煒死事一傳，已上交驗收，一年後，他發現該傳有失實之處，經再三研勘，核實諸書，便上書總裁暫懸其事、以俟再考。  
　　針對野史及【實錄】的失實，博學鴻儒認真辨析；對明亡原因、大禮議等問題都深入思考和考證。可以說，博學鴻儒修史是在顧炎武、黃宗羲的史學思想指導下的實踐，他們注重考證、注重真實、以疑存疑，將自明代中期以來的考據方法用於纂史實踐，體現了由顧炎武向乾嘉史學過渡的特徵。  
　　
    四、【明史】初稿之獨特價值
  
　　康熙二十二年左右，十六朝紀傳之稿基本完成，次遞上呈史館；史志則脫稿較晚。鴻儒修史主要集中在康熙二十九年之前，尤其是十九年至二十四年之間。鴻儒所纂應為【明史】初稿。鴻儒所完成的初稿，應該說是後來幾稿的基礎。萬事開頭難，鴻儒史臣在【明史】材料的全面搜集、編纂體例的初步設定、材料的考核等方面做了大量艱苦而富於創新的工作，後來的修改者都是在此基礎上增寫論贊、論定是非、分合傳目、刪改傳文、潤色詞章的。應該說，鴻儒所纂【明史】初稿在最終的【明史】中的分量不輕。
　　鴻儒史官在史學思想上，具有以往封建史家所固有的綱常倫理道德規範，講究編史的『道法』，看重『春秋大義』，這使他們有公正平實的史觀；在思想感情上，他們和遺民史家走得很近，具有一定的史學經世的意識，對於可能影射明清易代的諸多問題具有敢於揭示歷史真實的良知。從史家觀點立場、思想感情上來說，鴻儒史臣是清初遺民史家與正統【明史】纂修官之間的過渡，【明史】初稿也就具有了獨特的價值。不過，鴻儒史臣也有很多無奈，筆柄最終控制權不在他們手中。除開文字獄的陰霾對清初史學所產生的消極影響外，康熙帝通過對封建史學思想的採用和改造，形成了清朝的史學『公論』，淡化了人們的故國之思。清初遺民史臣的那種經世史學思想逐步消失，從鴻儒史臣的原稿與後來的【明史】稿對比中，可以清楚地窺見其中的變化。(作者：賴玉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