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中國讀史網 有清一代，學術文化異彩紛呈，是中國古代學術發展的最後一個高峰。清末以來，學界為研究清代學術史投入了大量精力，撰寫出一批研精覃思的經典巨著，如梁啓超的【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章太炎在清代學術史研究方面雖然沒有寫出像【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這樣的鴻篇巨製，但卻有創榛辟莽、開山奠基之功（註：可參考朱維錚：【求索真文明】及【清代學術概論・導讀】。朱維錚指出，章太炎的【清儒】篇，是近代第一篇系統研究清代學術史的論文。），對清代學術史研究多有建樹。遺憾的是，截至目前，學界卻鮮見系統探討章太炎清學史研究成就的論文。
章太炎對清代學術的研究涉及多方面多層次，牽及主要學派及其代表人物的學術成就、學術思想、學術特色等。限於篇幅，筆者結合【清儒】、【清代學術之系統】的內在邏輯結構，主要就章太炎的清代漢學研究進行論述。
一、漢學綜論
章太炎雖生於漢學凋落之世，但他本治漢學出身、又能發揚光大，『大張其軍』[1]，故對清代漢學有超出常人的認識。他對清代漢學的總體性把握和評價，深有值得後人借鑑的地方。
1.漢學起源
到清末，清代漢學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再加上公羊學派的攻擊和誣篡，清代漢學的源流並不那麼清晰真切。章太炎站在古文經學立場上進行辯詰的同時，從學術史角度作了一些整理工作。
漢學始於何時？『古無漢學之名，漢學之名始於近代。』[2]劉師培的這一判斷襲自章太炎[3]。章太炎指出，所謂漢學，『其成學箸系統者，自乾隆朝始』[4]。章太炎在【qiú＠①書・學隱】篇中，把戴（東原）、程（易疇）、江（艮庭）、三（懷祖）、錢（曉征）、孫（淵如）及藏在兄弟的學問稱之為漢學。這一說法不僅影響了劉師培，而且影響了梁啓超。梁氏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正是把乾隆朝視為漢學進入全盛期的開端。
漢學為何興盛於清代？章太炎的解釋成一家之言。章太炎站在漢民族的立場上分析說：滿人入關以後，綱禁嚴酷，虞候枷互，學士大夫，身懷智慧，經世之務，既遭時忌，『欲與寇競』，『執羽龠除暴，終不可得，進退跋zhì＠②，能事無所寫』，遂施之於訓詁，皓首窮經。也就是說，清儒之所以把精力才華導向學術，是因為他們身懷民族氣節，不願意降志於滿清。他還以戴震為例說明民族思想對雍乾時期學者的影響：觀戴震遺書，『規摹閎遠，執志故可知。當是時，知中夏yuè＠③黯不可為，為之無魚子蟣虱之勢足以藉手；士皆思偷hè＠④祿仕久矣，則懼夫諧媚為疏附、竊仁義於侯之門者。故教之漢學，絕其恢譎異謀，使廢則中權，出則朝隱。』[5]
章太炎除把漢學的興起歸因於清儒主觀方面的種族觀念、民族氣節外，還就客觀原因作了分析。他指出：『遭世則然也』[6]，清朝統治者推行的文化專制主義――文字獄，對清代漢學學風的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多忌，故歌詩文史梏；愚民，故經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湊於說經，亦以紓死，而其術近工眇踔善矣！』[7]這些觀點發表於20世紀初葉，帶有尖銳的民族革命鋒芒和種族主義情緒，有失於偏頗之處。但其結合當時清朝的統治政策，從大的社會環境和政治環境着手分析問題，認為文化專制和種族矛盾是漢學的重要成因，這一思想觀點卻被廣為接受，幾乎成為此後研治清代學術思想史的圭臬（註：論清學成因，卓有影響者還有兩說，茲錄於此，以供參考。其一以梁啓超、胡適為代表，他們認為，清季諸儒，以徵實讀書，斥空疏不學；以求真求是，反理學末流，而以饒富科學精神，比況西方文藝復興。其二，以余英時為代表，他據思想發展之內在理路以論清代學術，視清代學術為儒學變遷中重智主義之勃興。）。
2.學術特點
論及清代漢學的學術特徵，近代學者曾從多種視角進行探討。其中，章太炎對清代漢學學術特徵的總結較為貼切，為後代學者所重視。
一是具有近代科學的實證主義特色。章太炎認為，漢學沒有『六經注我』的主觀隨意性，有的是實事求是的客觀精神。清儒『以獄法治經』的方法，最根本的一點就是『拿證據來』，重視實證。他把清儒治學的實證主義特色提煉概括為六個方面：『審名實，一也；重左證，二也；戒妄牽，三也；守凡例，四也；斷情感，五也；汰華辭，六也。』[8]他認為，以這六個方面為法，可以衡定經師高下、漢學純雜。章太炎對漢學的實證學風十分推崇，聲稱』近世三百年來，學風與宋明絕異。漢學考證，則科學之先驅……蓋其語必徵實，說必盡理，性質相同耳。』[9]
二是踏實躬行、不應世尚的求實精神。在【學隱】篇中，章太炎從漢學研究所體現出的研究者的主體精神和學術品行切入，把漢學優點概括為三：『明徵定保，遠於欺詐；先難後得，遠於徼幸；習勞思善，遠於偷惰。』[10]
三是『夷六藝於古史』的理性主義精神。與公羊學相比，漢學『明故訓，甄度制，使三禮辨佚，群經文曲得大通』，功績卓越。追考其因，就是由於清儒承納了東漢經師的理性主義精神。他在論述清儒對經學史的貢獻時曾道及此：『杜、賈、馬、鄭之倫作，即知「摶國不在敦古」，博其別記，稽其法度，核其名實，論其社會以觀世，而「六藝」復返於史。神話之病，不漬於今，其源流清濁之所處，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昭然察矣。亂於魏晉，及宋明益盪。繼漢有作，而次清儒。』[11]清儒承繼了漢儒夷六藝為史、去神話之病的理性主義精神。『不以經術明治亂，故短於風議；不以陰陽斷人事，故長於求是』[12]，這是清儒與東漢之儒共同長於『西京之儒』的地方。進而，清儒把這一精神發揚光大――『清儒研精故訓，上陵季漢，必非賈、孔所能並。其說【三禮】，雖本之鄭氏，然亦左右採獲，上窺周逸，旁摭漢師遺說，不局於鄭氏而止。』[13]
四是極具民族主義色彩。在章太炎看來，漢學既然淵源於民族主義，其內涵以民族主義為特色自是題中應有之義。【說林】雖指責陳啟源、朱鶴齡、臧琳之徒為學淺薄，但是又說，『然未嘗北面事胡人』，含有褒獎之意。文中對江聲、余蕭客、陳奐等人不仕滿州也充滿讚揚之情。當然，最具典型的事例是後面將論及的他對王夫之、戴震著作的分析。
3.漢學之失
有得必有失，漢學之失何在？章太炎回答說：『余謂清儒之失，在牽於漢學名義，而忘魏晉幹蠱之功。』[14]章氏此論，切中肯綮。的確，清儒治學有唯漢是從的毛病，他們認為『凡古必真，凡漢皆好』，『不問「真不真」，惟問「漢不漢」』[15]，從而造成』家家許、鄭，人人賈、馬』的學術局面，過猶不及，不分青紅皂白，不辨精華糟粕，過度地崇信漢代之學，也就必然窒息學術的生命力和創造力。章太炎本於『文有古今，學無漢晉』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得出『清世經說所以未大就者，以牽於漢學之名，蔑魏晉使不得齒列』[16]這一結論，雖有抬高魏晉學術之嫌，但他能認識到漢代經學之短，不避清儒瑕疵，不囿於門戶之見，確實表現了超出師儕的學術目光。
二、『衡三老』
無論是梳理清代學術史，還是探究明亡清興的奧秘，開一代學術風尚、蔚成時代思潮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閻若璩、胡渭等文化巨匠引人注目。與梁啓超、錢穆等國學大師識見相同，章太炎不僅把清代漢學的發軔期定在了清初，而且十分看重顧、黃、王三位大儒。
顧炎武一生『身涉萬里，名滿天下』[17]，以『行奇學博，負梅內重望』，於一代學術留下了久遠的影響，章太炎對顧氏給予很高評價。
首先，章太炎推重顧炎武的民族氣節。顧炎武一生，始終以『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為懷[18]――早年經武抗清，中年圖謀光復，暮年獨居北國依舊情系漢族大業， 『雖著書，不忘兵革之事。其志不就，則推跡百王之制，以待後聖，其才高矣！』[19]』章太炎認為，顧炎武『人清不仕，布衣終身，信可為百世師表』[20]。顧氏滅清復明的民族意識受到章太炎推崇。
其次，章太炎積極肯定顧炎武學風。顧炎武學風，概言之，就是『崇實致用』。所謂崇實，就是摒棄『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之以『修己治人之實學』，『鄙俗學而求【六經】』，『以務本原之學』。所謂致用，就是不惟學以修身，而且更要以之經世濟民、經邦治國。顧氏一生講求『崇實』與『致用』的統一，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堅持『博學於文』、『行已有恥』的『聖人之道』[21]。『博學於文』、『行已有恥』分別見於【論語・顏淵篇】和【子路篇】。顧氏針對明季空疏虛騖、游談無根的學風，創造性地把『博學於文』、『行已有恥』合為一體，從而為開啟清初實學先路、倡導經世致用之學作出了積極貢獻。章太炎對此有準確的把握。他說：『陽明末流，一味猖狂，故清初學者皆不願以王派自居。顧亭林首以明心見性為詬病。亭林之學，與末儒永嘉派不甚同，論其大旨，亦以修己治人為歸。』[22]章氏晚年講學蘇州，以顧氏『博學於文、行已有恥』為宗旨，稱讚顧氏『學問博大，儒而兼俠，一切均務平實』[23]。崇敬之情溢於言表。
第三，確立顧炎武在清代漢學史上的宗師地位。章太炎抽繹清代漢學歷史，以乾隆朝為正式開端；但漢學濫觴，卻歸於清初。他說『清代經師有漢學與非漢學之分。清代經學前驅亦為顧炎武。』[24]顧氏『研治經史最深，又講音韻、地理之學』，其【音學五書】、【日知錄】開啟清代漢學的戶牖[25]，拓寬了學術研究的門庭路徑。同時，章氏還指出，顧氏有承前啟後之功，『彼時漢學尚未成立，顧氏猶時采宋人之說』[26]。這一說法的見地，可拿梁啓超、皮錫瑞之說來驗證。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云：啟蒙運動之代表人物，則顧炎武、胡渭、閻若璩也；『其思想中，留宋人之痕跡亦不少』[27]。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也說；『國初，漢學方萌芽，皆以宋學為根底，不分門戶，各取所長，是為漢宋兼采之學。』[28]
當然，章太炎對顧炎武也有微詞。如他在【五朝學】中對顧氏提出批評。顧炎武從地主階級的立場出發，對五朝用人『任世貴』、『矜流品』的作法表示讚賞。章太炎則站在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立場，對他這位崇拜者進行指責：『顧炎武粗識五朝遺緒，以矜流品為善，即又過差。……矜慎流品，乃使人道大觳。顧氏反以為善，真倒見矣！[29]不以瑜避瑕，這正表現了章太炎實事求是的為學原則。
黃宗羲是清代浙東學術的不祧之祖，以博通經史、吞吐百家、拋棄『語錄糟粕』、破除『講堂痼疾』的精神而取得了『別開天地』的巨大學術成就，成為與顧炎武齊名的轉變一代學風的帶頭人。考諸歷史，黃宗羲在近代的命運與章太炎直接相關。
維新運動初期，黃宗羲以王學後勁之名而與王陽明同樣受到章太炎尊崇：『有師文成之學，而丁時不淑，功不得成。知君相之道猶守令與丞簿，不敢效便嬖臧獲之殉身其主，於是比跡箕子，以闡大同。斯雖不足以存明社，而能使導於明者，亦不能久存其社。烏乎偉歟！吾末見聖智摹慮如黃太沖者也。』青萍之末，不僅透露出章太炎反清的志向，而且表露出章太炎對【明夷待訪錄】的重視。【明夷待訪錄】在晚清被視為反對君主專制的經典。譚嗣同【仁學】曾推崇過此書，但只着眼於其對『君民之際』似有隱痛。梁啓超在戊戌變法前後僅偶而提及【明儒學案】。仔細推繹，【明夷待訪錄】在近代大受重視，還要歸功於章太炎。
1900年，章太炎初次結集而成的【qiú＠①書】所錄【冥契】一文，首次高度肯定黃宗羲及其【明夷待訪錄】反對專制主義的偉大意義。【明夷待訪錄】提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30]，『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31]，反對人君的專擅獨裁，否定君主的至尊地位。章氏以此與晚近五洲諸大國『或立民主，或崇憲政。則一人之尊，日以騫損，而境內日治』相驗證後，驚嘆道：『黃氏發之於二百年之前，而徵信二百年之後，聖夫！』[32]這是近代首次從國際政治的大視野來審視黃氏學說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歷史意義。在章太炎的影響下，馬敘倫、黃節、鄧實、劉師培等國粹派代表人物也紛紛撰文鼓吹響應。
正當黃宗羲名聲雀起之際，思想界出現了低調的評論。如，1907年【國粹學報】就只稱許黃宗羲是浙東史學開創者，而不再道及他的思想貢獻。追究低調的始作俑者，又是章太炎。章氏於1906年、1910年在【民報】、【學林】上先後發表【衡三老】和【非黃】二文，集中抨擊黃宗羲及其學說。
【衡三老】從民族主義立場出發，衡量顧、黃、王三位晚明遺老在清初的節操，認為三人之中以黃宗羲為最下，『黃太沖以明夷待訪為名，陳義雖高，將俟虜之下問』[33]。再者，康熙開特科、修【明史】，他雖執意不出，但卻派弟子萬斯同、兒子黃百家應聘。這無論在章太炎看來，還是按照傳統的名節觀念、夷夏之辨，與顧、王相比，黃宗羲的氣節都要大打折扣。
【非黃】一文，顧名思義，就是要否定黃宗羲的思想學說。此文開篇即指出：『黃宗羲學術計會，出顧炎武下遠甚；守節不孫，又弗如王夫之。』而他之所以能夠與顧、王比肩齊眉，則由於【明儒學案】陶誕而嘩，譁眾取寵；【明夷待訪錄】『靡辯才甚，雖不時用，猶足以偃卻世人』。全文重點針對【明夷待訪錄】提出的『有治法無治人』的法治主張展開批評，一一批駁了黃氏【原法】、【學校】、【置相】等篇中的『議法』言論，指斥它們既背離荀況、韓非以來法家的優良傳統，又悖於西方的政治學說，『宗羲之言，遠西之術，號為任法，適以人智亂其步驟，其足以欺愚人，而不足稱於名家之前，明矣！』[34]
綜觀章太炎對黃宗羲的評議，先尊后抑，變化較大。究其原因，政治需要超過了學術追求。當時，康有為、梁啓超尊黃，以黃氏學說為宣傳改良主義的銳利武器[35]，章氏反對保皇立憲改良，反對康、梁，進而遷及黃宗羲，反黃成為其民族革命鬥爭的手段，這就是個中原由。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章氏對黃宗羲評價的重心所在，也反映出章太炎評價人物任憑主觀、不實事求是的一面。
王夫之生當明清鼎革，入清以後，隱舍不出，潛心著述，罕為時人所知。直至道光中，王夫之遺著始輯為【船山遺書】初次刊行。後得譚嗣同、章太炎、梁啓超等人廣為宣傳，才為學界重視，與顧、黃二氏齊名，鼎足而三。 |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