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對史學認識論的探討(1)

  來源: 中國讀史網

近年來，不少學者對史學認識論研究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須知這個課題在我國最早予以科學、系統地探討的是梁啓超先生，其篳路藍縷的足跡，其敏銳的思想鋒芒，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富有價值的東西。
　　
    一

　　梁啓超在他本世紀初發表的著名文章【新史學】中，就明確闡述了史學認識論的基本概念及其結構關係：
　　『凡學問必有客觀主觀二界。客觀者，謂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觀者，謂能研究此事物之心靈也。和合二觀，然後學問出焉。史學之客體，則過去、現在之事實是也。其主體，則作史、讀史者心識中所懷之哲理是也。有客觀而無主觀，則其史有魄無魂，謂之非史焉可也（偏於主觀而略於客觀者，則雖有佳書亦不過爲一家言，不得謂之爲史）。』（梁啓超【新史學・史學之界說】）在他後來的著作【中國歷史研究法】及其補編中，史學認識論更成爲探討的核心問題。他注意到歷史客體的特點，作爲主體的研究對象，歷史是人類『往而不返』的過去，任何活的事件都已永遠不可能再現，『史學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科學者，蓋其得資料之道視他學爲獨難。史料爲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史料者何？過去人類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跡，有證據傳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價值。有價值而留痕者，其喪失之也又極易。因必有證據，然後史料之資格備。證據一失，則史料即隨而湮沈。』（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四章】）歷史證據的消失途徑甚多，或人爲隱匿、篡改、蹂躪，或自然淹沒、破損、散亡，使『往古來今之史料，殆如江浪淘沙，滔滔代逝。蓋倖存至今者，殆不逮吾儕所需求之百一也。其幸而存者，又散在各種遺器、遺籍中，東鱗西爪，不易尋覓。即偶尋得一二，而孤證不足以成說，非薈萃而比觀不可。則或費莫大之勤勞而無所獲。其普通公認之史料又或誤或偽，非經別裁審定，不堪引用。』（同上）他進一步論述了史料的存在形式：（一）在文字記錄以外者。此項史料之性質可分爲三類：曰現存之實跡；曰傳述之口碑；曰遺下之古物。（二）文字記錄者，如舊史；關係史跡之文件；史部以外之群籍；金石及其他鏤文；外國人著述等等。指出『史料可分爲直接的史料與間接的史料。』（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五章】）間接的史料雖與歷史事實之間或有距離，但如果史家『能應用科學方法以治史』，善搜集而善駕馭之，『故新發明往往而有也』。這就是說，歷史客體的存在是與主體相對的。所以他主張史家要革新觀念，儘可能全面、深入地掌握和開掘史料，廣泛吸收地質學、考古學、人類學、語言學、民俗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甚至從詩詞小說、神話故事之類『非事實中覓出事實』，說『由此言之，史料之爲物，真所謂「牛溲馬勃，具用無遺」，在學者之善用而已。』（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四章】）
　　梁啓超對歷史認識的主體，即史家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他把劉知幾論史家『三長』和章學誠的『史德』說合併，略調次第，予以新意義，加以新解釋。認爲史家應該具備史德、史學、史識、史才『四長』。先史德，史家的第一道德莫過於忠實，對歷史『應鑒空衡平，是什麼，照出來就是什麼；有多重，稱出來就有多重。』毫不偏私，務求公正。次史學，史家的學問既要專精，又要旁通，這樣才能夠在範圍極其廣博的歷史領域中，攻下『炮台』。又次史識，史家的觀察力要敏銳，即所謂『讀書得間』。旁人所不能觀察的，我可以觀察得出來，這需要下細密的功夫和掌握觀察問題的正確方法。最後是史才，即作史的技術，要使文章寫得講究組織，富有文采，讓人看了明了，讀了感動。（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總論第二章】）那麼史家主體是怎樣對客體發生認識的呢？梁氏雖沒有用『實踐』一詞，卻也表達了接近的意思。『每遇一事項，吾認爲在史上成一問題有應研究之價值者，即從事於徹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類或相似之事項綜析比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須知此種研究法，往往所勞甚多，所獲甚簡。……殊不知凡學問之用科學的研究法者，皆須如是；苟不如是，便非科學，便不能在今世而稱爲學問。』他指出這是『治史學者應有之覺悟。』（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五章】）


    二


　　令梁啓超反覆探討不已的是關於史家主體意識與歷史客觀性問題，這同時涉及到史學的目的、任務、功能等理論。前已述及，他早就講過史學是主體與客體相互作用的結果，並且明確指出，歷史認識的目的和任務是反映客觀歷史事實，『力求真是真非』。在他看來，求真，即科學精神，是新史學的靈魂。對此必須堅持到底，絕不動搖。然而圍繞這個問題卻把他引入了一個充滿矛盾，幾番波折的思辨歷程。本來，歷史認識的目的、任務同其欲發揮的功能是一致的。梁的【新史學】批判舊史『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正是爲了把史學的研究對象轉向『全體國民』和『整個社會』，讓『其能敘一群人相交涉相競爭相團結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養生息同體進化之狀，使後之讀者愛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以增強『我國民之群力、群智、群德』。他論『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這個『界說』時，特別強調『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爲理論之美觀而已，將以施諸實用焉，將以貽諸來者焉』。在民族危機日迫，救國運動高漲的形勢下，他大聲疾呼：『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於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爲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飢食，一刻不容緩者也。……悠悠萬事，惟此爲大。』（梁啓超【新史學・中國之舊史】）可是，當這一切實際做起來的時候，梁啓超又感覺到史學的學術目的與政治目的之間總有不合拍的地方，後者更緊急、更重要，壓倒一切，而前者總要服從於後者。他自己有過這種經驗，早年爲了宣傳維新變法，使國人容易接受西方的議會民主制度，他曾寫過名爲【古議院考】的文章，引用一些歷史材料，說議院在中國古代就曾有之。後來這篇牽強附會的作品遭到了嚴復的批評。他的老師康有爲則走得更遠，其作【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雖石破驚天，卻藉助孔子『托古改制』，『往往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據，以犯科學家之大忌。』梁啓超對這種做法很快便不以爲然，屢起而駁之，說『取近世新學新理而緣附』孔子，是『煽思想界之奴性』；『摭古書片詞單語以傅會今義』，最易發生『導國民以不正確之觀念』的流弊。在深深的反省之中，他又試圖從舊學術傳統上挖這種做法的根據，認爲『中國思想之痼疾，確在「好依傍」與「名實混淆」』。『此病根不拔，則思想終無獨立自由之望。』（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二十六】）指出『我國人無論治何種學問，皆含有主觀的作用，攙以他項目的，而絕不願爲純客觀的研究。……惟史亦然，從不肯爲歷史而治歷史，而必侈懸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經世」等，一切史跡，則以供吾目的之芻狗而已。其結果必至強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墜地。此惡習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無不播其毒。』（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三章】）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梁氏產生了『凡學問之爲物，實應離「致用」之意味而獨立生存。真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二十九】）的思想。他開始主張歷史認識的目的、任務應與其社會作用保持一段距離，即『爲歷史而治歷史』。他告誡學生：『我們若信仰一主義，任用何手段去宣傳都可以，但最不可借史事做宣傳工具，非惟無益，而又害之。』（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總論第二章】）那麼，歷史認識本身是否還爲客觀主觀『和合二觀』的產物呢？他曾表現出『一面倒』的傾向，提倡『對於所敘述的史跡純采客觀的態度，不絲毫參以自己意見，』（同上）標榜『客觀史學』。當然，憑他的聰明，他不會不知道這只是一種願望：『因爲凡人都不免有他的主觀，這種主觀蟠踞意識中甚深，不知不覺便發動起來。雖打主意力求忠實，但是心之所趨，筆之所動，很容易把信仰喪失了。』（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總論第二章】）其實，所謂『客觀史學』，只是強調一種主觀的追求和努力，強調歷史認識應不斷地朝客觀真理的方向邁近。他說。『吾儕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於客觀性質的歷史。』『欲爲純客觀的史，是否事實上所能辦到，吾猶未敢言。雖然，吾儕有志史學者終不可不以此自勉。……故吾以爲，今後作史者宜於可能的範圍內裁抑其主觀而忠實於客觀。』（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三章】）這話大致是正確的。總之，在我國，梁啓超是最早對歷史認識的主體性問題給予重視和研究的學者。他第一次從認識論的高度闡述主體意識，並肯定其在歷史認識中的積極作用，如理論指導，他明言：『歷史與歷史哲學雖殊科，要之，苟無哲學之理想者，必不能爲良史，有斷然也』（梁啓超【新史學・史學之界說】）：如主觀能動性，他詳論史家的知識結構及觀察力於治史的關係，等等。同時，他又看到主體意識在歷史認識中的消極作用，指出史家最常犯的毛病：一、誇大；二、附會；三、武斷。其認識又有『爲因襲傳統的思想所蔽』；『爲自己的成見所蔽』（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總論第二章】）。特別是『著書者無論若何純潔，終不免有主觀的感情夾雜其間。』他現身說法曰：『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變記】，後之作清史者記戊戌事誰不認爲可貴之史料？然謂所記悉爲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則？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將真跡放大也。』（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