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的失敗標誌儒家傳統對外政策的破產（7）

  來源: 鳳凰網

『設有夷船窺伺，臣必親臨督戰，奮勇者破格優美，退縮者登時軍法從事，以期將士用命，敵愾同讎，一洗向時怯懦之習』，（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四日，牛鑒奏摺。）戰意明朗。但是吳淞開戰，他先援後逃，言詞爲之一變:『詎料逆夷兇猛，迥出尋常意料之外，此次挫失，臣目擊身經，方知凶焰非可猝制。』（道光五月初九日，牛鑒奏摺。）隨後，他公開上書道光，奏請議和，認爲:『從古制夷之道，不外羈縻』。（道光六月初二日，牛鑒奏摺。）
伊里布、耆英是鴉片戰爭後期和英人議和簽約的頭面人物。伊里布的情況上面已經敘及。下面讓我們看看耆英的表現。定海失陷，道光二十年七月下旬，英船出現在奉天、復州洋面，耆英認爲，『查該夷船膽敢潛入奉天洋面，恐其船隻尚不止此數，若防範稍疏，難保不乘虛而入』。（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耆英奏摺。）因此耆英挑選省城精壯官兵一千名，並先行帶領四百名，攜印親往復州督防。八月初五日耆英馳抵復州，審度海口情形，酬撥官兵分駐防守，八月十一日上奏:『如該夷膽敢登岸蹂躪，我兵併力剿除，可期一鼓成擒，斷不容其肆意滋擾。』（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一日，耆英奏摺）
八月十六日又奏:『此次夷船業經張篷西駛，如再有潛來者，奴才等仍當設法誘引，若能得有數百名登陸入島，奴才等率領官兵奮擊痛剿，以振軍威而彰國法……奴才等駐紮海口，每日操練官兵，講求水師，惟期剿除□夷，以靖海疆』。（道光二十年，八月十六日耆英奏摺）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廣東重新燃起了英國侵略者的炮火，耆英向道光保證:英人『倘敢分駕杉板小船蟻附登岸，先行督率官兵蘇拉阿巴及鄉勇等，槍箭齊發，痛加剿洗，如哨探夷船聯檣北駛，勢欲猖獗，即調集吉林官兵合力攻擊，不難立制其命，總期一鼓殲除，以振國威而懾遠服』。（道光二十年八月十六日，耆英奏摺）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在英軍攻下廈門，直取定海之時，耆英在奉天各旗甲兵內挑選千名以備陸路調撥，並義憤填膺地上奏:『查英夷膽敢肆其鴟張，蔓延滋擾，實爲天地不容，凡屬臣民，莫不發指，今若不謀定後行，刻奏膚功，恐逆焰愈熾，尤難拴制。奴才愚昧之見，惟有整頓天兵，籌撥軍餉先剿後和，是爲切要』。（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三日，耆英奏摺）可是，當他調浙江後，見英軍攻陷乍浦，兵勢兇狠，一改以前主剿論調，認爲清軍『萬難再與爭持』，『舍羈縻外別無良策』。（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耆英奏片。）
正如他後來所說那樣:『前在盛京將軍任內，體察該處情況，實有天險可恃，戰雖不足，守則有餘，亦主戰而後撫，以示恩威。迨抵江寧省城，目擊凶焰鴟張，竟有戰守兩不足□之勢，不得不暫事羈縻，以免斯民之鋒鏑』。（【道光朝留中密折】，載【史料旬刊】第三十五期耆英奏片。）
總之，英軍再陷定海和清軍反攻失敗之後，清朝政府的部臣疆吏，特別是在東南沿海各戰場敗北的督撫大員無不由痛言進剿變成高唱主撫，而這時的所謂『撫』與道光一樣，都是『戰敗求和』。由此可見，在清朝統治集團中並不存在抵抗派與投降派的鬥爭。鴉片戰爭後期，從道光到地方督撫普遍言和，並不是由琦善等幾個投降派的賣國立場所造成。歷史的事實是，原來那些妄自尊大、痛言主剿的英雄，除殺身成仁者外，後期幾乎都成了高唱主和的頭面人物。對於這種歷史現象，簡單地用兩條路線鬥爭的觀念，是難以解釋清楚的。我們只有對封建統治階級的傳統對外政策進行剖析，才能得出比較合理的說明。
三、鴉片戰爭的失敗標誌儒家傳統對外政策的破產
鴉片戰爭期間，清政府對英政策的思想基礎究竟是什麼？在清宮檔案里道光在鴉片戰爭期間頒布的抗擊英國侵略的諭旨專檔被稱爲『剿捕檔』，同樣，有關清政府鎮壓國內太平天國起義的諭旨專檔亦稱『剿捕檔』。他們把對外侵略戰爭和對內鎮壓人民起義看成是一回事，這就說明封建統治階級對外政策的思想基礎依然是華夷觀念。華夷觀念在對外政策中則體現爲『剿夷』和『撫夷』。『剿』與『撫』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央政府對各地造反民眾和對周邊不願臣服的民族和國家所採用的旨在乎息事態的兩種手段。一般說來，這兩種方法，往往是交替使用，相輔相成的，即所謂恩威並濟。雖然『撫』總是要求統治者對受撫者作出某些讓步，但它是以上臨下，受撫者必須表示對撫者的臣服。鴉片戰爭前，清朝政府允許英人通商貿易，在清政府眼裡就是採用傳統的『撫』的方法，旨在羈縻控制使之輸誠向化。
林則徐剛一抵粵，道光就諭令林則徐:『其茶葉、大黃果否爲該夷所必需，倘欲斷絕，是否堪以禁止，不至偷越之處，並著悉心訪察，據實具奏』。（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上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