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部【唐書】的取材與思想(3)

  來源: 中華文史網

通常都以新書廢舊書61傳、增331傳，但對其原始根據卻說法不一。有說是『文徵明【重刻舊唐書序】言』，有引作『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指出』，也有不少人看出馬端臨是引用的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的著錄：『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十一。』清代錢大昕另有統計，也被認爲『遺漏很多』。近年來，黃永年統計說，新書共增修了315傳，包括『只有一兩句話極簡略』的記載，不包括『諸帝公主傳所記二百一十二個公主』[8]。事實上，那種『只有一兩句話』追述其在唐代先祖的記載，作爲『人名索引』開列得越細緻越有利於讀者，但這絕不能視爲是人物小傳或新增人物傳，兩者不應混同。其實，關於新書增廢舊傳的情況，【新唐書】的編修者是有他們的統計標準和統計數字的。【郡齋讀書志】卷七【史評類】著錄，呂夏卿撰【唐書直筆】4卷、【唐書新例須知】1卷，爲其『在書局時所建明』。其中，【唐書新例須知】記有『新書比舊書增減志、傳及其總數』。這就告訴人們，呂夏卿作爲編修官，在當時有過統計。儘管在【郡齋讀書志】的著錄中未記錄其『增減志、傳及其總數』的具體數字，但這個統計數字無疑會存於書局，並爲各編修官所熟記。據【玉海】卷四六【嘉v新唐書】條引【國史志】云：

紀十、志五十、列傳百五十。凡廢舊傳六十一，增新傳三百三十一，又增三志、四表，凡二百二十五卷、錄一卷。（舊史凡一百九十萬字，新史凡一百七十五萬九百三十字。）

所謂【國史志】，指北宋【國史】中的【藝文志】。北宋【國史】，仁宗天聖八年修成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國史】，神宗元豐五年修成仁宗、英宗【兩朝國史】，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修成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國史】。其中，仁、英【兩朝國史】120卷，紀5卷、志45卷、列傳70卷，宋敏求作爲史館修撰參預其編修。因此，【兩朝國史・藝文志】著錄【嘉v新唐書】，必然要依據當年書局的統計數字，更何況宋敏求又是當年【新唐書】的六編修官之一。【郡齋讀書志】據此記錄了『舊書約一百九十萬，新書約一百七十四萬（言）』，而【直齋書錄解題】則據此記錄了『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百十一、志三、表四』，爲【文獻通考】、文徵明等轉相引錄。筆者以兩部【唐書】每卷人物列傳前的目錄爲統計依據，除去各自的重複，所增（包括正傳、附傳）、所廢（僅指正傳）數字極爲接近上面所引【國史志】的數字（諸帝公主不在統計之列），證明『廢舊傳六十一，增新傳三百三十一』，確實是【新唐書】書局留給後人的一個權威性的統計。今後，再引用這個數字時，不要誤以爲是書局『局外』人的說法，並請分清其增、廢的具體情況。

二 史源與取材的異同

一、【舊唐書】的史料來源
一般認爲，五代紛亂之時，唐代遺聞往事，雖懸詔購求，而所得無幾，故這部唐史援據較少，而其前半則『全用實錄、國史舊本』。更有甚者，以其【經籍志】沒有著錄的史籍，便是五代修史時未曾見到的書。其實，這些認識都缺乏深入、細緻的考察，不足以說明這部唐史的史料來源。【舊唐書・經籍志】所錄，以毋【古今書錄】爲據，乃『開元盛時四部書』。至於天寶以後的著述，並不是五代後晉時沒有看到，而是史臣們不打算將其混雜到『開元盛時』的著錄之中。對此，後晉史官說得十分清楚：

天寶以後，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記禮法之沿革，或裁國史之繁略，皆張部類，其徒實繁。臣以後出之書，在開元四部之外，不欲雜其本部。今據所聞，附撰人等傳。其諸公文集，亦見本傳，此並不錄。[9]

這裡提到玄宗天寶以後的撰述有三類，一是『裁國史之繁略』者，二是『記禮法之沿革』者，三是『諸公文集』，只不過都放在本人的傳記當中記述罷了。因此，凡是【舊唐書】紀、志、傳中提到的撰述，尤其是天寶以後的撰述，都應視爲後晉纂修這部唐史的史料來源。
本紀部分，高祖至代宗，基本脫胎於吳兢、韋述等【唐書】帝紀；德宗至文宗，大體圍繞相關實錄多寡加減、編纂而成，與前半部已有現成帝紀可以直接引用的情況不盡相同；武宗以下，基本上採用的是賈緯【唐年補遺錄】65卷。【舊唐書】卷一八宣宗紀『史臣曰』 的第一句稱，『臣嘗聞黎老言大中故事』。我們知道，唐宣宗實錄在唐代沒有纂成。唐昭宗時，裴庭裕『采宣宗朝耳聞目睹，撰成三卷，目爲【東觀奏記】，納於史館。』今本【唐會要・修國史】中的這一記載，在整部【舊唐書】中隻字不見，而且連裴庭裕這個人也未提起，後晉史官似未見其人、其書，這個『嘗聞黎老言大中故事』的『臣』只能是賈緯了。因爲後晉史官中，只有賈緯爲纂修唐史、補救唐武宗以下『缺略』而『搜訪遺文及耆舊傳說』，撰有【唐年補遺錄】。同樣，【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史臣曰』的第一句，也是『臣常接咸通耆老，言恭惠皇帝故事』。這更證明，【舊唐書】武宗以下的帝紀是采自賈緯之書，並無裴庭裕【東觀奏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