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部【唐書】的取材與思想(7)

  來源: 中華文史網

至於【冊府元龜】，據陳垣、岑仲勉、唐長孺等多人考察，一致認爲：【冊府元龜】所載唐五代史事，采自唐五代各帝實錄及【唐年補遺錄】。在這些原始材料已經亡佚的今天，我們對讀兩部【唐書】，無論紀、志、傳，發現新書增舊書者，只要見於【冊府元龜】的，均可視其曾爲【新唐書】編修官採錄過。
關於【新唐書】採錄【太平廣記】的問題。太平興國三年，500卷【太平廣記】纂成。六年，詔令鏤版，頒行天下。這說明，其書在詔修【新唐書】之前已有刻本。經過對照，可以認爲【新唐書】採錄【太平廣記】者不少於30傳。新書列女傳增舊書22傳，有9傳采自【太平廣記】。一種情況如房玄齡妻盧、符鳳妻玉英、高憋女、殷保晦妻封絢、周迪妻等傳，分別錄【太平廣記】卷二七O【婦人一】盧夫人、符鳳妻、高彥昭女、封景文、周迪妻等條原文，幾乎隻字不差。另一種情況如李母、堅貞節婦李、高逼耷亍⒍尉誘昶扌壞卻，分別據【太平廣記】卷二七一【賢婦】李母、鄧廉妻、高逼蓿卷四九一謝小娥傳等條縮寫而成。其它所增20餘傳，採錄【太平廣記】的情況，一是節錄原文縮寫而成，如新書卷一九一吳保安、卷一九五章全益等傳，分別節錄【太平廣記】卷一六六吳保安、卷一六八章孝子諸條；二是兼采【太平廣記】所記，充實到傳中，如新書卷一一二石抱忠、卷二O O鄭欽說等傳，分別採摘【太平廣記】卷二五五石抱忠、卷三九一鄭欽悅諸條部分記事或主要記事。
在列舉了以上例證之後，需要說明一點。清代學者李慈銘在【新唐書札記】中幾次提到讀【新唐書・隱逸傳】，認爲宋祁『文好爲古澀，昔賢病之，然以傳高隱諸公，則筆墨簡潔，肖爲其人，殊可尚也。』特別指出：舊書不載朱桃椎等人，宋祁『補之，覺山水清靈，拂拂紙上』。其實，【新唐書・隱逸・朱桃椎傳】沿自【太平廣記】卷二O二，最早見於【大唐新語】卷一O，三者文字幾乎無差。李慈銘自謂『辛酉歲（1861），又以【唐大詔令集】、【太平廣記】考核一過』，似應注意到朱桃椎傳的史源。其眼光銳利地指出該傳『上雲被裘曳索，下雲夏則裸，冬緝木皮葉自蔽，未免矛盾。此傳僅八行寥寥百七十二字，尚不能無誤，是其疏處』[15]。這正是【新唐書】雜采野史、小說而失察的一個弊端。
新傳比原有舊傳事跡增多，採錄【太平廣記】的情況也爲數不少。如舊書周興傳雖爲正傳，僅百餘字。新傳雖爲附傳，字數卻增多爲舊傳2倍，所謂『請君入甕』的典故，即沿自【太平廣記】卷一二一周興條，最早見於【朝野僉載】。
通過上述考察，應當得出的基本結論是：
其一，『事則增於前，文則省於舊』固然是【新唐書】比較【舊唐書】的顯著特徵，但『事增於前』原本就應該，這是在正式編纂之前即已經明確了的基本要求。
其二，一般來講，兩部【唐書】記事相同，引用舊書較比引用新書更接近歷史實際一些。這是因爲，新書有過『文省於舊』的文字加工，不是原始記錄的原貌。
其三，在眾多原始文獻尚存的情況下，對於新書的『事增於前』需作認真、具體的考察。1、如果所增記事在【唐會要】、【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寰宇記】等書以及【資治通鑑】、【唐大詔令集】中有相同的記載，則可以作爲信史引用。2、新增於舊者，如果僅見於雜史或小說家言，則需要費一番考證不可，如上所舉新書隱逸增朱桃椎事。【通鑑考異】對諸多雜史、小說的取捨，是有助於認識新書如何增於舊書的。司馬光纂修【資治通鑑】較少引用【新唐書】『事增於前』者，正是他在大量考異基礎上形成的一種取捨態度。
清代沈德潛等兩【唐書】考證跋語，很有助於我們認識兩部唐史的價值取向：
舊書以完善勝，故司馬氏作【通鑑】往往取之。
新書以識見勝，故朱子作【綱目】往往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