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部【唐書】的取材與思想(11)

  來源: 中華文史網

2、 編纂思想，歷來較少認真推考，或有所回護。
修撰【新唐書】的指導思想，在【進新修唐書表】中說得非常清楚：

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跡，與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又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i。補緝闕亡，黜正偽繆，克備一家之史，以為萬世之傳，……
商、周以來，為國長久，唯漢與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俊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嘆也！[30]

這中間，表現出北宋最高統治集團的三點基本認識。一是非常嚮往唐代『為國長久』，因而注意『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治亂興衰之跡』，特別希望效法『其典章制度之英』。二是不滿於【舊唐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尤其令北宋最高統治集團『可嘆』的是，繼唐而後是個『衰世』，所修【舊唐書】既不能發揚『明君賢臣、俊功偉烈』之善，又不能暴露『昏虐賊亂、禍根罪首』之惡，達不到『垂勸戒、示久遠』的目的。三是君臣們都希望另修一部唐史，『補緝闕亡，黜正偽繆，克備一家之史，以為萬世之傳』。曾公亮作為監修，讓歐陽修代為起草的這一篇進書表，完整地表達了北宋最高統治集團對於唐代歷史的基本看法，成為重修【唐書】的指導原則。圍繞這一宗旨，新修的編纂思想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暴惡以動人耳目』。
對於武則天，自唐德宗時起便有反對其入本紀的議論，而五代纂修【舊唐書】仍立武則天本紀。【新唐書】則以后妃列傳記武則天事跡，以本o『著其大惡』。本紀的『贊曰』用【春秋】為理論根據，說『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於弒君篡國之主，皆不黜絕之，豈以其盜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沒其實，所以著其大惡而不隱歟？』甚至更恨不得武則天遭『大戮』，認為『武后之惡，不及於大戮，所謂倖免者也』。本紀八紀穆宗至宣宗事，其『贊曰』以弒殺憲宗的『賊』歷三朝而猶在，文宗僅能殺其人而不能明其『罪惡』，深以為『可嘆』，因而指責文宗『仁而少斷，承父兄之弊，宦官撓權，制之不得其術，故其終困以此』，亦為宦官所圖。
列傳貫徹『暴惡以動人耳目』，最明顯地就是新增藩鎮、奸臣、叛臣、逆臣等4個類傳，並移外戚、宦官二類傳接於藩鎮之前。外戚、宦官、藩鎮3個類傳排列在一起，奸臣、叛臣、逆臣3個類傳依次置於全書最後，都是為了醒目，或者說便於『動人耳目』。
外戚，在歐陽修、宋祁看來，曾經出現過武氏、韋氏『產亂朝廷』，委政楊氏『階召反虜』的情況，因而總結出外戚『用福甚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的『理』來，提醒宋代君王：『主賢則其共榮，主否則先受其禍』。宦官專權，是唐代『產亂取亡』的『禍根』之一，【新唐書】對於這一點認識很清楚。在【宦官列傳】序中直接指出：『禍始開元，極於天v，凶愎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至於藩鎮問題，書中說得也很明白：

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護養孳萌，以成禍根。[31]

然後，以5卷的篇幅集中記述『一闥潰一賊生，訖唐亡百餘年』的割據狀況。【舊唐書】雖然基本都有記述，但卻是以時間先後分散於諸臣列傳之中，既不便於看清藩鎮在唐代發展的脈絡，又達不到『暴其惡以動人耳目』的目的。【新唐書】將他們集中在一起，並冠以『藩鎮』類傳的名目，確實是一舉兩得之事。為『奸臣』立傳，是將『奸臣』比之為『妖』，認為奸臣出現是『國將亡』的信號，提醒『有國家者，可不戒哉』。『叛臣』大都是『功高威重』之臣，由於『不能防患，凶德根於心』，當個人利慾得不到滿足時，『弗得其所輒發，果於犯上』[32]。最不能為當權者所容忍的是，自立為王、力圖用武力推翻現行統治的『逆臣』。【新唐書】將他們置於全書最後，記其『暴興而亟滅』的行事。安山、史思明為一種類型，『假天子恩幸，遂亂天下』，突出『彼能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賊殺其父』。李希烈、朱另為一篇，大致情況與安、史相似。黃巢、秦宗權等被劃為一種類型，認為『巢死，秦宗權始張，株亂遍天下，朱溫卒攘神器有之，大W皆巢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