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的纂集與特點(11)

  來源: 中華文史網

不管神宗賜以書名『資治』，還是與司馬光時治主張相關，但應當注意兩點：其一，宋神宗賜名【資治通鑑】，雖然明確地將修史與『取鑒』、『資治』聯繫在一起，卻沒有象唐太宗詔修【隋書】等五代史那樣，『覽前王之得失』目的是『爲在身之龜鏡』[63]，即沒有以歷代君王得失作爲『自身』行爲、決策的鑑戒，更多的是要『爲臣者』引以爲鑑戒，因而不可能有唐太宗的作爲，自然也就不可能形成類似『貞觀之治』的局面。其二，司馬光『伏望』神宗『監前代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創出『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的局面，但他自己也沒有能夠認真做到『以史爲鑒』。北宋中期形成的新舊黨爭，一直延續到北宋滅亡，成爲當時政局的重要特點。司馬光不僅有【朋黨論】的專篇，在【資治通鑑】中對東漢的閹黨與清流之爭、中晚唐的牛李黨爭，都有非常詳細的記述。卷241唐穆宗長慶元年四月，寫牛李黨爭發端：『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頃軋，垂四十年。』卷245唐文宗太和八年十一月，寫黨爭進一步發展：『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緊接著，便是400餘字的『臣光曰』：


    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


    胡三省謂『溫公此論，爲熙、豐發也。』司馬光能夠清楚地認識歷史上的朋黨之爭，卻難以跳出現實中朋黨之爭的泥潭，【資治通鑑】的『取鑒』、『資治』功用因此大爲遜色！大凡史書只寫給別人看，讓別人『以史爲鑒』而不是爲『在身之龜鏡』，其鑑戒功用還能有多少實效？這正是中國史學和中國史家的悲哀所在！


      作者：成竹 雲菊


[1] 【唐史論斷序】，【四庫全書】本。由此序內容而論，實即【唐史記】75卷的序文，作於皇v四年草成該書之際。
[2] 【傳家集】卷71。
[3] 【傳家集】卷17【進通志表】。
[4]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08英宗治平三年四月辛丑。
[5] 【玉海】卷47【治平資治通鑑】。
[6] 【文獻通考】卷193【經籍考二十】引『公子康公休告其友晁說之曰』。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鑑序】亦以『修書分屬，漢則劉，三國訖於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
[7] 參見王曾瑜【關於編寫的幾個問題】，【文史哲】1979年第3期。
[8] 【文獻通考】卷193【續資治通鑑長編舉要】引乾道四年李燾上表。
[9] 【傳家集】卷63。
[10] 【文獻通考】卷193【經籍考二十】引高似孫【緯略】。
[11]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50神宗元豐七年十二月戊辰。
[12] 【四庫全書總目】卷47【編年類】。
[13] 【四庫全書總目】卷47【編年類】。
[14] 【緯略】卷12。【文獻通考】卷193【經籍考二十】所引亦作『二百二十二家』。
[15] 【四庫全書總目】卷47【編年類】。
[16] 【史略】卷4【通鑑參據書】。
[17] 【新校資治通鑑敘錄】卷首。
[18] 【通鑑學】第三章。
[19] 陳光崇【張氏所列引用書目補正】,高振鐸【通鑑參據書考辨】，均收【資治通鑑叢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陳光崇【引用書目的再檢核】，收【通鑑新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周征松【通鑑考異所見書目檢核】，【山西師大學報】1986年第3期。
[20] 參見謝保成著【隋唐五代史學】，廈門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348－349頁。
[21] 【郡齋讀書志校證】卷14【類書類】。
[22] 【答范夢得】。
[23] 洪邁【容齋四筆】卷11【冊府元龜】。
[24] 劉羲仲【通鑑問疑】。
[25] 【癸辛雜識】後集。
[26] 【稽古錄】卷16【上曆年圖序】。
[27] 【資治通鑑】卷244唐文宗太和七年八月。
[28] 【日知錄】卷26【史記通鑑兵事】。
[29] 【傳家集】卷44【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
[30] 【資治通鑑】卷2周顯王十年『臣光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