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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藝術中國 作者：陳寒鳴
洪武十八年（1385年）到二十年（1387年）間，明太祖朱元璋連續發布了四篇被稱爲『大誥』的文告，即【大誥】（十八年八月）、【大誥續編】（十九年三月）、【大誥三編】（十九年十一月）、【大誥武臣】（二十年十二月）。【尚書】有【大誥】一篇，記載周公東征殷遺民時對臣民的訓誡；而『大誥』二字，其意爲『陳大道以誥天下』。朱元璋發布四篇【大誥】，目的就是效法周公告誡天下臣民。【洪武實錄】卷一七九說：上因『中外臣民……往往不安職業，觸麗憲章，欲仿成周【大誥】之制以訓化之，乃取當世事之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著爲條目，大誥天下。』朱元璋自謂：『朕制【大誥】三編，頒示天下，俾爲官者知所監戒，百姓有所持循。』又曰：『忠君孝親，治人修己，盡在此矣。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頒之臣民，永以爲訓。』（1）可見，朱元璋發布【大誥】，是要以『當世事』爲例，樹立善惡、禍福的標準，使天下臣民『永以爲訓』，達到鞏固封建統治的目的。
【大誥】凡七十四條，【大誥續編】凡八十七條，【大誥三編】凡四十三條，【大誥武臣】凡三十二條。這四編【大誥】共二百三十六條，均系朱元璋自己寫成（2）。朱元璋本無多少文化修養，爲文不重修飾，加以又想讓天下百姓都能讀懂，故其撰制這四篇【大誥】，既非官府習見的公文格式，亦非學者文士之文風，而是採用近於口語的淺近古文『直直地說著，大的小的都要知道』（3）。這具有獨特內容和形式的【大誥】，是明代的重要歷史文獻。它所表述的『當世事』，提供了明初社會生活的豐富資料；所透露的朱元璋的思想和活動，反映出明代初期封建專制主義皇權進一步強化的若干特點，很值得認真研究。
一
自秦、漢以來，中國封建社會的政體就採取了專制主義的形式。專制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皇帝擁有無限權力，『什麼法律都由他頒布，什麼官吏都由他派。』（4）而在封建專制主義的發展過程中，起於民間，以布衣而推翻元廷、一統天下，建立起明王朝的朱元璋，吸取前代教訓，精心設計政治運作機制，採取措施進一步加強君主專制制度，從而使封建專制主義具備了最完備的形態。四編【大誥】，就是明初封建專制主義得到進一步加強的最好例證。
首先，從四編【大誥】可見當時各種事務的決定權都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朱元璋在建立其王朝統治過程中，十分注重軍政大權的高度集中。他把任何不利於專制王權的因素都無情地加以剷除。洪武十三年（1387年）的胡惟庸黨案打擊了統治集團中的異己勢力，並對政權機構進行改革，取消了丞相，使得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僚機構都直接聽命於皇帝，成爲皇帝得心應手的工具。明代皇權之大，遠遠超過了前代。【大誥】四編便是君主專制主義空前加強的真實記錄，這裡的許多事例充分說明朱元璋對國家大小事務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他不僅就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各種問題發號施令，而且對百姓生活（居處、器皿、服色、首飾等等）甚至婚喪嫁娶、相互稱呼都要過問，如【大誥續編・第十七】：『民有不安分者，僭用居處器皿、服色、首飾之類，以致禍生遠近，有不可逃者。誥至，一切臣民所用居處、器皿、服色、首飾之類，毋得僭分。取有違者，用銀而用金，本用布絹而用綾綿・絲紗羅，房舍棟梁不應彩色而彩色、不應金飾而金飾；民之寢床船隻不應彩色而彩色、不應金飾而金飾，民床毋敢有暖閣而雕鏤者，違誥而違之，事發到官，工技之人與物主各各坐以重罪。嗚呼！天尊地卑，理勢之必然；富貴貧賤，神明鑑焉……』同編第六十九：『朕諭之後，鄉民有曾充糧里甲者，則以糧里甲稱，非糧里甲則以字稱。若遇耆民，長其父者則稱伯，下其父者則稱叔；長於則稱兄，下於則稱弟，歲如父老亦稱伯。本朝曾官者則以官稱，兄弟皆官稱，子孫舍人稱。雖一人終考而無疵，再無爲官者，子孫同朝稱舍人，兄弟稱官，隨朝世世稱官、稱舍人。無官者毋敢擅稱，稱者受者，各以罪罪之。果頑而違令者，遷於遐荒，永爲邊卒。是其禁也，聽戒之毋犯。』如此等等。中央機構的官僚貪污案件更需由朱元璋親自處理，如戶部侍朗郭桓貪污案，『天下諸詞盡皆贓罪，系獄者數萬，盡皆擬罪。』（5）同時，基層地方的民事刑事案件也要由他作主，甚至告賣毒藥都要欽審（6）。方孝孺說：『天子新有天下，懲前代弛緩不振之弊，大舉廢政而修明之，如是者十餘年而始定。是時，郡縣之官雖居窮山絕塞之地，去京師萬餘里外，皆悚心震膽，如神明臨其庭，不敢少肆。或有毫髮出法度，悖禮義，朝按而暮罪之，其重名實、辨臧否誠古所未有也。』（7）征之以四編【大誥】，這話並非虛言。明初帝王權力，無遠不屆，確實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其次，從四編【大誥】可見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而既定的法律又可以隨著專制君主的喜怒任意更改。早在洪武七年（1374年）完全按照朱元璋意旨制定的【大明律】就已頒行天下了，但朱元璋自己根本不按之行事。在他統治時期，『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完全以個人好惡行事（8）。四編【大誥】中所列舉的許多案例，如用【大明律】來衡量，絕大部分屬於輕罪重判，還有一些無罪錯判的。譬如，有的按律罪止杖一百或囚三年，而在【大誥】中則用族誅之刑；有的按律止杖八十或一百，而在【大誥】中竟處以最殘酷的凌遲之刑。更有甚者，還有一些事根本構不成犯罪，只是因爲不合朱元璋心意，或被認爲不服從其絕對權威，就會被宣布爲有罪而予以重處，如沙縣羅輔等十三人議論『如今朝廷法度好生厲害，我每各斷了手指，便沒用了。』這些人被宣布犯了『斷指誹謗』罪，『梟令於市，闔家成丁者誅之，婦女遷於化外。』（9）江西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自行截去左手大指，以示不願出仕，朱元璋親自審問此事，訓斥道：『爾去指不爲朕用，是異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爾宜梟令，籍沒其家，以絕狂夫愚婦信效之風。』（10）並申辨其理由曰：『寰中士夫不爲君用，是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爲之過。』（11）象這種所謂『誹謗』罪和『不爲君用』罪，完全是君主專制主義淫威的產物。此外還有更爲奇特的案例，如會稽等縣河泊所官張讓等『魚課鈔本該六千六十七貫二百文，所進鈔本卻寫作六百六萬七千二百文』，這本來是抄寫之誤，但朱元璋卻認爲『廣衍數目，意在昏亂掌鈔者』，遂下令『將各官吏治以重罪』，又警告道：『今後敢有如此者，同其罪罪之！』（12）天威不測。中國歷代專制君主都任意地依據個人喜怒來決定生殺之事，這一方面可以表示其掌握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另一方面則爲了使臣民對自己的思想行動無法捉摸，經常處於緊張之中，便於控制和使用。深悉此道的朱元璋，很善於玩弄手腕，以自己的喜怒好惡作爲賞罰量刑的根據，既可以不次擢升，也可以任意處罰。『用刑之際，多出聖衷』,『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禍』。（13）天下臣民無所措於手足，只發聽他任意擺布。
第三，從四編【大誥】還可見朱元璋對人的極端蔑視。馬克思曾指出：『專制制度的唯一原則就是輕視人類，使不成其爲人。』『專制君主總是把人看得很下賤。』（14）朱元璋就是這樣。他視『誅殺人如滅螻蟻』（15），根本不當作一回事。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在他影響下，『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爲殿最。』（16）罪犯愈多、判罪愈眾，則功勞愈大。綜觀四編【大誥】中的許多案例，在處理上有兩個共同點：一是每案侏連者爲數極多。如戶部試侍郎郭桓案牽連繫獄者數萬人，盡皆擬罪；兩浙江東西民偽造寶鈔案，『捕獲到官，自京至於句容，其途九十里，所梟之屍之望』，連朱元璋自己都感到『其刑甚矣』。（17）一般案件牽連者動輒數十至數百。一人犯罪，全家甚至整個親族、友朋、鄰里都跟著倒霉，這是洪武朝常見現象。二是所用刑罰非常殘酷。【大誥】中各案所用刑罰，種類繁多，且甚殘酷，多爲明律所無，用朱元璋的話說，這叫作『出五刑以治之』，亦即法外用刑。（18）近代沈家本評曰：
【大誥】所列諸峻領，族誅、凌遲、梟令，以尋常過犯，與叛逆盜同科；刖足、斬趾、去膝、閹割，既用久廢之肉刑，面斷手、剁指、挑筋、更非古刑之所有。又或一身而兼數刑，或一事而株連數百人，皆出於常律之外。其威示亦云竭矣。（19）
用刑之時，朱元璋『自觀之，毫髮爲之辣然』（20），但這位專制帝王仍需要施諸於人，用嚴刑峻法對臣民進行凌辱以至殺戮。僅就【大誥】初、續、三編而言，『所列凌遲、梟示、種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萬數。』（21）人的尊嚴，人的生命，是其所不屑一顧的。魯迅【且介亭雜文・病後雜談之餘】說：『自有歷史以來，中國人是一向被同族或異族屠戮，奴隸，敲掠，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過，每一考查，真教人覺得不像活在人間。』朱元璋親筆所撰四編【大誥】證實了魯迅這論斷的確鑿。專制帝王的所作所爲，其殘暴狠毒，駭人聽聞，令人掩卷嘆息，『覺得不像活在人間』。
在四編【大誥】中，朱元璋對其施行的嚴刑峻法津津樂道，充分說明這個專制帝王凶暴殘酷。但個人的性格並不足以完全解釋他的所作所爲，因爲嚴刑峻法實際是封建產物。爲了使一個人高踞於萬人之上而使千百萬人聽從一個人的號令，嚴刑峻法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儘管朱元璋曾屢次表示讚賞【道德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之言，（22）但他實際行爲中仍要『以死』來威嚇他的臣民。這固然反映出其言行不一的虛偽作風，而更重要的則因爲任何一個人要搞專制統治，就只有藉助於嚴刑峻法，製造恐怖氣氛，使臣民不敢反抗，對其淫威俯首貼耳，誠惶誠恐。這可以說是不依人的主觀願望轉移的歷史之必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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