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流刑考(5)

  來源: 光明網理論

流刑本以有效懲治降死一等重罪為目標。從明初以來，真犯死罪者均要按律處死。而降死一等的流刑，在『寬』、『減』的名義下，若以徒代流，最高徒役年限為四年，徒役的形式以發充遞運水夫為主。至於納贖，成化後期，巡撫蘇、松等處官員上奏，指出該處糧長、大戶、書手等作弊害民，習以為常。究其原因，則『此等之徒，輕視官法，以為問罪監追，不過雜犯死罪、徒流罪名，但折納米稻而已。』[39]這樣，在懲治力度上，需要按律處決的真犯死罪與降死一等的流罪之間的差距明顯加大，即死刑與生刑之間的懲治差距加大。反映在刑制的方面，儘管五刑制的名目仍然存在，但實際行用中的五刑制，除了笞杖刑與死刑，只有徒刑。明人葉良佩概括其間產生的問題是：『------由杖徒一轉而入大辟，嫌於太疏』。[40]傳統流刑的實施固然不能有效懲治降死一等的重罪，明代廢傳統流刑而不用，但調整後的流刑顯然仍不能承擔有效懲治降死一等重罪的任務。
　　如何有效懲治上述事實上的降死一等重罪，成為明代流刑帶來的真正問題，本應由流刑達到的懲治目標如何實現成為明代司法的重要課題。口外為民與充軍，這五刑以外的懲治方式，正是適應了這樣的司法需要而在明代得到了行用與發展。因為由杖徒一轉而入大辟，嫌於太疏，『則定議著為徙邊、戍邊、永戍之令，不與同中國。』[41]
『口外為民』與洪武時期的『家遷化外』、永樂時期的『發北京為民』顯然有着淵源的關係。但作為一種懲治方式的名稱開始使用，大致在天順初年，[42]此後直至明末都在有效行用之中。對於『口外為民』的『口外』，有關法規一直未有明確的解釋，但明代有記載的『口外為民』的地點主要集中在北直隸的隆慶州與保安州。[43]隆慶州與保安州均位於北邊內長城之外，狹義地說，『口外』可能就是指北邊內長城的各關口之外。口外為民罪犯中個別罪重的，或從隆慶、保安二州逃亡的，也被發往遼東的安樂、自在二州。[44]。
　　口外為民的懲治力度相對較強。對於普通百姓而言，生活的環境從內地至邊方，或從邊方至極邊，條件自然更為艱苦；對於文職官員而言，口外為民則重革職為民一等。嘉靖年間，時任錦衣衛經歷的沈煉因上書彈劾嚴嵩，而被『謫佃保安』。[45]小說描寫，沈煉『即時收拾行李，帶領妻子，雇着一輛車兒，出了國門，望保安進發。----那保安州屬宣府（小說此處有誤，保安州屬北直隸），是個邊遠地方，不比內地繁華。異鄉風景，舉目淒涼』，[46]幸好沈煉彈劾嚴嵩，名聲在外，『先生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州人賈某者傍睨先生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先生，先生始有家矣。』[47]一般口外為民者的情況由此可以想見。口外為民的罪犯，一般要拘當房家小起發隨住；除了朝廷大赦天下，明令可以放回以外，口外為民的罪犯原則上要終老當地。
　　充軍，即將罪犯發充軍役。在明初，充軍為軍官軍人特設的特徵比較明顯，但非軍籍人也不絕對被排除在懲治範圍之外。就其懲治程度而言，明初【大明律】規定，軍官軍人犯徒流罪者，以充軍代替，充軍已經被認定與五刑制中徒流刑的地位相當，具有重刑的特徵。軍官在充軍以後，官職處於被剝奪狀態，一般也要南北調衛，以示懲戒；軍人充軍，除了杖一百，也同樣根據所在地南北易置於邊方衛所，而且承擔更為艱苦的兵役。原則上，軍官軍人若無軍功，充軍也都有終身的特徵。懲治力度是比較強的。
　　對於非軍籍人而言，充軍重刑的特徵更為明顯。文職官吏首先被剝奪官職。其次，軍犯多被放遠。【大明律】和【諸司職掌】都有關於邊遠充軍具體地面的規定。[48]兩者雖然在具體的發充地面上有一定的出入，但定衛基本上貫徹的都是就遠與就邊的原則，軍犯就遠發配或甚而南北易置，即以長江為界，南方軍犯發北方衛所，北方軍犯發南方衛所，發充地都屬南北邊地。嘉靖年間，新的定衛規則基本確立。即以罪之輕重權地之近遠，邊衛可以本省擬配，邊遠可以隔省擬配，極邊可以再隔省擬配，如內省無邊方者，可以隔省附近邊方擬配邊衛，其邊遠、極邊亦可依類遞配，[49]在發遣各等中，附近充軍仍只佔較小的比例。軍犯遠離故土，生活環境改變，水土不服。最重要的是，非軍籍人的充軍使罪犯從民人變成了軍人。這不僅僅是使習慣的生活方式發生改變的問題。早在成化年間，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衡就曾指出『況人所畏當者莫過於軍，千方百計逃避苟免』這樣的事實，[50]況且罪犯充發的還是『恩軍』，他們在衛所承擔的軍役和勞役比一般的軍人更重，受到的待遇則更差，受軍官的盤剝更為嚴重。這種從生活方式到身份地位的改變所達到的懲治效果是最為嚴厲的。還有，明初的軍犯均為永遠軍犯，後來軍犯有終身與永遠的區別，終身軍犯服役終身，永遠軍犯，則不僅終身服役，子孫世代均要承擔兵役。充軍重刑的特徵是顯而易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