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来源: 文摘报
后人谈到晚明，不啻动用“天崩地解、纲纪凌夷”这样吓人的词语，似乎那时的人心已像脱僵的野马失去了任何统一的准则。实际的情况可能恰恰与此相反，正是在那时，明人发现了一个新的准则，而且是惟一可能超越所有等级的准则，那就是金钱。
在晚明的各色酒席中，席上总是先将酒敬有钱人。出商人的徽州，妇女们以能否挣钱作为择偶标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金令司天，钱神卓地。”那个时代的见证人记录了当时的贫富分化和拜金风尚。
在钱神的注视下，每个人都不再安分守己，传统的“士农工商”的阶层定位揉乱了。士商开始互动，士很想介入商业活动，商则乐于标榜自己的文化品位。
在晚明，自我表现的动力和金钱的动力搅和在一起，由上至下，形成了席卷全社会的奢侈之风。
明人重视装修，在房前大厅里雕花，有个文人家居时坐榻四周环列梅花100盆，水仙100盆。养家奴有超过一两千人的。
明人爱秀，最体现在穿衣上。明初关于什么人穿什么衣服的规矩全被僭越：原来士大夫戴的瓦楞棕帽，早成为市井小民的流行装；优伶、娼妓遍体绫罗，满头珠翠；宫廷内管洒扫、烧火的勤杂工都有穿上蟒衣的。各地人们的衣服模仿京城款式，南京妇女的衣饰，在嘉靖年间十多年一变，自万历后，不到二三年就一个大变化。读书的士子对外表的追求更变态：用红丝绳束发，还化妆。
首辅张居正，出门必喷香水涂面膏，接待一位客人的工夫里，能换四套衣服。
万历年间的《顺天府志》记载：“大都薄骨肉而重交游，厌老成而尚轻锐，以宴游为佳致，以饮博为本业。”从明人绘《南都繁会图卷》上可以看到，城市中各种茶楼、浴堂、酒楼、歌馆招牌林立的情形。晚明，不仅大城市中已经有了夜生活，江南的一般市镇也“夜必饮酒”。
晚明时妓女的社会地位很高，妓院就设在考场对面，很多有文化的名妓充当了才子们的“二奶”。有名的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际、便淫冶，房值甚贵”，而从无闲置。
明代的春宫画更深入人心。上到大画家唐寅、仇英，下到天津杨柳青的村妇都擅长此道。
明人爱玩，有俗一路，还有雅一路。当时名家所著《时尚》《格古要论》《长物志》等书都可看作是购买高档文化手工制品的指南。在传统的“古玩”外，明代出现了“时玩”这一新名词，诸如永乐之漆器，宣德之铜器，成化之窑器，其价已可与古玩相匹。
给鸡肉注水，打金饰时，金丝内有银心，用金箔包裹银冒充纯金……各种时下流行的骗术，剔除高科技成分，那时都已出现。
明代从皇帝到小民，都爱赌博。方式有射注、压宝、斗牛、斗鸡、斗鹌鹑、斗蛐蛐、斗纸牌、斗叶子、麻将牌等。文人张岱在龙山脚下设斗鸡社，朋友们就携古董、书画、文锦、川扇之类作注。
因赌博而倾家荡产的多见，因赌致富的多半是流氓。明代南京的流氓有“四十三太保”“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流氓靠打砸抢过日子，警察来了就和警察对打，聪明流氓则懂得“纠合豪棍，中通营兵”。
晚明官场“仕途如市”，贪墨之风盛行，甚至形成一套行贿密语。比如，送了500两银子，就借用孟子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说“必有王者兴之术已奉上”。在明人奢靡的吃喝旅游行为中，亦有大部分是公费的。
明史学者、西南大学教授陈宝良把晚明社会那段时间，称为中国社会、文化史上最具活力和多样性的时代，除了“全社会对腐败的淡漠”。他赞同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见解：中国近代化从那时已经开始，但这个过程很长，一直没有完成。 (《中国新闻周刊》2.12)
作者：曹红蓓 |
|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