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崩地解：1644大变局》 汗青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年3月 （图片来源：凤凰网读书）
公元1644年，明亡清兴，甲申之变，不仅是中国历史的重大变故，也是历史学家们的一大谜案。如果说，历史学界真有“哥德巴赫猜想”的话，此段历史，无疑就是历史学界一颗璀璨的明珠。300年来，关于此段历史的叙述，汗牛充栋，明史学者汗青所著《天崩地解：1644大变局》，“想把压倒大明王朝这匹骆驼的大草堆中的一部分，拣出来仔细翻看”。我们借助汗青先生的目光，重新打量这段历史的细节及其背后的历史动力。
1历史表面的细节
自明朝亡的那天起，就有无数人在评说它灭亡的原因。这些人中，包括了后来者清的数代皇帝，而乾隆的评论，因为刻在明长陵的石碑上，所以广为人知，他说“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话是没错。尤其他说明亡非亡于流寇这点，我是极赞成的。明亡于崇祯十七年的农民军，于我看来确实是个很偶然的事件，中国历史也因此在这里戛然转向。
在历史的偶然与必然这个问题上，我很推崇顾诚先生说过的几句话：“统治王朝的建立和统治者的更替大抵都属于偶然因素。只不过人们太习惯于把既成事实当作历史必然，就本质而言，这同封建史籍中的‘天命眷顾’没有多大区别。……如果把既成事实都说成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学习和研究历史就没有多大用处。”
发生于崇祯十七年的北京被破，其中偶然因素实在太多。
譬如，如果崇祯一早从了李明睿的建议，在十七年年初就南迁或以太子南下，则即使北京城破也形势大不相同；又若崇祯于北京被围的那天夜里出逃时，那根巨大而沉重的城门闩能被太监们举起来，则也会是另一番局面；再如招东北关宁军入卫北京之议，只要能早几天定论，那么李自成就将在北京城下遭遇明朝第一强军关宁军，他还能否破北京就大为可疑，要我说几乎就是不可能的；又或者没有曹太监私通李自成开了城门，以北京之坚要守几年几个月也许不好说，但多守几天肯定绝无问题，到时吴三桂等人的勤王兵马一到，以后局面的发展就完全不同了。
还有很多可以如果的事件列出来，而且只要这其中任何一件事有一丁点变化，明王朝的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
可问题就在于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偶然就是堆在一起发生了。于是，明朝亡了。
乾隆评说明亡的原因，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公论。只不过，我以为这些都是具体事件，是现象，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根子。
2士人信仰的真空
在我看来，压倒明王朝的最重稻草之一，是起于明中期的士人思想及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演变。
明中期，是继承自宋的程朱理学和王阳明心学的更替时期，阳明先生生前及故去后一段时间内，各种心学分支及理学流派纷沓而至、交战不休，致使很多士人在内省这一道路上陷入了无所适从的境地。
中国绝大多数士人，其信仰和立身之本是某一门学说，如儒学等等，而不是像西方那样的宗教信仰，因此在这种之前信奉的学说被质疑和击破、又无后来合适的强势学说可以信奉、哲学思潮异常混乱的状况下，很多士人几乎等于进入了一个信仰坍塌的真空状态，顿时便茫然起来。信仰危机的现实危害是巨大的，历史上的例子很多，现在的例子也很多。后人说明末礼乐崩坏、道德沦丧，我以为其根本就是源于此。当然，这种礼乐崩坏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有个渐进、积累和触发过程的。
3从党争到权力之争
与此同时，明王朝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状况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大的波动。内阁、皇帝、朝臣、士林之间的多方博弈在这一时期异常激烈，如嘉靖时期的“大礼议”、万历时期的“万历新政”和“争国本”等一系列政治事件，使得原本相对稳固的政治体制出现了较大的变革；而沿海倭患以及万历三大征，还有江南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模式演进等等，又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民生状况波澜迭起。
嘉靖时的“大礼议”事件，虽然有内阁试图制约皇权的起因在内，但大部分参与其中的朝臣，是出于捍卫传统和理念的目的，其中也包含了新兴的王学和传统程朱理学之争。而之后万历时的“争国本”，几与大礼议的本质和过程如出一辙，区别无非是“大礼议”中理亏的是内阁和朝臣一方，“争国本”时理亏的是皇帝和后宫势力而已。有意思的是，这两次事件的胜利者，都是占理的一方，而不是权利大的或人数多的一方。在我看来，这正说明了这时候的斗争，本质上还只是理念和观点之争，争的是个是非曲直，大家都还在讲道理，而不是纯粹的权力和利益之争。
只是，一旦争起来了，哪怕起先没有党，时间一长也会有党，有了党和党争，自然就要牵扯到权力和利益。因此，如果说嘉靖时期的“大礼议”和万历时期的“争国本”还算是纯粹的理念和学术之争的话，那么万历后期的一系列“京察”纷争就是纯粹的党派之争和权力之争了。有明一代最惨烈的党争，自此发端，且愈演愈烈，政风败坏。
4从权力之争至国家崩坏
明末史料，无论官史还是野史笔记，十之八九，出自东林一脉，因此一旦事涉东林党，则多有文过饰非之迹，甚至于颠倒黑白、造谣污蔑，即使如黄宗羲这样赫赫有名的大宗师也不能脱出这一窠臼，从万历到天启时发生的一系列“京察”事件，亦是如此。
明代官吏的大计――也就是官吏的考察，有所谓“京察”和“外察”，这在万历之前是极为严肃的事，但无论清官、冗官、贪官，却都莫不视被核察点名批评为终身洗之不去的人格及政治污点，所以人人凛然，廉耻之心常在，因此它既是一种他律，也让官员们因此而自律。
然而从“癸已京察”起，到“辛亥京察”和“丁已京察”之后，在大计中被点名弹劾者，几乎人人都知道是因党争而致，与被弹劾及被计官吏的品格和政绩几乎再无什么关系，所以实际上京察和外察已全然失去了正常的评判标准职能，彻底沦为了一件党争工具，甚至可说是成了党争的代名词，士大夫官僚们也因此彻底失去了对大计的那份尊崇，再也不把大计当一回事，其凛然及廉耻之心自然也荡然无存，致使吏风日坏。正是一系列“京察”事件彻底败坏了弘、正、嘉、隆数朝间士大夫廉耻自重的风气，败坏了这种由他律进而使官员自律的环境，进而导致整个国家机器在内耗中崩坏。
明朝灭亡的原因很多，如大干旱、农民起义、任用阉宦甚至崇祯末京师瘟疫横行乃至当时正处于小冰川气候等等，也被列为明亡的原因。但上述的明官吏和士人们起自明中期的种种思想及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却是明亡的最深层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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