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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網論壇 而對於『偽儒學』通過科舉制度產生的大量廢物，張居正乾脆說：『國家以高官厚祿養畜此輩，真犬馬不如也。』而近人曾國藩沿用了張的調子，更痛斥士大夫道：『國家以此等人為官，與以牧豬奴為官何異？』由此可見，即使到了晚清，這種狀況依然沒有得到任何改變。
所以，自明以降500年裡，中國雖然是表面上以絕對君權削平了地方割據勢力，但是上主無為，國家的政治主幹，自然是由完全不通財政經濟軍事的士大夫階級構成的，明代上層政治，簡而言之是『無為』之主與『無能』之臣相爭不已，而實際的國家命脈，則操縱於地方滑吏集團的手中，在所謂『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獨特體制里，他們自然與豪強巨富沆瀣一氣，雖然表面上是大一統，但實際上國家的整合能力反而是下降的，而中國封建體制，因此卻更為牢固了，特別是在『吏主地方』的條件下，國家的政治經濟財政能力，更是一塌糊塗。小農因為無組織，因為一盤散沙，自然也不知國家為何物事。而歸其最終成因，也就是蘇軾早就指出過的『帝王之私』之必然。東坡說：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畏謹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日益廢弛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為，而左右前後則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
所謂『舉天下之士而倡言無為』，這種無所作為不僅是主上『無為』，而且更足以使得小農無組織，故不能造反，但這卻也使得國家在政治、經濟和財稅上無法下情上達，社會無有效之組織結構，國家既無動員能力，信用自然無法確立，其直接結果，在明隆慶元年之後，那就是以放任白銀進口的方式，來解決國家財政問題。這也就是濱下武志所說，一個不富藏銀礦的國家，竟然去選擇別的國家所富藏的白銀貴金屬作為自己的貨幣，--今天看來，這不正是一件把金融命脈委之於他人的荒唐之舉嗎？
明清兩個大帝國有一點是完全相同的，--就是這兩個大帝國都以白銀為國家稅收和國家儲備貨幣，也就是說，清的貨幣政策基本上是承襲了明制。而500年來，中國這種完全依賴於世界市場供給的貨幣政策，對於世界經濟的『變異』來說，既是決定性的、更是根本性的，一方面，對於明清兩朝來說，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目的，其實主要就是為了進口白銀--而另一方面，從長遠看，由於銀根主要依賴國外，所以白銀的短缺和白銀的外流，又勢必造成周期性的、劇烈的通貨緊縮，威脅宏觀經濟，而這使得白銀問題反過來成為明清兩朝經濟最為致命的軟肋，這甚至就是解釋明清兩個帝國突然間迅速瓦解的一個最為根本的原因。
回顧此番重大歷史轉變，對於今天的啟示意義起碼有二：一，中國要不要改革開放，這其實早已經是不需要爭論的問題，理由很簡單：因為我們自明代開始就是改革開放的；500年來，最為徹底地依靠市場來組織一切的，總起來說就是中國而不是別的國家，我們真正需要爭論的問題僅僅是：中國為什麼沒有形成獨立自主的財政和金融體制，為什麼長期沒有建成一個國家財政，從而沒有完成向現代國家體制的轉化。而這裡的核心就是：中國500年來都沒有解決『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的問題，從而也就沒有完成徹底的反封建的使命，這就使得中國的財政、稅收和司法操在地方利益集團的手中，士大夫階級徒慕虛文事務，作為政治精英又是極不合格的。因此，要國家富強，就要實行徹底的反封建，要徹底反封建，就只有發動人民組織起來自治、起來革命，從組織基層入手推翻土豪劣紳和地方吏治，否則是沒有辦法的。這就是近代中國國家建設必從革命始的原因。
第二，自隆慶元年引進白銀以來，非但中國原有的經濟發展與貨幣短缺之間的大矛盾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和解決，而且隨着資本主義體制在西方的形成，中國日益由一個貨幣短缺的國家，變成了一個『資本』短缺的國家。而通過壟斷貨幣以自肥，阻礙中國前進和發展的地主－商人階級，也在近500年的發展中，一變而為利用外國金融資本，吸納中國人民的財富以自肥的買辦資本、買辦資產階級。鴉片戰爭以來，正是他們勾結帝國主義，將中華民族推向了災難的深淵，造成國家不成樣子，人民饑寒交迫，這也迫使以孫中山和毛澤東為先導和旗幟的中國人民，奮起反抗這種苦難的命運，而從基層建立農民組織，打倒封建主義、買辦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剷除500年養成的毒瘤，這就是近代以來的中國民族革命、國民革命和社會革命的一向宗旨。自辛亥革命以來，這個革命至今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了。我們今天回顧歷史，就是要記住孫先生的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也就是要記住毛先生的教誨，要『將革命進行到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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