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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讀史網 3、永樂時期
1402年，燕王帶領軍隊進入南京，稱帝，從此明朝的歷史開始進入永樂時期。永樂帝在位22年，他不僅善於指揮打仗，還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在他登上皇位之後，他對建文遺臣進行了一番過濾，順從者擁護者得以留任，反對者仇恨者遭到大規模屠殺。一時間政治上的緊張恐怖氣氛瀰漫全國。
但這段時間很短，永樂帝很快穩定了朝局、政局，既而他開始從容削藩，這無疑是建文政策的繼續。在軍隊的嚴密監控下，永樂的漸進削藩獲得極大的成功。藩王的護衛大減，軍隊的指揮大權收歸中央，作爲明代中央國家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的軍權的分配體制實現了根本變革，全國軍隊統一由皇帝領導下的兵部管領。這成爲有明一代的定製，此後200年間雖有個別宗室藩王發動叛亂，但很快就被撲滅，地方藩王再也沒有對皇權構成真正的威脅。
但這一變更引起北方邊防體制的相應變化，削藩以後，北方的防禦力量大爲減弱，永樂帝深以爲憂，加上他的皇位是由政變奪來的，始終沒有得到人們內心的真正認同，在南京永樂帝處於一種倫理道德的敵對和孤立之中，永樂帝決定遷都北京。北京是他長期駐紮堅守的地方，也是他得以建功立業並登上皇位的根據地。北京更適合他有效地統治管理這個國家。1421年明成祖遷都北京。明朝新的軍事布防體系形成了。
與此同時，明朝中央的政治權力體制也在悄然發生變化。朱元璋廢相不久就說『人主以一身統御天下,不可無輔臣』，並爲建立新的輔政機構作出種種探索。作爲出色有爲的政治家，明成祖更明白缺乏輔政機構的利害。永樂帝認爲在洪武祖制的框架之內，不可能產生出得力的輔政機構。永樂帝決不會拘於祖制之內。即位不久，他『特簡解縉、胡廣、楊榮等直文淵閣,參預機務』[1],但此時尚未打破七大部門分權制衡的中央政治權力分配體制。首先,內閣大學士在權力上雖突破了洪武時『於政事無與』的限制,可以合法參與政權,卻並不具有制度化的決策權;其次,內閣大學士不僅品秩低微,僅正五品,而且『不置官署,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2]對國家行政的影響力是有限的;再次,吏部尚書蹇義與戶部尚書夏原吉也被納入了這一輔政班子,『朝夕備顧問擬旨,然不與閣職』[3],他們對朝政的影響力遠在大學士之上。因此,內閣的參政議政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權力集散失衡所造成的潛在危機,卻並未從根本上打破舊有格局。六部長官和內閣成員共同參政幫助皇帝處理機務，只是朱棣在遵從祖制的前提下所作的一種權變。
成祖變更祖制的重大舉措在於他一反乃父的做法，開始大量任用宦官，明代宦官奉使外國、將兵、監軍、巡視、鎮守都始於永樂之時，後世遂視爲成例加以模仿，給予宦官更多的任務和職權。洪熙元年，以鄭和領下番軍守備南京，後世相沿不改，令太監王安鎮守甘肅，於是各鎮陸續皆設鎮守。宣德四年，宮中特設內書堂，選大學士專教小內使讀書識字，從此宦官開始接受正規的高等教育，爲以後明代政治發展中出現眾多的太監政治人物埋下了伏筆。到了崇禎年間鑑於朝臣無能，崇禎皇帝更是把鎮守、出征、督餉、坐營等事都交給太監去辦。
後世言及明代宦官之禍往往歸咎於成祖在靖難之後違背祖制，首開其端，致使後世遺患無窮。或者歸罪於後代皇帝的庸懦無能。其實，這種觀點頗值得商榷。有明一代遏制宦官最力的莫過於朱元璋。但朱元璋未嘗不信用太監，宦官二十四衙門的大體框架正是在朱元璋晚年的時候基本定型，太監的權力也並非只是『供灑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後世之君也未嘗不嚴厲懲治專權亂政的太監，許多大太監輕而易舉被皇帝下旨查辦重處。英宗以後，幾乎每個皇帝即位以後，都要對前代皇帝信用的太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削弱和打擊。這種打擊具有雙重目的，一則打擊專權亂政者，肅清吏治，收攬人心；二則打擊敵對或異己的宦官勢力，肅清後宮，鞏固自己的皇位。按照這種邏輯發展下去，我們便不難理解這些皇帝不久又重用了一些新的宦官來制衡外朝官僚集團。總之，在永樂之後宦官勢力逐步抬頭，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任用、打擊宦官與否，每一代皇帝都是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來決定的，明代從來沒有一個皇帝完全真正徹底地遵守祖制，朱元璋也沒有。每一代皇帝都是根據現實的政治需要來決定對一種制度的沿襲、發展、改造、廢止，因而過多地把明代宦官之禍追索到是永樂帝肇其端，這是沒有太多意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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