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国读史网 权宦擅政之弊,着实给明朝统治者以极大震动。从世宗至神宗初叶的数十年间,皇权基本上倾向于内阁,相权在内阁手中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性。内阁权势经张璁、夏言、严嵩、徐阶、高拱等人，到张居正时达到了顶峰。然而,内阁权盛对皇权造成的潜在威胁,使皇权对内阁的信任日渐降低,对宦官的信任相对增加。张居正去世后,神宗便开始极度疏远阁臣。而张诚、陈矩等司礼太监却在皇帝的宠信中不仅得以执掌司礼监,还兼掌东厂,“二权并在一人,故能回天乃尔”,就连内阁宰辅的生命亦操于其手[24]。司礼监又再次取代内阁控制相权,以至大学士朱赓也不得不慨叹“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25]。这种局面在经过熹宗时魏忠贤专权擅政以后更成积重难返之势,相权几乎一直掌握在司礼监手中,直至明亡都没有太大改变。崇祯帝即位后虽曾倚重阁臣以期振衰起弊,但明末官僚政治体制自身已经积弊难返,使这种希望化为泡影。不久,他便在“诸臣不能实心用事”的遗憾中将信任的目光重新投向了宦官[26]。
从这一段纷繁复杂的更迭消长中我们可以看出,监阁体制在皇权的倾斜性调节下,从来都没有实现理念中的那种分工合作平等相处的静态平衡，相反却不断出现动态的波浪式的更迭消长,司礼监和内阁交替掌握相权成为动态运作的监阁体制的主体特征。表面看来,皇权的倾斜似乎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潜在的内涵决非如此简单。“内外相维”的意旨并不是在每位明代帝王的思想中都闪现过,但它早已作为一种基本精神被溶入了现行政治体制与国家政治生活中,无论司礼监还是内阁,在行使相权的过程中一旦出现有损于皇权的危险倾向,皇权就会及时进行有效的调节,使相权由内移出或由外移入。英、武、神、熹诸帝就是在阁权的膨升中感受到潜在的压力与威胁,才使帝恩内移,王振、刘瑾、魏忠贤之流遂在皇权的庇护下大肆侵夺阁权,内阁票拟如同虚设,甚至沦为司礼监批红的附属权力。反之亦然,景、孝、世、穆诸君有鉴于振、瑾等人的窃权乱政,擅为威福,果敢清除诸竖,委政内阁。内阁又在权力的循环中重掌相权。于是,票拟的决策力度明显增强,司礼批红几乎又恢复到“照阁中票来字样石朱笔批行”,只能对“偏旁偶讹”“略为改正”[27]的地步。很大程度上它已成为内阁票拟的简单复写。正如谢景芳先生所论述的那样:“当太监势力一旦发展到极点,威胁君权,皇帝便依靠群臣惩治太监;当辅臣势力太大,便又以太监压制内阁”[28]。这或许就是为什么王振专擅于“三杨”之后;而杨廷和、张璁等却秉政于刘瑾败没的真正原因吧?
四、监阁体制在政治实践中表现的利与弊
任何社会中政治运行的最高原则之一就是稳定。而在古代社会中，皇权的稳固与否同样是国家政治稳定与否的核心。在皇权专制的古代社会中,权臣与权宦历来是威胁皇权的两支重要力量,他们的积重式发展往往导致个体皇权的被破坏乃至皇权的整体坍塌。明代监阁共理朝政体制的确立,相权于司礼监、内阁间的动态游移,使两者不可能在时间上取得连续、持久的积重式发展,只能屈从于皇权之下。因此,纵然明代皇帝的个人素质大多十分低下,甚至出现“倦勤者即权归奄寺嬖幸,独断者又为一二权奸窃颜色、为威福而上不知”[29]的局面。却从未出现过象汉、唐那样废立皇帝如儿戏的权宦;也未出现如元代那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臣。相反,纵然势焯天下的司礼太监也免不了“(皇帝)一颦而忧,再颦而危,片纸中夜下而晨就缚”[30]的命运;位高权重的顾命元臣,皇帝也可“片言谴罢,如叱一奴”[31]。于是,在监阁体制的动态运作中,“权奸”与“权阉”对皇权的破坏功能被压到了最低限度。相反,皇权却在监、阁的相互牵制、斗争中得到了空前的强化与巩固。在一个皇权不稳的时代是很难实现政局的平稳发展并使国家政治走上理性运作的正轨。从这点来说,监阁体制功能的发挥确实保证了政局的相对稳定。这或许就是为何明中叶后皇帝昏愦无能却仍“能延此百六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32]的关键所在。
有其利则有其弊,明代监阁体制在发挥其合理功能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国家政治衍生出某些负面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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