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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鳳凰網歷史 明萬曆年間，政府的賦役越來越重。隨之全國各地幾乎連年遭災。先秦晉，後河洛，繼之齊、魯、吳越、荊楚、三輔，並出現全國性的大旱災。萬曆、崇禎年間，旱災變得越來越頻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最後波及華北數省的大鼠疫終於在山西爆發。
萬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同年，在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谷縣、忻州、苛嵐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記載。次年，疫情傳至遼州（治今左權），再傳至潞安府（治今長治），疫情進一步擴大。萬曆【山西通忘】卷26記載，潞安『是歲大疫，腫項善染，病者不敢問，死者不敢吊』。患者表現爲腫項，傳染性極強。
萬曆十年鼠疫傳到相鄰的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區，這裡是軍衛密集的軍事重鎮。疫情發生時，『人腫頸，一二日即死，名大頭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戶絕。冬傳至北京，明年傳南方。』此疫不僅造成懷來衛城中的人口大量死亡，並且傳入北京。
北京周圍地區，直到清末光緒年間當地人仍然能夠回憶：『萬曆十年四月，京師疫。通州、東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頭瘟症死者枕藉，苦傳染，雖至親不敢問吊。』『大頭瘟症』就是頸項腫大。 在疫區，死亡人口約占總人口的40％，如真定府（治今正定）新樂縣，『萬曆十年春夏大頭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武強、欒城二縣的記載相同。另外，來自各地方志的資料表明，鼠疫還傳播到了山東及河南北部等地區。
從崇禎六年（1633年）開始，華北鼠疫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流行。這次爆發地點仍是山西。一條來自山西興縣的報告說：崇禎『七年八年，興縣盜賊殺傷人民，歲饉日甚。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爲之空』。『朝發夕死』、『一家盡死孑遺』是對鼠疫發病迅速，病死率高特點的描述。 崇禎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傳至潞安府，順治十八年【潞安府志】卷15【紀事】記載這次疫情，『病者先於腋下股間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藥餌。雖親友不敢問吊，有闔門死絕無人收葬者』。
山西鼠疫也向周邊省份傳播。崇禎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屬縣相繼發生大疫，如崇禎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同樣，河北地區也深受鼠疫流行之害。崇禎十三年，順德府（治今邢臺）、河間府（治今河間）和大名府（治今大名）均有大疫，並且是烈性傳染病的流行，『瘟疫傳染，人死八九』。崇禎十四年，疫情進一步發展。在大名府，『春無雨，蝗蝻食麥盡，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當高。廣平、順德、真定等府，類似的記載相當多。崇禎十四年七月，鼠疫再一次傳入了北京城。
崇禎時人劉尚友追述北京城中的情況時說：『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贅肉隆起，數刻立死，謂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間又有嘔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數人並死。』『疙瘩』是對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結腫大的稱呼。崇禎十六年夏秋間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約爲40％甚至更多。
北京郊區的疫情也很嚴重。在通州，『崇禎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傳染，有闔家喪亡竟無收斂者』。昌平州的記載中稱爲『疙疽病』，而且『見則死，至有滅門者』。又如河間府景縣，『崇禎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當時北京實際已是一座恐怖的疫城。如一份清代檔案就提到崇禎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抱陽生在【甲申朝事小計】卷6中提到崇禎十六年二月的北京城，『大疫，人鬼錯雜。薄暮人屏不行。貿易者多得紙錢，置水投之，有聲則錢，無聲則紙。甚至白日成陣，牆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則痛哭咆哮，聞有聲而逐有影』。死人太多，白天已可見城中處處鬼影，真令人毛骨悚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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