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建文史籍的编撰(2)

  来源: 中华文史网

促使人们编纂建文史籍的原因主要有四点：
一是国史（即实录）的失实，张萱认为“惟史失其职，故稗官虞初售其欺尔”所以“今记建文事无虑数十家”[10]，钱谦益亦言：“大抵革除事迹，既无实录可考，而野史真赝错出，莫可辩证。”[11]这与国史不彰，野史大盛的原因同出一辙，此处不再赘言。
一是彰明忠义的心理使然。在“靖难之役”中，建文朝臣民死难之多，死难之惨烈震动人心，张燧在“革除死难之多”一条中记载说：“我国朝革除，虽南北交兵，原叔侄相代，乃当时死难不屈之臣，上自宰辅，下逮儒绅不具论，而深山穷谷中往往有佣贩自活、禅寂自居者。异哉！此亘古所无也。”[12]这种人重名节，士惜廉耻的忠义事迹不仅感动着明代的史学家，也反过来促使他们挥笔汗青之端来表彰忠义。
一是怀旧心理的使然，陶懋炳先生《李贽史论新探》的一段话颇能说明其中的因由，他认为明成祖以下诸帝都是成祖子孙，但是明后期国是日非，士大夫失望之余，同情怀念“靖难之役”中的失败者建文帝。于是关于建文帝的种种野史杂说纷至沓来，不迳而走。[13]
一是政策日益宽松的结果。实际上，明代官方对建文君臣的态度一直处于缓和之中。永乐皇帝死后，即位伊始的明仁宗便立即释放了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和各功臣家为奴的建文家属，给还田土，宥为平民，而且明白地告诉群臣说方孝孺辈皆忠臣，于是“天下始敢称诸死义者为忠臣”[14]。天顺初，英宗复辟，又释放了被囚系五十余年的建文帝之子文圭。在这种宽松的的气氛下，弘治初年，杨守陈开始提出应补撰建文朝国史的愿望。此后，又不断有人为改正建文朝史事上疏，这些都促进了建文史籍的编纂。
关于明代建文史籍的数目，无人做过具体的统计，《明史・艺文志》史部杂史类著录了二十种作者姓名可考的建文史籍，其中杂史类十四种，传记类六种；清人陈田编辑的《明诗记事》乙`中提到了四十一种。[15]若除去其中郑晓《吾学编》、何乔远《名山藏》、吴士奇《皇明副书》、伊守衡《史窃》、朱国祯《史概》等五部综合性的历史著述，单记建文朝事的史籍也有三十六部；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中，建文史籍则多达五十九种，当然，这个数字远远不能囊括明代所有的建文史籍，但数目已相当可观。明代建文史籍的编纂可分为正德至嘉靖时期、万历时期、万历以后三个时期来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