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宋代家訓家范與民間社會控制

  來源: 歷史網

作者:楊建宏

【本文摘自】【船山學刊】(長沙)2005年01期第60～62頁

【作者簡介】楊建宏　長沙大學副教授、四川大學博士生

【編 者 按】宋代的家訓家范突破家庭家族之範圍，在民間充當『家法』角色，與國家的『王法』互為表里，有效地加強了封建國家對民間社會的控制。

    宋代家訓家范廣泛吸納封建政權推行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反映出政府文化霸權深入民間，是政府控制民間社會的手段之一。
        　　　
    一、家訓中的倫理規範構成『家法』與封建『王法』相表里，共同對民間社會進行控制
        
    宋代家訓家范具有『家法』的性質，與封建王法相表里。包拯【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髒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是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註：【宋稗類抄】卷13。）此家訓家范雖然短短三十七字，卻把違反家訓的子孫，排除在家族之外，凡在生犯有貪污罪者，生不得歸家族，死不得入族墓，在宗族社會裡，生被剝奪家族權，死成孤魂野鬼，實際上等於剝奪了一個人安身立命的權利，此種精神上的推殘與控制並不亞於身體上的肉刑與酷法。南宋初年趙鼎【家訓筆錄】第一條也確定其家訓的法律地位，『吾歷觀京洛士大夫之家，聚族既眾，必立規式為私門久遠之法，今參取諸家簡而可行者付之，汝曹世世守之，敢有違者，非吾之後也。』（註：趙鼎：【忠正德文集】卷10【家訓筆錄】。）南宋陸象山家『子弟有過，家長會眾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告於官，屏之遠方。』（註：羅大經：【鶴林玉露】卷5，又見【宋稗類抄】卷13。）對此【宋史.陸九齡傳】也有類似記載『子弟有過，家長會眾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註：【宋史】卷434【陸九齡傳】。）不聽教誨，不遵天命的子弟，家長有權處罰，屢教不改，告之於官，屏之遠方，則是開除族籍，使其生無歸依，死無託付。韓琦也說：『有一廢吾言，汝行則臣虜，宗族正其罪，聲伐可鳴鼓，宗族不繩之，鬼得而誅汝』（註：韓琦：【安陽集】卷2。），作為家訓就是家法，有一違反，宗族可以正其罪，即便宗族不正罪，祖先神靈也會在冥冥中實行誅殺。再如南宋時周欽若，紹興二十二年六月重病垂危，索紙書家訓云：『吾平生教汝讀書，固不專於利祿，欲汝等知義以興微薄俗爾。我病必不療，汝等盡孝以事母，當以義協居，勿有異志。居舍雖小，不足恥；田園雖寡，不足慮也。不能遵吾訓，是謂不孝；他日或仕，不以廉自守，是謂不忠。不孝不忠，非吾子孫也。』周欽若死時，其四子尚幼，『其配虞氏賢而守義，慟哭而藏其書。』淳熙四年四子成人後，『虞乃以遺命陳於民部，祈給之憑……於是部符於州，州帖於縣，始坐條令而予之，據以昭示其子與孫。蓋國家之制，願以財產不許子孫分割典賣者，官為給據，子孫不得追改也。而虞又自請異時子孫或違父母命，各居異業，許外人告而聞於朝省，坐以不孝之罪。』（註：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16。）這是用國家的法令來維護家訓的地位。凡此種種，都可見『家法』有比『王法』更加殘酷的一面，也可見家法與王法，互為表里，共同控制民間社會的一面。
        
    在處理『家法』與『王法』關係上，宋代民間社會首先是注重『家法』，只有當『家法』解決不了的糾紛才會上交官府，由王法解決。一般而言，家族內部的爭鬥如果上交官府，由『王法』處理是受人譏笑的，司馬光【溫公家范】中講過一個故事：『頃常有士大夫，其先亦國朝名臣也，家甚富而尤吝嗇』，此人死後，『其孫不哭，相與爭匿其財，遂致斗訟，其處女亦蒙首執牒自訴於府庭，以爭嫁資。為鄉黨笑。』（註：司馬光：【溫公家范】卷2。）民間社會之所以不願打官司，除了有辱門風以外，還有一種畏懼避禍的心理，長期以來的專制統治讓人們形成一種官與民相游離相對立的觀點，官府一旦有事，民間社會就會恐懼不安。慶曆時賈昌朝說：『吾少時見里巷中有一子弟，被官司呼召，證人詈語，其家父母妻子見吏持牒至門，涕泗不食，至暮放還，乃己』，『凡小小追訊，猶使人恐懼若此』。（劉清之：【戒子通錄】卷6。）正因為如此，所以民間社會家族鄰里之爭輕易不訴之王法，陸遊說『訴訟一事，最當謹始，使官司公明可恃，尚不當為，況官司關節，更取貨賄，或官司雖無心，而其人天資弱，為吏所使，亦何所不至。有是而後悔之，固無及矣。』（註：陸游：【放翁家訓】。）
        
    總之，在宋代一方面是以儒家文化之封建倫理為內容的家訓家誡成為『家法』，並與國家『王法』，相輔相存，互為表里。另一方面，由於民間社會與政府之間的某種程度的對立，所以民間社會輕易不興詞訟，使得地方政府暴力權力職能處於閒置狀態（事實上這也是古代政府所力求的狀態，衙門清靜無事，『無案牘之勞神』，正是官員們長久的目標），於是，由儒家文化為主體內容的家訓家誡而構成的『家法』，就成為民間社會家族秩序之準則。那麼地方政府暴力權力的閒置是否意味着政府對民間控制的放鬆呢？不然，事實上，政府可以以文化霸權的推行，以隱形的形式來控制民間社會，上述民間社會以儒家倫理為主要內容的『家法』實際就是一種文化控制。
        　　
    二、宋代的家訓家范走出『私人話語』空間，成為『社會話語』，廣泛彌散於民間社會，成為政府控制民間社會無孔不入的權力
        
    宋代以前家訓家戒家范之類作品，基本上限於士大夫之『家』，在民間社會的流傳並不多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其一，技術原因。宋代以前的印刷術雖然已有相當進步，但主要用來印刷佛經等書，其它書籍印刷極少。其二，社會結構原因。從魏晉迄於隋唐，中國社會是一個門閥士族統治的社會，門閥士族壟斷了文化權力，他們大力宣揚『士庶天隔』，人為地阻止上層社會主流文化與民間社會文化的對接，家范是上流社會士大夫的家范，與庶民草野無關或者關係不大。
        
    然而，與此相反的是，宋代的各類家訓家范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實現了主流文化與民間文化的對接。關於這一點，可從家訓家范的寫作方法、寫作目的和版本源流三個方面考察。
        
    宋代家訓家范對後世影響最大的當首推【溫公家范】和【袁氏世范】。這兩部在我國家訓家范史上占有相當地位的家范，在寫作方法上雖各有千秋，但他們通過敘事、故事或淺近民間話語將經典的儒家倫理教化，禮制文化推行於民間社會的努力無疑是一致的。
        
    就【溫公家范】而言，其寫作方法上是收集整理儒家經典中關於倫理規範的議論，然後證之以各類史傳故事，反覆闡述，發明經義為特色。這與司馬光作為學者受『宋學』自由解經思潮的影響以及作為史學家的史學修養有關。這裡我們以【溫公家范】卷四【子】上來分析其寫作方法。本卷專講父子之倫，突出子對父之孝道倫理。文章開宗明義即引【孝經】及【孟子】之原文，得出結論：『夫為人子而事親或有虧，雖有他善累百，不能掩也。可不慎乎！』告訴人們『百行孝為先』。接着討論如何盡孝，文章又引【孝經.紀孝行】一段話說：『君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指出盡孝道的方法。文章至此就分出四個部分談論孝道。第一部分：『居則致其敬』，在論這個問題時作者先從【論語.為政】、【禮記.內則】、【禮記.曲禮】、【禮記.檀弓】中摘出有關『居則致其敬』的內容為綱，然後從史書中列出宋武帝、梁臨川靜惠王王宏、宋初三溥等敬父母的三個故事以闡述發明。第二部分，『養則致其樂』。作者同樣從【禮記.內則】【禮記.曲禮】中摘出有關『養則致其樂』的內容為綱，然後從史傳中列出曾子、老萊子、漢代江革、晉王延、宋何子平、郭原平、唐王皋等養父母而致樂的故事進行發揮。第三部分論『病則致其憂』，亦採用此例，並列出周文王、漢文帝、晉范喬、南齊瘐黔婁、後魏孝文帝、北齊孝昭帝而闡發之。第四部分論『喪則致其哀』同樣引用經典說法，然後舉事例如下：上古東夷人少連、大連、春秋衛國高於皋、春秋魯國顏丁、唐代蘇F、李涵等故事，加以說明。最後一部分談『祭則致其嚴』，仍然用同一體例論之，又開列出後蜀李鄲為例。以上五個方面講了23個實例，可以說是以史證經，以史發明經義，或者可稱之為講故事、敘事的方式說經。此種方法使得本來意義深奧難懂的經文變得深入淺出，而且言之有據，顯然，以歷史敘事方式而闡明儒家經典的方法無疑是適合於民間社會的。如果說司馬光是用歷史敘事的方法來講經，並使經義深入民間，那麼袁采【袁氏世范】則採用的是通俗的語言而達到相同的效果的。【四庫全書總目】說該書：『雖家塾訓蒙之書，意求通俗，詞句不免於鄙淺，然大要明白切要，使覽者易知易從，固不失為【顏氏家訓】之亞也。』（註：【四庫全書總目】卷92。）此言『意求通俗，詞句不免於鄙淺』，正說明此書在語言通俗明白而切合事理的上的特色，也正是這一特色奠定了它在家訓史上『【顏氏家訓】之亞』的地位。宋代的其它家訓如范質【戒從子詩】、黃庭堅【家戒】陸游【放翁家訓】等則以自身經歷言傳身教，感人肺腑，深受子弟歡迎與接受。正是宋代家訓家范在方法上的特色，使得家訓家范得以深入民間。
        
    從家訓家范的寫作目的來看，宋人的家訓家范雖然標明是『家』訓或『家』范，但其為民間社會『立法』，端正民間社會風俗的認識卻是十分明確。
        
    【四庫全書總目】論【溫公家范】時就說：『觀於是編，其型方訓俗之規，猶可見一代偉人修己型家之梗概。』（註：【四庫全書總目】卷91。）可見司馬光寫作本書不僅是『修己型家』，而且還要『型方訓俗』。又如【袁氏世范】『其書於立身處世之道，反覆詳盡，所以砥礪末俗者，極為篤摯』（註：【四庫全書總目】卷92。），此書最初是為袁氏家塾訓蒙之作，題名為【訓俗】。書成後，袁采認為本書可以『厚人倫，美習俗』『將版行於茲邑（樂清）』，因請其太學同學劉鎮『是正而為之序』。可見作者此書不僅要訓蒙，而且要教化其管轄區――樂清，而劉鎮『熟讀詳味者數月』後，認為此書『誠可以為孝悌、為忠恕、為善良，而有士君子之行矣』。因此他斷言此書不僅『可以施之樂清，達諸四海可也！』不僅『可以行之一時，垂諸後世可也！』（註：劉鎮：【袁氏家范.序】。）此一評論可謂是超出了時間與空間的界限，也的確反映了作者的意圖。因此，袁采接受了劉鎮建議改書名為『世范』而版行之。
        
    末代的家訓家范一開始是作為一家之教而寫的，但實際上大部分的家訓家范是被鏤版發行，面向社會的。
        
    據劉鎮【袁氏世范序】云，淳熙戊戌本書成書不久即刻版印刷。呂本中的【童蒙訓】本來是『其家塾訓課之本』（註：【四庫全書總目】卷92。），是用來教育家族子弟的教材，無疑屬於家訓一類作品，據樓P後【跋】云，本書成書後就鏤版發行。寧宗嘉定時，樓P說他在『兒時侍鄉長老，嘗從旁竊窺所謂呂氏【童蒙訓】』後來嘉定乙亥(1222)金華太守丘公『出錢五萬』版刻發行，此前『長沙郡龍溪學皆嘗鋟木而訛舛特甚』『丘公所誦習者，未知何所從得也』（註：樓P：【童蒙訓.跋】。），據此推斷則嘉定乙亥前可能還有兩次刊刻。所以【童蒙訓】在其成書後，在南宋至少版刻過三次。又，呂祖謙的【少儀外傳】『其書為訓課蒙學而設』（註：【四庫全書總目】卷92。），最初也是用於家庭教育的課本。按本書呂祖儉跋，其書在紹熙二年七月即由丹陽郡文學譚元猷於學宮刊刻。稍後的家訓家范大作則是劉清之的【戒子通錄】，關於該書版本【四庫提要】說：『元虞集甚重其書，嘗勸其後人刻諸金G，後崔棟復為重刻，顧自宋以來史志及諸家書目皆不着錄，惟文淵閣書目載有二冊，亦無卷數，外間傳本尤稀』（註：【四庫全書】子部，儒家類，【戒子通錄.提要】。），似乎在宋代未曾刊刻，但據【戒子通錄】之陳黃裳序云：『近世朱徽文公既成小學之書，又柬劉靜春集史傳嘉謨善行與宋氏諸儒之格言為【戒子通錄】，凡為父母為子侄為兄弟為夫婦之道具，是階庭講學，耳濡目染，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其於世教實非小補，湖湘舊有板，今不復存，平陽崔君架之間以語余，幕府餘閒，手自仇校，且繡梓以廣其傳，盛心可尚己。以儒飾吏，言政及化，豈俗吏所能哉？既為嘉嘆，且系之辭，大德庚子春丁，前進士眉山陳黃裳謹敘。』考之本序，大德庚子為1300年，此距宋亡已一年，即在元大德元年崔架版行過【戒子通錄】，陳黃裳在談到崔架版時，說此前曾有『湖湘舊版』，但『今己不存』，則在崔架版前早已流通過，雖然詳細情況無從了解，但南宋晚年【戒子通錄】在湖湘曾發行過，卻是事實，所以【戒子通錄】在宋元時期有三版，即南宋時的湖湘版，元初的崔架版和四庫所言虞集版，虞集版序未載明年月，但可推知為第三版。總之，宋代的幾部名家家訓家范之類的作品，基本上在宋代即鏤板刊刻，而且大多作為民間學館私塾為啟蒙教材，可見其在民間流傳十分廣泛，換言之，宋代的家訓家范作品，已經從私人話語轉化為社會話語，或者說統治者的文化霸權不僅深入到社會精英階層，而且深入到了基層，並為基層社會所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