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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鳳凰網歷史 英宗的生父是仁宗的堂兄濮王允讓。英宗繼承的是仁宗的皇位，並且過繼給了仁宗，可親生父親畢竟是更親的，對生父濮王允讓難免有些私心。同時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曹太后垂簾聽政。太后思想守舊，親近的又宦官不斷向太后說英宗壞話，雖然有韓琦和歐陽最終調解了兩宮矛盾，可兩宮嫌隙已在，英宗難免不追思自己親生父母的好處。『濮議』的問題自然也就浮出水面了。到底該如何稱呼兩位『父親』呢？英宗自己是有點兒小糊塗了，這一糊塗卻鬧得滿朝袞袞諸公『大糊塗』了。
治平二年（西曆1065年）四月，英宗詔命禮官及待制以上官員集議崇奉濮王典禮。韓琦認為親生的就是親生，主張尊禮濮王夫婦。而天章閣待制司馬光卻根據儒家學說，搬出漢宣帝和光武帝的故事，主張應該英宗應該管親生父親叫為伯父。因為，儒家的經典【儀禮】就告訴大家，『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在傳統的宗法制度下，英宗是『小宗』繼『大宗』的，自然應該以大宗為主，對大宗『法定父親』的堂兄，也當然稱為伯父了。司馬牛的牛脾氣上來了，毫不客氣地要求皇帝『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宋史・司馬光傳】）。請依先朝封贈親屬事，王氏、韓氏、任氏三位濮王的夫人改封大國太夫人。起草制誥的翰林學士王即以司馬光之議為據，又奏稱濮王於仁宗為兄，宜稱皇伯而不名。參知政事歐陽修上疏反駁司馬光、王，說改稱皇伯，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禮無加爵之道。於是司馬光這一派的侍御史知雜事呂誨再上疏，重申王等皇伯之議。司馬光也又上言，贊同王。到了最後，呂誨看英宗總不買他的帳，乾脆和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一起上奏，把韓琦和歐陽修統統納入到傳統的『小人』範疇，認為二者是『豺狼當路、奸邪在朝』。『小人』在『君子』看來，自然沒有活的理由和資格，對待小人，只有把他們處斬以謝天下了。如果官家不這樣做，那他們這些『君子』是絕不能夠和『小人』們和平共存的，只有統統辭職。御史中丞賈黯臨終前更彈起了『天命說』的老調調兒，把連綿不絕的大雨水和時事相聯繫，『簡宗廟，逆天時，則水不潤下。今二三執政，知陛下為先帝后，乃阿諛容說，違背經義，建兩統貳父之說，故七廟神靈震怒，天降雨水，流殺人民』（【宋史・賈黯傳】）。為了這個『濮議』，朝臣們按照思維習慣上的兩分法，立刻勢同水火，分為兩派，兩派人馬意見不合，一時議論洶洶，大家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學細胞兒來相互攻訐。
最後，連皇太后都看不下去了，親自下了手詔，『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英宗的生母），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為濮安懿皇，譙國、襄國、仙遊並稱後』。英宗順坡就下，也下了一道手詔，『朕面奉皇太后慈旨，已降手書如前。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尊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即只稱父母，不稱帝後。又詔以濮王墳塋為園，建園立廟。濮王子宗朴封濮國公，奉祀。一場爭議，遂告平息。呂誨和范純仁、呂大防認為自己的建議皇帝不重視，『欺君負國』的『首議之臣』也沒按他們的要求被除掉，便請辭御史台職，光榮地撂挑子，去作地方官了。而司馬光，他的牛脾氣還在興頭兒上，對英宗還是不依不饒。（【續資治通鑑・治平二、三年】）
我們知道，日後對於熙豐變法，不管是韓琦、歐陽修，還是司馬光、呂誨和范純仁、呂大防等，都是保守派。可在『濮議』問題上，韓琦和歐陽修只不過在父子至情上，多少流露出了一點兒靈性的閃光，就立刻受到其他士大夫們最凶暴的對待。作為傳統意義上的國家學說的儒學，流行了千年，到了趙宋這個文教昌明的時代，是不是變異了，是不是走入了死胡同？不大點兒的事，卻被袞袞諸公們看作是一件天塌下來似的大事。比當時西北邊防戰事再起，李諒祚興兵犯境還要嚴重萬分。非此即彼，非我必異。一旦爭論開始，眾大臣立刻分成對立兩派，紛爭不已，大家也頓時迸發出無窮的鬥志，人人做決不妥協的英雄狀。紛爭牽涉到旁的一切事情上，只要是對方一派之人所做的事，不論是對是錯，總是要拿來做激烈攻擊的靶子。趙宋時代，士大夫們有了前所未有的言論自由，這本是好事。可他們只顧個人好惡，憑藉細事，小題大做，以至無事生非。臣僚間相互攻擊又相互報復，對真正的國家大事卻置之不問，讓朝政盡陷於昏亂之中。以黨劃人，黨同伐異，必然導致龍蛇衍變，最終不免混入魚蝦，小人作祟其間。由是觀之，他們已經沒有了辨別輕重是非的能力，所決不缺乏的，只是勇於內鬥的本事罷了。『濮議』之爭，不過是日後殘酷激烈的新舊黨爭的一次小小預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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