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中華網論壇
東京（開封）是北宋的都城，也是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商業城市
一提到宋代，『積貧積弱』、『弱宋』等名詞幾乎成了這個王朝的代名詞。縱觀宋代的歷史，一個『弱』字足以概括宋代在對外政策上的表現。北宋與北方的遼政權和西北的夏政權長期對峙，景德元年（1004年）澶淵之盟，不僅承認契丹佔有幽雲十六州的合法性，還每年送銀二十萬兩、絹十萬匹，開創了歲幣的惡例；慶曆二年（1042年）遼興宗索取周世宗時收復的關南十縣地，各增銀、絹各十萬。慶曆四年（1044年）北宋與西夏議和，北宋又每年大方地『賜予』銀五萬兩、絹十三萬匹、茶葉二萬斤，此外在節日贈夏銀二萬二千兩、絹二萬三千匹，茶一萬斤；元佑元年（1084年）司馬光、文彥博割安疆等四寨與西夏。以換取西北邊境的苟安。靖康元年（1126年）宋欽宗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以乞求女真貴族退兵。宋室南渡後，與金長期對峙，先後有紹興和議，規定每年向金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隆興年間，不僅把與金作戰失敗的韓的首級函封送給金，還要增加歲幣。這些和議的內容，從始至終貫穿着妥協退讓、甚至屈膝求和的特點。北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兵力有百萬之眾，實力與遼不相上下，且遠勝於西夏；南宋與金以西至大散關，東至淮水為界。以後又有隆興和議等。為何經濟、文化空前發達宋代在對外交往上始終底氣不足，和議頗多。筆者試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加以分析。
宋代立國之初的基本國策
1、重文抑武基本國策的推推行
公元960年，後周禁軍將領趙匡胤在開封附近的陳橋驛發動兵變，黃袍加身，輕而易舉地從後周世宗的孤兒寡母手裏奪取了政權，開始了宋代的統治。但是，這種奪取政權的方式，趙匡胤並不是始作俑者。早在趙匡胤之前的郭威（即後周太祖）就是利用這種模式登上帝位的。為了防止此類事件的再次上演，宋初的統治者制定了以下的重要制度，並作為基本國策予以執行。這些基本國策也為後世的宋代皇帝所奉行，影響貫穿整個宋代。
首先，實行重文輕武的政策。即所謂：『重文教，輕武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八）。
具體措施，第一步是通過杯酒釋兵權剝奪中央及各地節度使的兵權；第二步，派文臣到地方任職，剝奪節度使的行政權；第三步，派專人任轉運使，剝奪節度使的財權。這樣就初步解決了自唐後期以來的武人專橫，藩鎮割據的問題。進而對武將實行種種限制，如最突出的『更戍法』，時人曾這樣描述它的消極作用『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軍員仕伍未及識，吏民士俗未及諳，已復去矣』（張方平語），其結果使兵不知將，將不知兵，校往過正的結果是以後發展成為可笑的『恐武人症』。
開國之初，由於功臣宿將的存在，重文輕武政策的消極作用尚不明顯。對兵力較弱的南方諸國，包括北漢，還能取得軍事勝利。但在宋初的對遼作戰中，就顯出它的端倪了。宋太宗戰前對將領賜陣圖，不信任他們。所謂『權任輕而法制密』，使他們『不能奮於一戰』。對於他們進行限制、牽制，最終導致高粱河、雙歧溝戰役的失敗。在這樣的政權下，這樣的氛圍下，名將輩出確實是怪事。有宋一代，名將也確實是鳳毛麟角。象北宋初年的楊業，被逼得以死明志；曹彬雖被譽為宋初名將第一，也不過是能遵命耳；其子曹瑋，在丁謂的排擠下，只能默默無聞地死去；狄青雖功勳卓著，位至樞密，但由於出身武將，最終也只能是外調；最冤莫過於南宋抗金名將岳飛之死，『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武人也好，名將也罷，他們的命運只所以是這樣，就是因為他們離皇帝的寶座太近，或者說是他們太容易危及到皇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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