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皇權專制制度讓人民『只知有家不知有國』（2）

  來源: 中華讀書報

二、如何認識『尊王』、『忠君』和『三綱』
由於相信『君主制是古代社會條件下唯一合理的政治制度安排』，方先生對『尊王』、『忠君』和『三綱』做出了正面肯定，理由是：
『尊王』就可能有利於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因為『王』是當時國家整體利益的最高代表；而『忠君』，則有可能為蒼生謀福祉、為社稷謀太平，因為國君作為最高權威在當時是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源動力。在這種情況下，『三綱』特別是『君為臣綱』，則可能意味着從大局出發、從國家民族利益出發，意味着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意味着忠於自己的良知和做人的道義。
這種觀點完全是儒家政治倫理的老套路。按照儒家政治倫理傳統，『有德者宜高位』，執國家權柄之人都是『奉天承運』、『天命所歸』的有德之人；這樣的『真命天子』就像傳說中具有至上美德的堯舜一樣，上承天意，下應民心，為民立極，化育蒼生，具有『大公無私』的至上品德。用方先生的說法，就是代表『國家整體利益』，『為蒼生謀福祉、為社稷謀太平』，『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尊王』、『忠君』和『三綱』的合理性和正義性，正是建立在這樣的應然性的基礎之上。
儒家以應然性立論的政治倫理，具有一廂情願的特徵，其前提是：最高統治者天生具有超凡脫俗的克制欲望的意志，始終不讓欲望之流溢出儒家設計的『禮法』岸堤。然而，無情的事實是，在掌握至上權力的前提下，帝王的欲望（性慾、權力欲和貪物慾）是不可能受到外界力量阻遏的。所以儒家的政治理想一旦付諸政治實踐，總免不了碰壁的窘境。這在儒家思想家也是不得不承認的。宋代大儒朱熹慨嘆，從孔子以後的『千五百年之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朱子文集・卷二十六・答陳同甫】）其實，不僅在他之前的一千五百年，就是在他身後的近一千年間，也同樣『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一部二十四史使人們看到的是連綿不斷、層出不窮、觸目驚心的君王昏聵且糜爛、官員貪婪且無能、政治腐敗且暴戾。儘管我民族對『聖王』歌頌之勤，對『清官』期盼之殷，遠非世界其他民族所能比擬。
既然君主並非總能代表『國家整體利益』，『為蒼生謀福祉、為社稷謀太平』，『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相反，在大多數情況下乃是天下大亂之禍源，危害國家利益，荼毒天下生靈，阻礙社會進步，則『尊王』、『忠君』和『三綱』的合理性和正義性，自然就大成問題。暴君與暴政之下的『尊王』、『忠君』和『三綱』，無異於助紂為虐、為虎作倀。
方先生列舉諸葛亮、岳飛之例，說明儒家『尊王』、『忠君』及『三綱』的積極意義，其實並不恰當。在我看來，此二人與其說是『尊王』、『忠君』及『君為臣綱』的榜樣，毋寧說是踐行儒家道德理想的典型。對於中國傳統士大夫而言，這種理想的必然前提是『聖君明主』的存在。如果劉備不是『仁聖』之君，而是夏桀、商紂或隋煬帝，後人還會如此尊崇這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賢相嗎？而岳飛雖有抗擊外來侵略的不世之功，卻常被後人認為『愚忠』，乃是因為他所效忠的宋高宗並非人們心目中的『明君仁主』，而其蒙受的千古奇冤，恰恰證明了『尊王』、『忠君』及『三綱』中『君為臣綱』的可怕。
實際上，儒家思想家知道並非所有君王都是『明君聖王』，但想到的充其量只是『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之類消極的『獨善其身』，而就是想不出『君王無道』時怎麼辦的制度對策，我們的這些祖先是不是有點『傻』呢？儘管方先生是很不願承認這一點的。
最令人詫異的是，方先生竟以『今天的法官有時昧着良心草菅人命，但我們不會因此否認「法官要你亡，你不得不亡」的合理性』之例，來證明『君為臣綱』中『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合理性。這個比喻實在是不倫不類。第一，法官草菅人命從來就是被人厭惡、痛恨的行為，不具有合理性，更不為制度所允許，豈能與皇權制度大肆張揚的堂而皇之的制度性的『君為臣綱』相提並論？第二，法官草菅人命的事件雖有發生，但仍受到程序正義的制約，哪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來得威武雄壯？第三，現代法律制度下，當事人即使被某些法官操縱的法庭斷為死刑，仍享有抗辯的權利，『金口玉言』的皇帝治下的臣民哪裏享有這樣的權利？將此兩例相提並論，荒謬甚矣。
方先生強調『尊王』、『忠君』及『三綱』在現代社會的意義，我認為，在民主法制建設成為潮流的當今中國，其意義應是否定性的，即儒家『皇權神聖』觀念下的『尊王』、『忠君』及『君為臣綱』政治倫理，乃是『家天下』的衍生物，必須拋棄，因其與當今世界追求的憲政民主與法制潮流背道而馳；必須將中樞權力的控制者及其權力集團的所有成員置於法律制約之下，實現對其行為的監督，防範其無法無天行為的發生，因為，作為最高權力的控制者―――用一本暢銷書的書名來表達―――『總統是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