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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華夏風韻 面對保守派借災異而發起的圍攻，王安石必須要對此做出回應。王安石指出，『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24]事實上，他早在嘉祜八年前後就撰有【洪範傳】，在經學上為他的觀點找到了根據。【尚書洪範】『咎徵』中有『狂恆雨若』、『僭恆D若』等語，董仲舒、劉向等漢儒把『若』字解釋為『順』字，意思是說，人君如行為不正，上天就會相應地『順』之以災異，災異的形式是與不正的行為相對應的。王安石在【洪範傳】中，把『若』解為『猶如』， 而不是如漢儒所說為『順』， 這樣便對洪範『念用庶征』作了新的解釋。他說，
言人君之有五事， 猶天之有五物也。 …天者固人君所當法象也，則質諸於彼以驗此， 固其宜也。 然則世之言災異者， 非乎？曰： 人君固輔相天地以理萬物者也， 天地萬物不得其常， 則恐懼修省， 固亦其宜也。 今或以為天有是變，必由我有是罪以致之； 或以為災異自天事耳， 何豫於我， 我知修人事而已。 蓋由前之說， 則蔽而葸； 由後之說， 則固而怠。 不蔽不葸， 不固不怠者， 亦以天變為己懼，不曰天之有某變， 必以我為某事而至也。 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此亦『念用庶征』之意也。[25]
王安石這裏要說明的是，對天變畏懼固然可以，但沒有理由把某個具體的天變（『是變』）與某項具體的過失（『是罪』）直接聯繫起來。王安石指出，若是君王既『狂』又『僭』，『則天如何其順之也？』意思是水、旱是矛盾的，不可能同時『順』『狂』與『僭』。在他看來，天變與否，並不相關，重要的還是『修人事』，這才是真正的『念用庶征』的意思。這樣，王安石就通過對『經義』新解釋對災異說進行了巧妙的回應，意思是即便有天變，也不能歸咎於新政。如果真是要重視天變，那就應該改革政治，以順應人情民欲。 所以他接着又說：
「庶民惟星， 星有好風， 星有好雨」， 何也？ 言星之好不一， 猶民之欲不同。 星之好不一，待月而後得其所好，而月不能違也， 庶民之欲不同， 待卿士而後得其所欲， 而卿士不能違也， 故星者， 庶民之徵也。
「月之從星， 則以風雨」， 何也？ 言月之所好惡不自用而從星， 則風雨作而歲功成， 猶卿士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民，則治教政令行而王事立矣。 書曰： 「天聽自我民聽， 天視自我民視。」夫民者， 天之所不能違也， 而況於王乎， 況於卿士乎？[26]
本來是學術上的對個別字義的解釋，居然會對導致截然不同的災異觀，從而成為不同政治主張的理論依據，可見經學與政治關係之密切。守舊派也利用【尚書】寫出自己的著作來和王安石作鬥爭。范純仁作【尚書解】，以為【尚書】『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意思就是反對新法。蘇軾是歐陽修的門人，政治上傾向於改變，但主張『漸變』，強調『人治』，在政見上每於王安石等變法派不同，所以他也撰【書傳】，在學術上與王安石立異。程頤為洛黨之首，則從理學角度反王學，撰有【書說】。反王的大守舊派文彥博撰【二典義】，其中新義不多，只是為反王說而作。見於【宋史・藝文志】及【經義考】的反王著作，尚有下列一些：曾肇【尚書講義】八卷，呂大臨【書傳】十三卷，張庭堅【書義】， 楊時【書義辨疑】一卷（【三經義辨】之一， 專為駁王氏父子而作）， 【尚書講義】， 孔武仲【書說】十三卷（【東都事略】載他為元祜黨人），孫覺【尚書解】十三卷等。其中楊時不僅在學術上反王，更主要是在政治陷害王的學術成就。 他在宋欽宗時任國子祭酒，把蔡京蠹國病民致國家於危亡之罪，全歸咎於王安石，上疏說：『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 …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 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奸言， …當時司馬光已言其害。』[27] 一門經學，其論爭搞得如此轟轟烈烈，原因就是它可以用來傳達不同的政治見解。
除了著書立說，保守派還使用其它方式對王安石的變革理論進行攻擊。熙寧三年（1070），翰林院正要對於謀求『館職』的李清臣等進行考試，翰林學士司馬光擬了這樣一道『策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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