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時期的瘴疾與文化變遷(2)

  來源: 中華文史網

福建路所記載的瘴地集中在劍州（治今福建南平）、泉州（治今福建泉州）、汀州（治今福建長汀）、漳州（治今福建漳州）。荊湖南路一些少數民族居住的地方，如辰州（治今沅陵）、澧州（治今澧縣）、全州（治今全州）、邵州（治今邵陽市）、道州（治今道縣）、永州（治今零陵）、潭州（治今長沙市）、武崗軍（治今武岡）等都有瘴疾的記載。（註：參見【宋史】卷191【兵志五】、卷193【兵志七】、卷331【周沆傳】；（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51，紹興十四年三月癸丑。）
    江南西路靠近嶺南的地方，瘴疾的記載也是史不乏書，如南安軍（治今大余）、虔州（後改名贛州，治今贛州市）等。（註：關於南安軍瘴的記載，參見（宋）陳次升【讜論集】卷5。）虔州又以龍南、安遠二縣瘴疾最甚，宋代方勺在【泊宅編】卷中中說：『虔州龍南、安遠二縣有瘴，朝廷爲立賞添俸甚優，而邑官常缺不補。他官以職事至者，率不敢留，甚則至界上移文索案牘行遣而已』。【宋史】卷473【秦檜傳】的描述也爲此提供了確鑿的例證：『贛有十二邑，安遠濱嶺，地惡瘴深，諺曰：「龍南、安遠，一去不轉。」言必死也。』
    川蜀一帶的瀘州（治今重慶瀘州）、黎州（治今重慶漢源北）、雅州（治今四川雅安）、維州（後改威州，治今四川理縣東北）、茂州（治今四川茂汶）、戎州（後改名敘州，治今四川宜賓）、達州（治今四川達州）、咸淳府（治今重慶忠縣）、長寧軍（治今重慶萬州區）等從唐代以來就是有名的瘴地，儘管這些州前後的轄境有很大變化，可是『地苦瘴毒』的記載未曾減少。（註：參見【新唐書】卷180【李德裕傳】；【方輿勝覽】卷55【雅州】；【宋史】卷7【真宗紀二】；【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14，神宗元豐四年七月壬子。）越南，宋時稱交趾或安南，曾是宋王朝開疆拓土的對象，但由於山險路僻，霧潦瘴毒，宋軍死亡頗多，在朝廷中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最後只得作罷。（註：據【宋史】卷270【許仲宣傳】載：『會征交州，其地炎瘴，士卒死者十二三。』因此，許多大臣對出兵交趾持反對態度，稱『交州瘴海，得之如獲石田』（【宋史】卷293【田錫傳】）。又（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86神宗熙寧十年十二月甲辰『張方平上書』條，載：『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資糧、器械不見敵而盡。』）
    兩宋時文獻記載的瘴域大體集中在以上地區。【元史】記載簡略，但廣東、廣西、江西、福建、川蜀、越南等地依然是人所憚行的瘴域。江西、福建與川蜀一帶都只記載部分地區存在著瘴。另外，文獻新增加的一個瘴地是雲南，【元史】卷196【也速答兒傳】中就記有官員遊宦雲南染瘴而逝之事：『武宗時，（也速答兒）由四川遷雲南……南征叛蠻，感瘴毒，還至成都卒。』其實，早在唐朝時雲南就出現過很多瘴的記載，但由於這一地區先有南詔的崛起，後有大理的建國，其與唐宋王朝的官方交往遂甚爲寥落，因而在中原王朝所修撰的史書中，此一時段的狀況鮮有反映。（註：【宋史】卷488【外國傳四】記載大理國的情況僅寥寥數行，卷204【藝文志】中所錄有關雲南的地理類著作亦不多。）元朝統一後雲南重新歸入中原王朝的版圖，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的往來增多，遂使瘴疾的記載又出現在官方的記錄中。這個現象所隱含的意蘊似乎值得揣摩。理論上，如果雲南在唐朝前期、元朝時都是瘴地，那麼唐末兩宋時自然也不例外，而偏偏這一時段的資料中不見雲南有瘴疾，換言之，瘴疾在文獻中的記載與其實際的分布區域之間發生了某種游離，果如上文之言，將其歸於記載的缺失固然簡潔，但假使考慮到我們現在所見到的史料都出自中原人士之手，表達的是以華夏文化爲中心的觀點，或者說是一種偏信之言，則讀者也許會有新的想法。綜觀古籍中記錄的南方各地瘴疾的起伏變化，至少可說明如下問題：
    其一，在古人心目中，瘴疾既可以是致病之因，又可以是某種疾病，它產生於暑濕的風土之中。根據這樣的觀點分析，瘴疾應該有一個大體穩定的分布區域，且在整體的醫療衛生條件沒有突破性的改變之前，這個區域不會有所謂的逐漸南移或縮小的趨勢。
    歷史時期文獻所記載的瘴疾的地域範圍其實並無多大的改變。如果將筆者對漢唐時期的瘴疾的研究、上文的論述以及龔勝生之文結合起來進行分析，就可看出不同時期瘴疾的分布大體都以今兩廣、福建、雲南、貴州以及江西、川蜀的部分地區爲主（註：前引蕭[之文在論述南方的瘧疾時，將古時之瘴疾徑指爲瘧疾，亦認爲『古代人已明白地觀察到：南方，相對於北土來說，是個瘧疾盛行的地區。』接著他又具體地描述了漢宋間文獻記載的南方各地瘧疾流行的情況，可參看。不過，筆者認爲，瘴疾有多方面的含義，應該分成不同的層面來闡釋。），各時期的差異只是體現在整個區域內部的變化上，即漢唐時期由點到線到面地擴展，宋元以後則有了輕重程度之別，或者某些地方在某時段不見錄於史冊。這些既反映了北人或華夏文化向這些地域擴張的進程，也符合人們對事物的認識過程。另外，儘管現在已有學者研究證實，瘴疾包含了多種不同的疾病，（註：參見馮漢鏞【瘴氣的文獻研究】，載【中華醫史雜誌】1981年第11卷第1期，第44-47頁。）但在瘴疾主要是指瘧疾特別是惡性瘧疾這一點上，學者們並沒有多大的分歧。現代流行病學對瘧疾流行區域的調查表明，中國絕大部分地區都有瘧疾分布，且由北而南越來越嚴重，總的趨勢與緯度相平行；（註：參見耿貫一主編【流行病學】（下）（人民衛生出版社，1980年）第183頁。）這樣的區域流行態勢，從古至今應該是相對穩定的。（註：當然，不能排除歷史時期氣候的變遷對於我國南北分界線的影響，這種影響可能會造成疾病分布區域的南北推移。但氣候的變化是相當緩慢的，而且文獻不足征，故氣候的波動對疾病流行範圍的影響只能暫不列爲本文討論的對象，作前後一致處理（前引蕭[之文也是如此做法）。龔勝生認爲氣候的變化是引起瘴疾分布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對此筆者存有異議，認爲無論其前提或結論都尚需再加推敲。龔文所持氣候冷暖變遷的理論是以竺可楨先生的研究爲基礎的，這一研究迄今已有多位學者補充修正，例如就唐代的氣候而論，滿志敏的研究（見【歷史地理】第8輯，第1-15頁）就表明隋唐時期並非是一個溫暖期，而可分冷暖不同的前後兩期。如果此論不虛，那麼不同類型的瘧區也會相應地隨之進退，而並非是一味地南移。在這一方面，前引范家偉之文亦有與此類似的看法，見其文中注72。）既然這樣，那麼我們就沒有足夠的理由相信瘴疾在近兩千年來呈現出逐漸南移的趨勢。在採用現代醫學手段進行大規模地預防和消滅瘧疾以前，中國的高瘧區大致分布在北緯25度以南的地區，也就是南嶺以南和雲貴高原南部地區。（註：參見上海第一醫學院、武漢醫學院主編【流行病學】（人民衛生出版社，1981年）第356、183-187頁。書中根據地理緯度的流行特徵，將我國劃分成了四個類型的瘧區，分別是：北緯33度以北地區，北緯25-33度之間地區，北緯25度以南地區和西北地區。）以此對照筆者所劃定的瘴疾的範圍，當可發現兩者具有較高的擬合度，瘧疾高度流行的高瘧區和中度瘧區的山地基本上可歸入歷史時期文獻所記載的瘴地之中。綜上所述，筆者認爲古代瘴疾的分布區域應當是大體穩定的。
    其二，文獻中瘴疾在各地分布的變遷，反映了中原王朝的勢力在這些地區的進退盛衰。上文闡述的雲南史料對此已有所說明，與此相似的是青海一帶的『瘴氣』，（註：需要指出的是，文獻中青海一帶的『瘴氣』的性質與南方的完全不同，可參考筆者在【漢唐時期的瘴與瘴意象】中的闡述。）在唐以前亦屢有所見，兩宋時隨著政治形勢的改變，就不再出現在史書的記載中。比如貴州，唐以前的文獻中貴州地區甚少有瘴疾的記載，其地基本上是少數民族所聚居的羈縻州縣，爲中原王朝勢力所不及。宋朝時曾短暫地設置了黔南路，但不久即廢入廣南西路。其時王祖道以虛辭徼富貴，遂促成此事，被蔡京譽爲『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實際情形是『徭、黎渠帥不勝忿，蜂起侵剽』，根本不曾歸服款化。（註：【宋史】卷348【王祖道傳】。）元代對貴州的記載明顯增多。明朝永樂十一年(1413)正式設立貴州布政使司，此後該地區瘴疾的記載的分布也比前代更爲廣泛。（註：參見龔勝生【2000年來中國瘴病分布變遷的初步研究】和梅莉、晏昌貴、龔勝生【明清時期中國瘴病分布與變遷】（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7年第2期）兩文中的有關說明。）故大體可以認爲，史書中所記錄的瘴地的分布情況，大體折射出中原王朝的勢力在這些地區的消長變化。
    其三，在華夏（漢）文化占主導地位以前，瘴情在南方各地的輕重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地爲華夏（漢）文化所涵化的深淺。到宋元時期，華夏（漢）文化滲透、改造這些地區的過程仍在繼續進行之中。從上文所引述的資料中，可以尋繹出某些蛛絲馬跡。如以雷州爲例，北宋時的人們『說著也怕』，到南宋初期產生『瘴乃稍輕』的看法，再後來則認爲『絕無煙瘴，土風不異於中州』。這就是說，瘴明顯地減輕直到消失之後，地方的土風就逐漸與中原地區的類似乃至相同了。如此說來，則瘴疾與中州之氣就是相對應的事物且呈現出此消彼長的態勢；瘴情的輕重有無所代表的意義，也就是華夏（漢）文化對南方各地影響程度的大小。換言之，是歷史時期北人南遷過程中潛移默化的影響，（註：參見黃濱【歷史上珠江流域人口移動的主流變遷初探】，載【廣西師院學報】1995年第1期。）才使嶺南的一些地方呈現出了與往日氣質迥異的景觀。
    再以桂林爲例。雖然唐代白居易在詩中稱『桂林無瘴氣，柏署有清風』，（註：白居易：【送嚴大夫赴桂州】，【全唐詩】卷442。）但實際上白居易並沒有到桂林生活的經歷，不能知其詳情，再說這樣的送別壯行之詩，一般都是褒揚勸勉之辭，不宜將目的地說得一無是處，因此詩中之語不能全然置信。根據前文摘引之史料，北宋時期本應戍守桂林的士兵都撤退到荊湖南路轄境內的全州與永州了，這意味著此時來自北地的戍卒並不適應桂林的風土，但是到南宋以後，士大夫們卻認爲：『自荔浦以北爲楚、以南爲越。今靜江（即桂州，紹興元年以高宗潛邸升府）有中州清淑之氣，荔浦相距才百餘里，遂入瘴鄉，是天所以限楚越也。』（註：（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323【輿地考九】。）所謂的『有中州清淑之氣』，在北來士人眼中，就是指此地已歸化於中原華夏（漢）文化之中，不再屬於異族的瘴鄉蠻土了。不難想見，與唐代一樣，宋元時期的『瘴』依然與『蠻』有著不解之緣，『瘴』的深淺是與『蠻』的生熟聯繫在一起的。（註：史書中多有以是否熟悉漢文化爲標準來判斷少數民族歸化程度的稱呼，如熟夷、熟黎、生黎、生獠等。）另外，梅莉等在分析明清時期瘴疾的分布與變遷時，集中討論了北方移民的南遷與瘴區的南移、縮小之間的關係，認爲經濟開發是瘴區縮小、瘴病減輕的主要原因。假使換一種說法，應可作如是理解，即歷史上地區開發的逐漸成熟，也就是中原華夏文化不斷地涵化少數民族文化的過程。既然如此，則將瘴的輕重有無看作是一種觀念的變遷，就算不得唐突了。換言之，由於人們以華夏（漢）文化爲準繩持續地影響、馴化南方各地的景觀，使得這些地方逐漸與中原的風氣趨同，因此人們認爲是『中原清淑之氣』沖淡、疏減了瘴氣。這一文化變遷同樣反映在宋元時期的醫書醫方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