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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論劍歷史門戶網 封駁制的正常實行，顯示了士大夫高度的責任心和頑強的鬥爭精神。靖康初，政局更新，封駁之舉頻繁。宰相唐恪對朝請大夫王仰說：『近來給、舍封駁太多，而晁舍人特甚，朝廷幾差除不行也。君可語之。』晁說之聽到傳來的勸說之詞，『笑而不答』，顯然是不以爲然。宋光宗時，中書舍人樓鑰『繳奏無所迴避』，皇帝也無可奈何，有所顧忌，『禁中或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也憚也，不如且已」。』宋理宗時，右司諫李伯玉因言事降官，舍人院逾年不草詔頒布。至牟子才兼直舍人院，換用另一種方式進行鬥爭，所起草的貶官詔書，用的卻是讚揚之語，目的在於爲他將來官復原職做準備。宋理宗當然不能如此否定自己，勸告他『可更之』，牟子才不同意。時相也來勸說更改，牟子才大義凜然道：『腕可斷，詞不可改！丞相欲改則自改之！』皇帝、宰相竟無計可施，只得罷休。士大夫的繳詔封駁行爲，制止了皇帝輕率或荒唐的旨意，避免了惡劣後果的產生，杜絕了更多的非分企圖，在一定範圍內，有效地約束了皇權。
五、利用神權與史官之權制約皇權
制約皇權的過程充滿艱辛和危險。與皇帝相比，士大夫個人畢竟人微言輕，傳統的忠君觀念根深蒂固，大原則不可也無意更改，便想方設法，利用種種手段來達到目的。蘇轍言：『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夭禍福天下之人。』但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爲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於一時，猶懼其不能明著暴見於萬世之下』，因而有史官之權：『蓋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神權（天）、史官之權被宋代士大夫充分發揮，猶如尚方寶劍，成爲制約皇權的有力武器。
首先看對神權的利用。士大夫經常強化皇帝的敬神意識：『政之大端二：曰治民，曰事神。自天子達於郡邑，外此無大務。』敬神是天子的兩大任務之一。神的代表是天，呂公著上書道：『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動息，天必應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誠，謙遜靜懿，慈孝忠厚，則天必降福，享國永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則或遲或速，殃咎必至。』士大夫們還說：『夫不言而信，天之道也。天於人君有告誡之道焉，示之以像』。日月星辰，風雨雷電等變化，都是天神對皇帝的警示，在士大夫的解釋與強調下，常常迫使皇帝爲之避正殿，減常膳，大赦天下，蠲免賦稅，中止兵革土木，收斂荒淫等等行爲。
宋真宗後期『頻歲蝗旱』，皇帝問翰林學士李迪如何救濟？李迪說：『陛下東封時，敕所過毋伐木除道，即驛舍或州治爲行宮，裁令加塗既而已。及幸汾、亳，土木之役過往時幾百倍。今蝗旱之災，殆天意所儆陛下也！』巧妙地指責了宋真宗的荒唐行爲。因推出了天神爲助，宋真宗『深然之』，只得認罪。宋寧宗時，朝野對任用奸相不安，王邁在輪對時大談『君不可欺天』，指斥宋寧宗『厚權臣而薄同氣，爲欺天之著』。宋寧宗深受感動，『爲改容』。宋代士大夫對天神權威的渲染，嚴重地威懾著皇帝，使其精神上承擔著壓力。紹熙二年十一月，朝廷正舉行祭祀天地的大禮，忽然狂風暴作，大雨驟降，宋光宗『震懼感疾』，『自是不視朝』，從此精神失常。
士大夫非常重視神權這一工具。當有人對宋神宗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時，老於世故的富弼深感憂慮，謂然長嘆道：『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是治亂之機，不可不速救！』立即上書數千言，竭力予以反駁。破除迷信當然是正確的，但對當時而言，卻是有害的。富弼說出了一個看似荒誕的道理：敬神畏天有利於約束皇權。
史官之權同樣使皇帝畏懼。史官主要記錄皇帝的言行，將其編成起居注、時政紀、實錄，最終載入正史，傳之千秋萬代。元豐年間，呂公著上書宋神宗告誡道：『人君一言一動，史官必書。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載之史策，將爲萬代譏笑！故當夙興夜寐，以自修爲念。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雖小善不可不行，在小惡不可不去。』在具體的朝政中，士大夫常以此來警告皇帝。宋神宗任用宦官李憲主持陝西邊防，鄧潤甫即上書道：『豈可使國史所書：以中人將兵，自陛下始？』宋哲宗時，徵收五穀力勝稅錢，致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蘇軾上書請求廢除此法，其中說道：『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曰收五穀力勝稅錢，自皇宋某年始也。臣竊爲聖世病之！』
皇帝富貴齊天，有生之年別無他求，唯希望青史流芳。對此，他們不能不顧忌，遂爲史書所制服。宋太祖時，一位官員稱有急事非時求見。宋太祖正在後苑彈雀玩耍，緊急接見。但所奏不過是平常之事，大怒。該官說：『臣以爲尚亟於彈雀！』宋太祖更加惱火，舉斧砸在他嘴上，打落兩顆牙齒。其人緩緩拾起牙齒裝入懷中。宋太祖罵道：『汝懷齒，欲訟我乎？』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也！』宋太祖聞聽立即換了副笑臉，並賜金帛表示道歉慰問。又一日，宋太祖罷朝後坐在便殿，長久低頭不語，從臣詢問其故，才沉痛地說：『爾謂帝王行事容易乎？朕早來乘快指揮一事有誤，史官必書之矣！』原來是做錯事怕留惡名。淳化年間有一縣尉上書言事不實，宰執竟欲定其『妄言』罪處治。宋太宗卻說：『以言事罪人，後世其謂我何？』恐史官載之於史，被後人斥爲暴君。
顯然，史官之權是宋代士大夫手中的又一法寶，可威脅或激勵、引誘皇帝，使其從諫、棄惡、揚善。皇帝也因此增強了自律意識。
六、強化對皇帝的教育
人的言行、思想與受教育情況密切相關，對於大多數出自宮中、與社會很少直接接觸的皇帝而言，尤其如此。儲君即位之前，幾乎都在受教育階段，在位的皇帝也有經筵制度，定期不定期地時常接受士大夫的儒學教育。如何培養塑造皇帝，是士大夫的重要任務，成敗與否決定著國家和士大夫的命運。加強對皇帝的教育，是士大夫限制皇權的又一種方法。
一次，某經筵官爲宋仁宗講授【論語】，至『自行束修以上』時，忽然節外生枝道：『至於聖人誨人，尚得少物，況餘人乎？』宋仁宗只得每人賞賜七匹絹爲束修。如此當面向皇帝索取報酬，使一些人深感羞恥。但換個角度看，經筵官此時改變了以臣對君的身份，而是以師自居，把皇帝當成了受教育的學生；再者，爲皇帝授課，不只是義務，而且是應付報酬的勞動，從而維護著師道尊嚴。由此特例折射出對皇帝實施教育的權威性，迫使皇帝服從教育。另一例子也較典型。年幼的宋哲宗去聽課時手摺一柏枝玩耍，講官程顥即時以師尊身份批評道：『方春萬物生發之時，不可非時毀折』！宋哲宗聞聽，『亟擲於地』。直到下課臉色仍未好轉。反映了對皇帝教育的具體性、及時性和一定程度上的強制性。
對儲君及皇帝的經筵教育，以儒家經典爲主。如宋真宗爲太子時，『講【尚書】凡七遍，【論語】、【孝經】亦皆數四』。僅此就可知功課繁重。次之爲史書，或正史，或雜史，或自編可爲龜鑑的歷史教材。正試授課之外，還有課外功課。如元佑時，經筵官即『遇非講讀日，進漢、唐故事二條』，所進故事皆『可爲規戒，有補時事者』。教材除文字外，還有更宜於接受的圖畫。宋仁宗時，翰林待詔高克明等即繪有圖畫教材，『極爲精妙，敘事於左』，使皇帝日夕展玩，『解釋誘進』。
此外，士大夫嚴格控制太子或年幼皇帝的學習方向和接觸範圍。如宋仁宗的邇英閣中曾置【太玄經】和蓍草，王拱辰即予制止：『願垂意六經、正史，此非帝王所宜學。』次日即撤去。紹興末年，任命太子爲臨安尹。太子諭德陳Y諫曰：『儲宮下親細務，不得專於學，非所以毓德也』。太子一驚，立即辭職。士大夫竭力使太子或年幼皇帝與老成持重和敢言直諫的士大夫相處，以薰陶感染之。『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故而，經筵官日益增多，由宋初的一二人，增爲宋仁宗時的20餘人。士大夫按自己的意願培養皇帝，對所講內容，常常採取實用主義態度，任意發揮。如爲宋仁宗講【周易・節卦】時，有『慎言語，節飲食』之句，講官做如此解釋：『在君子言之，則出口之言皆慎，入口之食皆節；在王者言之，則命令爲言語，燕樂爲飲食，君天下者當慎命令，節燕樂』。宋仁宗聽後『大喜』！中書舍人彭龜年則是這樣向宋寧宗概括帝王之學的：『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歸結起來，就是要把皇帝教育成少發命令，少燕樂，從諫如流，改過從善，清心寡欲的無爲之君。在他們的造就下，許多皇帝養成了讀書的愛好。如王岩叟曾問宋哲宗：『陛下宮中何以消日？』答道：『並無所好，惟是觀書』。王岩叟趁機說道：『大抵聖學要在專勤，屏去他事則可以謂之專，久而不倦則可以謂之勤，如此，天下幸甚！』意在使皇帝專心讀書，少管他事。如此，則天下――士大夫便幸甚了。
宋仁宗即是士大夫培養出的一個典型。他6歲受教於資善堂，9歲立爲皇太子，13歲即位，在位時間最長，凡42年；故而聽講讀最勤，受教育最多。最終，『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史稱宋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其實正是出於儒臣的教育培養；所施爲『忠厚之政』，死後定諡被譽爲『仁宗』。史官范祖禹總結宋仁宗的豐功盛德『所可見者』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聽諫。仁宗行此五者於天下，所以爲仁也。』並提出要宋哲宗效法，宋哲宗深表贊同。可見宋仁宗成爲士大夫和皇帝心目中的理想之君。
七、結語
綜上所述，在兩宋300多年的歷史中，士大夫政治取代了以往的士族門閥政治或軍閥政治。士大夫以與皇帝共天下爲己任，運用種種直接、間接、臨時、長久的手段與戰略，在精神上、思想上、言行上企圖控制皇帝、制約皇權，並在許多方面、許多場合取得成功，主導著宋代政治運作。元人揭菟掛浴爸魅岢記俊蔽宋朝的特點，即說明了宋代士大夫政治的強大和有效。至少可以說，宋代沒有出現暴虐之君，古代文化『造極』於宋代，與士大夫政治有著極爲密切的關係。
宋代士大夫政治中毫無疑問地貫徹著忠君思想，只是要建立與以往不大相同的君臣關係，要求皇帝尊重並更多的聽從士大夫，使二者的關係更緊密融洽，由君主獨裁變爲君主與士大夫共同專政，從而適應時代，保持江山社稷的長治久安，共享富貴。在中國封建時代中，這是一個進步。程朱理學的產生，便是士大夫政治的思想結果。
在我們的中國歷史研究中，如一味強調君主權力至高無上，君主專制絕對地日益強化，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不妥當的。同樣也不能解釋儒家思想如何在封建社會中占統治地位，更不能解釋在日益強化的君主專制下，宋代經濟文化爲何更加發達。如同歷史進程的波浪式一樣，君主專制的程度也有起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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