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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文史網 其次，有宋一代出現的另一社會問題是土地買賣的機會增加，地權轉移頻繁，造成了雙重的社會效果。
前面說過，迄於唐代，土地買賣還不是到處可見的，門閥地主的土地主要不是靠購買而得。至宋則不然，隨著世族勢力的衰亡和品官地主的興起，地主階級內部各階層的流動和新陳代謝加快，做爲主要生產資料的土地很難長期穩定在一定人員的手中，地權轉移加快。同時，商品經濟的發展，也日漸使土地捲入商品交換領域，進行買賣成了公開合法之事。顧炎武對此觀察的很深刻，他說：漢代稱兼併土地的人爲『豪民』，唐稱爲『兼併之徒』，而宋以下，『則公然號爲田主矣。』[19]由被指稱『兼併之徒』到公然譽爲『田主』，變化可謂昭然。地權轉移加速，帶來兩種社會效果：一方面，是產生了新的土地兼併。北宋仁宗時，『承平寢久，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併冒偽，習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20]南宋時，情況更有發展，大將張浚，至少有田六十萬畝。陸九淵說：『然在一邑中，……所謂農民者，非佃客莊，即佃官莊，其爲下戶，自有田者亦無幾。所謂客莊，亦多僑寄官戶，平時不能贍恤其農者也。』[21]土地兼併的結果，必然導致大量自耕農喪失土地，引起農民的反抗。宋代有些農民起義，即因此而發。另一方面，它又有助於消除以往的莊園農奴制，使地主與農民的關係朝著以租佃關係爲主的方向發展。誠如漆俠同志所說：『由土地買賣而引起的土地轉移的加劇，使一些老牌地主受到重大打擊，一些握有雄厚貨幣力量的商人轉化爲地主，這對於破壞世世代代的主奴關係、發展封建租佃制是有利的。』[22]前面說過，宋代農民所受的封建束縛有所削弱，有了轉佃的自由，就和這種土地商品化的趨勢有直接關係。
關於農民起義提出的『均貧富』口號，我們也應作兩面觀。一方面，它說明宋代農民和整個封建社會的農民一樣，受著相當沉重的奴役和剝削，他們難以維持起碼的生活條件，因而提出如此大膽而響亮的口號。另一方面，我們也不難想見，這個口號在唐代是不可能提出的。那時，廣大無地農民是門閥地主的部曲、徒附，全部人身都由莊園主支配，世世代代處於農奴地位，談不上經濟上有什麼平等、獨立的要求。迄於宋代，農民所受的封建人身束縛日漸松馳，他們在反抗地主剝削和壓迫的鬥爭中進一步在經濟領域提出要求，完全是合乎規律的事情。
總之，對於宋代社會出現的土地兼併及農民起義提出的新口號，應該看作是封建社會在發展進程中所出現的現象，它是封建社會基本矛盾在新歷史階段的表現，表明了宋代仍存在著嚴重的社會問題、存在著階級的對抗。不過，我們沒有理由把這些視爲封建社會已『江河日下』的標誌和徵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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