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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研究] 漢代的『和親』政策:從屈辱的外嫁到國家制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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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鄰 發表於 2010-4-1 10:55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來源: 文史雜誌
三、蕭望之處理漢匈民族關係的策略
  
  自漢武帝打敗匈奴後,匈奴已不能再對漢朝構成威脅。宣帝五鳳三年(公元前55年)有詔書說:『往者匈奴數為邊寇,百姓被其害。朕承至尊,未能綏定匈奴。虛閭權渠單于……病死,右賢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立虛閭權渠單于子為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堂。諸王並自立,分為五單于,更相攻擊,死者以萬數,畜產大耗十八九,人民飢餓,相燔燒以求食……』此時,朝廷議者多認為『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而時任御史的蕭望之,在這個事關匈奴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卻力排眾議,宣稱:

  春秋晉士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指虛閭權渠)慕化鄉(向)善稱弟(悌),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漢朝)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

  漢宣帝對關於是乘匈奴『其壞亂舉兵滅之』還是『救其災患』的兩種對立觀點,反覆權衡,採納了蕭望之建議,『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
    蕭望之不僅主張要對匈奴『救其災患』,助之『定其國』,還主張要以平等相待。呼韓邪單于復國後,到漢廷來感謝,眾公卿議其接待規格,認為『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又一次力排眾議,認為:
    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漢朝)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享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叛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於亡窮,萬世之長策也。
    蕭望之關於漢朝應對其他民族平等相待的觀點是十分值得肯定的。誠如他所說:各民族是漢朝之外的獨立體,漢朝法度難以約束單于,所以就不能視他們為漢朝的臣屬,自然也就不能以漢臣相待,應尊單于地位在漢朝的諸侯及諸王之上,即匈奴單于和漢朝皇帝地位平等。就是『外夷稽首稱藩』、『稱臣』,漢朝也應謙讓而不應待之為漢臣。匈奴後嗣不來朝覲,也不能算叛臣。這樣相處下去,漢朝的德與信必然影響天下人,那將是造福無窮的『萬世之長策』。

  漢宣帝又一次採納了蕭望之的建議,下詔說:『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為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漢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韓邪單于親自入漢廷覲見漢宣帝。漢宣帝認為這是『自古未之有也』的舉國大事,在事前做了周密的接待準備。【漢書】記載說:『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戾綬,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戟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Y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漢朝接待呼韓邪單于的禮儀超出了他的想像,尤其是承認他掌有印文為『匈奴單于璽』的黃金璽,『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漢朝的印璽制度,只有皇帝皇后諸王侯為金質,由此表明漢宣帝的民族平等聯合的立足點是十分堅定和開明的。這是漢匈兩族關係的根本轉變,由敵對而變為和平友好。
    由於漢朝待呼韓邪單于以平等友好,所以在此之後仍在漠北的『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以示友好,『漢遇之甚厚』。宣帝黃龍元年(公元前49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漢匈邊境實現了真正的和平。【漢書】記載說,漢宣帝去世後,漢元帝主政,漢匈關係又有了新的發展。漢朝邊將韓昌、張猛和呼韓邪甚至登諾水東山歃血結盟:『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
  
  四、蕭望之處理漢匈關係策略的影響
  
  正是在蕭望之關於漢匈關係處理策略的影響下,漢朝的邊患問題才真正獲得了解決。元帝時,郅支單于西入康居,被擊殺,匈奴全歸呼韓邪單于統治,漢族與匈奴族人民和睦相處,互相交換各種產品。漢文化和漢族人民的生產技術如計算方法、穿井、機械、修築房舍等相繼傳入匈奴,促進了匈奴族生產和生活的進步。匈奴的良馬和養馬方法也傳給了漢族,密切了匈奴與漢的關係。【漢書・匈奴傳】盛讚當時是『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無干戈之役』。
    正是在漢匈兩族已經和平友好的情況下,漢元帝竟寧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朝廷)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歡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
    由此可知,王昭君的『出塞』並非如某些書中所說其『政治使命是恢復中斷了一百多年的漢與匈奴之間友好關係』。她是在和平局面已經奠定近二十年的前提下成行的。她出塞的意義在於使漢匈兩族之間已經存在的和平友好局面得到進一步鞏固和加強。和平友好期間的『出塞』,不是賄賂,不是屈辱,而是加強友好,所以,王昭君就能發揮出比其他『和親』者更不一樣的效果。她在當地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傳說和記載。她確實為加強漢匈之間的和平友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正因為如此,漢代的『和親』女縱然有數十人,而人們最記得的還是王昭君。

  蕭望之的平等交往的民族政策,被歷史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漢宣帝承認並親自授於匈奴單于掌『與天子同』的黃金璽,此後各帝,無不子承父業,繼承這個制度。而到了西漢末期,篡了權的王莽企圖改匈奴為『恭奴』,把璽改為『章』,匈奴子孫認為這『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王莽對匈奴政治歧視顯而易見,於是漢匈邊塞又有『亂起』。幸得王昭君與呼韓邪的後代,奔走南北,進行了不懈的政治斡旋,才彌合了這一民族關係的裂痕。這亦證明,只有按蕭望之的設想,匈奴單于和漢朝皇帝以平等相待的友好關係,作為雙方恪守的政治制度並堅持下去,才是邊境和平、人民友好的萬世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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