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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河南大學學報】 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財物，鄉部嗇夫身聽其令，皆參辨券書之，輒上如戶籍。有爭者，以券書從事，毋券書毋聽。所分田宅，不為戶，得有之，至八月書戶，留難先令，弗為券書。罰全一兩。――【戶律】
民大父母、父母、子、孫、同產、同產子，欲相分予奴埤，馬牛羊它財物者，皆許之，輒為定籍。孫為戶，與大父母居，養之不善，令孫且外居，令大父母居其室，食其田，使其奴婢，勿貿買。孫死，其母代而為戶，令毋敢逐夫父母及入贅，及道外取其子財。
諸後欲分父母、子、同產、主母、假母及主母、假母欲分櫱子、假子田以為戶者，皆許之。――【戶律】
上引三條律文有一個共性，即都屬於家庭內部分割財產問題。第一條律文是說居民有想根據先人遺囑（先令）分割田產，鄉政府要照辦，而且要把先令寫成三份並記人戶籍，如有爭議，按券書辦事，沒有券書，不聽。分有田產的人如果還沒有獨立戶籍，也有權占有，到八月檢籍時再上戶籍。主管者如留難遺囑，不寫券書，罰金一兩。第二條律文是說祖父母、父母、子、孫、兄弟、侄子想要互分財產（含土地），一律准許，但要在戶籍註明固定下來．以下是舉例說明田產占有關係：一是以孝道為原則保護祖父母的利益；二是孫死其母代子為戶，但不許虐待公婆，並不許招夫人贅奪取其子的田產（這是保護其孫的利益）。第三條律文是說有人想分父母、子、兄弟、主母（父之正妻）、假母（父之偏妻）的田產，和主母、假母欲分庶子、子的田產，而獨立建立戶籍的，一律准許。這三條律文都說明漢政府對田產歸誰所有並不關心，而是關心田產分割後必須定籍，因為只有『定籍』，政府才能根據戶籍上登記的田產數量徵收租稅和貲稅。在此情況下，對政府來說田產所有權並不是第二位的，而田產必須在戶籍上登記才是第一位的問題。所以漢政府為了掌握田宅的真正占有情況，非常注意田產分割後的定籍問題，並鼓勵田產分割後獨立建立戶籍，這與軍功爵制、名田制破壞後，豪強地主提倡聚族而居的大家庭現念是不一致的。【二年律令】還有對婦女田產的處理律文。
女子為父母后而出嫁者，令夫以妻田宅盈其田宅。宅不比。弗得。其棄妻及夫死，妻得復取以為戶。棄妻，畀之其財。――【置後律】
寡為戶後，予田宅，比子為戶後者，其不當為戶後，而欲為戶以受殺田宅，許以庶人予田宅，毋子，其夫；夫毋子，其夫而代為戶。夫同產及子有與同居數者，令毋貿賣田宅及入贅。其出為人妻若死，令以次代戶。――【置後律】
這兩條律文所反映的都是作為戶主繼承人對田產的處理問題。第一條律文是說女子繼承為戶主後又出嫁了，他的丈夫就要以他的妻子所繼承的田宅來頂替他所應得的田宅，如果宅基地不夠，也不能再補受。如果丈夫遺棄妻子或丈夫死亡，妻子仍要恢復為戶主。妻子如被遺棄，田宅還要歸還給妻子。這條律文有保護婦女財產權的含意。第二條律文是說寡婦繼為戶主，按獨生子繼承戶主的規定授與田宅。如果寡婦不應當繼為戶主者，而她要獨立門戶，就要降低受田宅的數量，按庶人的標準受田宅。以上兩條律文都說明漢政府對所授出的田宅，還有權干預和調整，政府對授出去的田宅仍進行着嚴密的管理。下一條律文更能說明問題。
民宅園戶籍、年細籍、田比地籍、田傘籍、田租籍，謹副上縣廷，皆以篋若匣匱盛，緘閉，以吏若丞，官嗇夫印封，獨別為府，節（即）有當治為者，令史、吏主者完封奏（湊）令若丞印，嗇夫發，即雜治為臧（藏）□已，輒復緘閉封臧（藏），不從律者，罰金各四兩，其或為作偽。有增減也，而弗能得，贖耐，官恆先計讎，□籍□不相（？）復者。故刻論之。――【戶律】
上引律文有些詞彙生僻，兼有漫漶不清，已難了解其全部含意，但大概意思還是可以理解的。文中所謂『民宅園戶籍』，似指居民的住宅簿，田園登記簿，『年細籍』可能是指占有宅園的逐年記錄，『田比地籍』【二年律令】的原注認為是『依田地比鄰第記錄籍簿』，非常正確。『田命籍』可能是『田名籍』。【史記・張耳陳余列傳】：『張耳嘗亡命游外黃』。索隱引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田命籍』應是登記土地在誰的名下占有的問題。關於『田租籍』，不解自明，那是記錄田租數量，是收租稅的底賬。總之，政府對民戶的田宅占有情況的管理極其嚴謹細密。政府規定以上各種籍簿的副本都要上報縣政府，縣政府要把各種籍簿分門別類保管起來，並放在篋、匣中密藏，經由縣令、丞、官嗇夫加印後封存起來。如因某種需要而查看各種籍簿時，要由主管官吏上報縣令、丞，經批准後，憑縣令、丞印由官嗇夫啟發，用過後再加印封藏．如違反以上規定，對各主管人員各罰金四兩。如有詐偽增減田宅數字，沒有得逞者，罰為贖耐。主管官經常事先計算校對，發現與籍簿不相符的情況，就要上報劾彈違法的人。這樣嚴厲的管理制度說明漢政府對授出去的田宅不僅管理嚴明，而且執法認真。其管理目的當然是為了稅收。但在名田制（受田制）破壞之後，土地私有製發展起來，並導致了土地兼併的狂潮迭起，漢政府嚴密的管理制度也遭到破壞，到東漢初年，連清查田畝的度田措施也無法進行，只好讓土地兼併自然發展下去。
在【二年律令】中曾多次提到『為人名田宅』、『所名田宅』的問題，說明名田就是『以名占田』之意，也就是『受田』。這是在軍功爵制盛行時，按戶籍上的人名和軍功爵高低及其他身份不同，名有不同數量的田宅制度，這與後世的『占田制』、『均田制』以官品和男女勞動力等級的不同而分配不同數量土地的情況不同。這是商鞅變法建立起來的土地制度，直到西漢初年呂后當政時，受田的數量可能有變化，但受田的原則沒有變。但在呂后之後，隨着漢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土地私有及土地兼併的盛行，按軍功爵等級及其他身份的受田制就完全被破壞了。
土地制度有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發展規律，即土地一經確定為長期占有制，必然迅速演變為土地私有制，而土地私有又必然導致土地兼併。在呂后之後，文帝、景帝繼續施行休養生息政策，社會經濟很快發展起來，到武帝時期就出現了第一次土地兼併高潮。
據【漢書・食貨志】記載，漢在文帝之前『未有兼併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這就說明在文帝之前，是小農經濟平穩發展的時期，到了文帝時，隨着社會經濟發展，出現兩極分化，農民出現『賣田宅、鬻子孫』的悲慘景象，及至武帝時期就出現了『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嚴重情況，②，於是董仲舒就提出了『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併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的建議。[6]對此武帝則是採取鐵腕手段，用酷吏打擊豪強及算緡告緡，遷兼併之徒亂眾之家以實關中的嚴酷政策，才把第一次土地兼併高潮壓了下去。但是，經過漢武帝第一次土地兼併高潮，自商鞅變法以來，所建立的名田制（受田制）卻徹底被破壞了。因為第一次土地兼併高潮主要兼併對象有兩種人。一種是在名田制下一家受田百畝的自耕農，漢文帝時晁錯說：『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注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若此，尚復被水早之災，急征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債）者矣。』[6]在封建社會，個體小農是最脆弱的經濟單位，經不起任何破壞性的襲擊。水旱災荒，政府的橫徵暴斂，高利貸的殘酷盤剝，都足以使小農傾家蕩產，所以自耕農就成為土地兼併的首當其衝的對象。土地兼併的第二個對象，就是以軍功大小、爵位高低而獲得大量田宅的軍功地主。他們的子孫靠其父祖以軍功得來的大量土地，過着世襲和半世襲的寄生生活，最容易腐朽破產。史稱軍功地主的『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亡國，或亡子孫，迄於孝武后元之年，靡有子遺，耗矣』。至孝宜帝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7]錢大昕也說，漢初軍功地主之子孫，『雖擁高爵，尚雜庸保之中。』[8]所謂庸保，就是受人僱傭而服雜役的人。軍功地主子孫已淪落在庸保之中，說明他們父祖因軍功而得到的大量田宅，已被這些不肖子孫變賣一空，他們的土地已被兼併。
根據以上的論證，可以說在漢武帝時代出現的第一次土地兼併高潮所兼併的土地，都是名田制下的土地，即根據軍功爵位的高低及其他身份由政府所授給的土地。這類性質的土地一經兼併，名田制就已名存實亡。漢武帝在對外戰爭中，雖然對以衛青、霍去病為首的各級將領仍有封侯拜將之舉，並有各種賞賜，甚至還建立武功爵制『以寵軍功』。[9]但所賞乃是官職和金錢，以軍功受田宅制度並沒有恢復，說明名田制已經退出歷史舞台。
在漢武帝之後，經過『昭宣中興』，社會經濟又得到新的發展，隨之而來的，在漢成帝、哀帝時期又出現了第二次土地兼併高潮。第二次土地兼併高潮比第一次更為猛烈。據【漢書・貨殖列傳】記載，各地都出現了新的兼併土地的富商大賈和豪強。在四川，『程（鄭）卓（王孫）既衰，至成哀間成都羅裒貲至巨萬』；在山東，『刁間既衰，至成哀間，臨淄姓偉貲五千萬』；在河南，『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間，洛陽張長叔，薛子仲貲亦十千萬』；在陝西，『前富者既衰，京師富人樊嘉、茂陵摯綱、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貲，樊嘉五千萬，其餘皆巨萬矣……此其章章猶著者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顓利，以賄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故秦揚以田農而甲一州』。這些『郡國富民。莫不運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固齊民之業』。以上引文中所謂『兼業顓利』、『下固齊民之業』，都是指郡國富豪兼併農民土地。此外官僚、貴族憑藉權勢也都是瘋狂的土地兼併者。由於筆者在【秦漢時期三次土地兼併高潮】一文中對此已有較為詳細的論述，[10]故不再贅述。
第二次土地兼併高潮的出現，引發了社會各種矛盾的尖銳化，廣大農民淪為流民和奴隸，出現了『富豪吏民貲數巨萬，而貧民益困』的嚴重形勢．有些開明的官僚士大夫看到了土地、奴婢引起的社會矛盾的嚴重性，就向哀帝提出對貴族、官僚、富豪的土地、奴婢占有數量，『宜略為限』的建議。[6]於是在哀帝的贊同下，師丹、何武、孔光等人共同提出了一個限田限奴方案。規定：『諸侯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得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賈人皆無得名田為吏，犯者以律論，諸名田畜奴隸過品，皆沒人縣官。』[11]這個限田限奴方案公布後，產生了一定效果，『田宅奴婢，賈為減賤』，[6]但由於幸臣董賢、外戚丁明、傅喜等當權派反對，哀帝遂下詔『且須後』，此限田限奴方案就無限期拖延下去，而沒能施行。對於何武、孔光提出的限田限奴方案我原來認為是相當寬鬆的，但看到了【二年律令】中的受田受宅律文後，才知道何武、孔光所規定的限田數額遠遠低於呂后二年授予侯級爵、卿級爵的受田數額，說明何武、孔光並不知道漢初的受田制的情況，也說明名田制破壞時間太久了。
在孔光、何武的限田限奴方案被擱置後，土地和奴婢所引起的社會矛盾更加尖銳化。王莽在掌權後。為解決這一嚴重的問題就提出了一個『王田私屬制』，宣布：『更名天下田為王田，奴婢為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余田與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12]眾所周知，王莽的王田制實質是要恢復西周的井田制，但對於『私屬』一般都認為是王莽所新創，現在看到【二年律令】才知道在呂后二年的律令中就已經有『私屑』，其文曰：『奴婢為善而主欲免者，許之，奴命曰私屬，婢為庶人，皆復使及算，事之如奴婢。』（【亡律】）從這條律文來分析，從表面看奴隸提高了人格地位，實際仍『事之如奴婢』，說明奴隸的待遇沒變，惟一得利的是政府，奴隸改稱私屑後，要向政府出算賦。像這樣的所謂改革，當然要失敗了。
王莽改制失敗後，引發了赤眉、綠林大起義，劉秀藉助農民起義推翻王莽政權的威力而建立東漢政權。劉秀雖然也是依靠他的將領和軍隊建立的政權，並且也有封侯賞官的舉措，但以軍功爵位高低而受田受宅政策並沒有恢復，甚至連以檢查田畝數量為目的的度田措施都行不通，東漢已是豪強地主的天下，以軍功爵位高低而占田宅的軍功地主已退出歷史舞台。
在已出版的【中國古代史】中，在講到秦漢歷史時，雖然也有提到軍功地主這一名詞的，但對軍功地主掌權的重要性及階段性沒有說清，同時也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這也並不奇怪，因為過去並不知道軍功地主有多大實力。【二年律令】中所記載的以軍功爵為標誌的受田受宅數字，才知道軍功地主擁有土地數量是非常驚人的，才使我們把軍功地主與豪強地主掌權的不同時期、不同特徵搞清楚了，這也就是我寫本文的主要目的。
最後筆者想再說明一點，按原來計劃對【二年律令】與軍功爵制研究，本想寫四篇文章，其中【呂后二年賜田宅制度試探】寫的也是名田制問題，但文章發表後又覺得言猶未盡，故又補寫本文，想把名田制的建立直至破壞說得更清楚一點．這是寫本文的初衷。
注釋略
作者：朱紹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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