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時代：學術的復甦與繁榮(2)

  來源: 國學文化

三

帝國政治的大統一催促着思想的大融合。幾乎就在漢初學術復甦並逐步走向繁榮的同時，學術界本身也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整合態勢。在經歷了長期的爭鳴、辯難與頡頏之後，各家學說、學派又開始相互吸納、彼此兼容。這種態勢幾乎從戰國後期就已露出端倪，到秦漢形成一股強大的洪流。從【荀子】、【韓非子】到【易傳】，到【呂氏春秋】，再到【淮南子】、陸賈的【新語】、賈誼的【新書】以及董仲舒【春秋繁露】，甚至還包括【經法】、【黃帝四經】和新近出土的郭店楚簡，以及稍晚一點的【鹽鐵論】、【白虎通】，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了兼容、整合的趨向。【荀子】一書，雖師法孔子，但其主張制命、堅持法制、反對神鬼、明於辯察的精神實際就已兼儒法、合道墨了。【韓非子】熔法、術、勢的思想於一爐，同時還吸收了老子的哲學精髓。【易傳】由天而人，源於儒家，卻又有老子天道觀念的印痕和陰陽之學的基本框架，把人事政治、日用倫常統統納入到宇宙自然的整個系統中去考慮，從而建構出一套完整的世界圖式。
進而，這些流派、人物就不再是純粹的一家一學，而毋寧是以一家一學為主，兼收他家他學，或是尚未經過充分磨合、消化的多家雜湊。所以，也難怪後人常將這一時期出現的許多學術著作稱為『雜家』。【漢書・藝文志】指出：『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可見，雜家的優勢就在於能夠正視諸子之學各自對於治國的合理因素或有用方面，並廣泛吸納百家的思想成果，但短處則是材料繁雜，體系粗糙，難以尋找到一種統一的基本主張和核心觀念。
成書於秦漢之際的【呂氏春秋】，『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目的就是要『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史記・呂不韋列傳】），整合百家之言、尋求思想一統的雄心之大、氣魄之高，似乎已躍然紙上。『聽群人之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毫脊蠛蟆Ｓ薪鴯乃以一耳也，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聖人矣乎！』（【審分覽・不二】）長時期的百家爭鳴一直搞得人群民眾視聽混淆、無所適從，這種局面應該可以結束了，再不實現思想意識的統一，則必然要導致人心的渙散和國家的消亡。思想意識的一統必須藉助於政治的一統。
【呂氏春秋】的思想主幹是道家，【老子】對它的影響是最大的。譬如，【呂氏春秋】最高的哲學範疇――『道』或稱『一』『太一』，就直接來源於【老子】。【老子】以為天道是自然無為的，『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二十章）；在【呂氏春秋】中，則有：『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孟春紀・去私】）【老子】提出：『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二章），而【呂氏春秋】則主張：『有道之主，因而不為，責而不昭』，『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國治』（【審分覽・知度】）。等等，不一而足。此外，莊子對【呂氏春秋】的影響也有稽可證。
【呂氏春秋】是作為秦國丞相的呂不韋召集若干『食客』編撰而成的，其背景是秦在事功方面已經取得了諸多成就。這樣，不妨將【呂氏春秋】視為對秦王法家政治實踐的理論總結。而秦是以刑法治國的，所以，法家無疑會對【呂氏春秋】產生一定影響。如，【察今】一篇所強調的『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來自於商鞅、韓非。【慎勢】專論權力，與慎到、荀子及韓非的主張相一致。【知度】、【君守】所言『督名審實』、『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都是源於老子、管仲和韓非的君人南面之術。不過，【呂氏春秋】也反對法家治國專恃威勢、法術、刑律的主張，而提倡德法相濟、恩威並施、賞罰俱行。同時，也拒絕韓非所提出的那種樹立絕對專制君權、以利害定是非的觀點。
墨子思想在【呂氏春秋】中所占的比重也比較大。【仲春紀・當染】一篇幾乎全部轉錄了【墨子・所染】。墨學的宗旨是兼愛、交利、尚賢、重義、節葬、辯察，【呂氏春秋】的【聽言】、【離俗】、【用民】、【適威】篇，講的也是愛利之道。人主君王不能只談仁義禮教，還應該『以民為務』、『憂民之利，除民之害』（【開春論・愛類】），這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儒家離開民利而奢論仁愛的偏向。【呂氏春秋】中的【審己】、【謹聽】、【本味】、【先識】、【觀世】等都反覆聲張了墨家『尚賢』的重要思想。當然，【呂氏春秋】對墨學的吸納也是有所取捨的，如不談天志，對明鬼、非樂、偃兵的批評，似乎已與墨子的主張相悖逆。
陰陽之學在秦漢，幾乎一直就沒有衰落過，它對【呂氏春秋】思想體系的形成曾發生過重要的作用。【呂氏春秋】用陰陽、五行的思想構造起一個輝煌龐大的理論框架，把天文、歲時、農事、政教、職官、樂律、祭祀等，幾乎人們日常生活的全部都被囊括了進去。應該說，這一理論框架的系統性和嚴密性都超出了【管子】。【呂氏春秋】繼承了騶衍、【易傳】的陰陽思想。其【應同】篇所宣揚的『五德終始說』和『感應說』，幾乎可以堪稱騶衍思想的轉述。十二紀的紀首篇，均以陰陽二氣的消與長來解釋季節的變化，還配以五行、五方、五色、五音、五祀等。
至於儒家，【呂氏春秋】也予以了一定的重視。『凡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貴賤之別，長少之義，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呂氏春秋・似順論・處方】），就是對儒家宗法倫常思想的繼承。【呂氏春秋】的【孝行】篇與【禮記・祭義】，都將孝道作為治國之本，可能均出於孔門學生曾子一派之手。儘管【呂氏春秋】重視了儒家，但總的說來，【呂氏春秋】對儒學的兼取是極為有限的。
另外，【呂氏春秋】的【論威】、【盪兵】、【振亂】、【禁塞】、【懷寵】、【決勝】、【貴卒】等篇章，應該是先秦孫子、孫臏軍事思想在秦漢之際的延伸，反映出秦國在兼併六國、統一天下過程中所積累起來的作戰經驗。而【上農】、【任地】、【辯土】、【審時】等篇章，可算作是先秦以來最系統的農學著作。其中不乏農業技術和農業政策，似乎可以說明秦政對發展農業生產早就予以了重視，從中也可窺得秦之所以能夠獲取天下的又一秘密。
儘管【呂氏春秋】對諸子的思想都作了不同程度的吸收，但這並不是簡單的原封照搬或生吞活剝，仍然是有主題、有指導、有核心的整合。整合就要有所取、有所舍。而取與舍總是有立場、有目標、有針對性的取與舍。【呂氏春秋】對諸子之學的態度可以概括為：有所採擷，有所擯棄；有所承接，也有所揚棄；有所批評，也有所褒揚。它更能夠結合自己時代的特色，作出適當的總結和發揮。相對而言，不同流派的思想觀點在統一的體系結構中被整合、重組，儘管這種整合、重組還顯得比較原始、粗拙。所以，【呂氏春秋】才不至於是那種包羅萬象而靠拼湊疊加起來的百科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