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士人的隱逸情結(1)

  來源: 中華文史網

歸隱泉林，不仕於時，歷來被認為是不遇之士人高尚其志的一種生存方式。在東漢士人社會之中，也一直存在着一種『以不仕為德高』隱逸情結，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正是說士人的去就之節。雖然按照儒家的說法，『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士人君子在清平之世也有為君主和朝廷推行教化之職責。然而，自王莽居攝之時開始，儒家士人去就之情結，就一直縈繞在士人之心靈深處。在東漢士人看來，『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只有『國君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不臣於天子、諸侯，才能保持道德人格的獨立；苦身修行，致力於砥礪自己的道德修養，才是令人敬仰的清節。而為了利祿汲汲於仕進的士人是失德和喪節的，令人鄙棄。


     王良出仕於光武之朝，其少習【夏侯尚書】，是一個典型的儒士，王莽時曾隱居不仕，光武時受大司馬吳漢徵辟，歷任諫議大夫、太中大夫、司徒司直，此人在位恭儉，其官箴堪稱為官者之典範。然而在他拜訪友人時，卻被拒之門外。據【後漢書】本傳載：『（王良）後以病歸。一歲復征，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慚，自後連征，輒稱病。詔以玄c聘之，遂不應。』在王良的友人看來，王良不能息心於泉林，奔走於仕宦之間，居其位而沒有大的作為，於士節已是有虧。而王良自己也認為自己的作為不符合士人節操，於是慚而歸家稱病，最終卒於家中，再未應朝廷召聘。或許王良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彌補自己已經『虧損』的士節，扭轉自己在士林中的形象，也使自己能夠不再抱愧重歸士林。從這裡，我們深切地看到，在東漢士人觀念之中，出仕的士人無論在任期間其有如何優良的官德，於士節上，已是遜於不仕者一籌。


     在東漢士人的道德評判標準中，仕與隱是相互乖離的道德取向，如果單純從道德意義上考慮，隱而授道，旌善興化，被認為是守志，是具有『清行高節』，相反，對官宦之途中的士人，多被譏諷為懷祿耽寵，因而在一定意義上，隱比仕有更高的道德價值。所以在崔篆勸孔子建一同出仕時，孔子建斷然拒絕，說：『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像孔子建一樣極端看重隱逸這種『清行高節』的東漢士人，往往把入仕僅僅當作盡士人之孝節、獲取生計奉養老母的工具而已，而決不是將仕宦作為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手段，在完成奉養這個任務以後，他們多是迅速地脫離官場，毫不流連。譬如周磐，作為沒落的貴族子弟（其祖父曾為天水太守），少游京師學習儒家經書，好禮有行，諸儒宗之。因為家庭貧困，『居貧養母，儉薄不充』，深以老母迫近饑寒為憂，『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頻歷三城，皆有惠政。後思母，棄官還鄉里。及母歿，哀至幾於毀滅，服終，遂廬於冢側。教授門徒常千人』。周磐雖然為官有惠政，應該具有一定的從政能力，然而他棄官如敝屣，從此以後再不應徵：『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嗇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術。吾親以沒矣，從物何為？」遂不應。』周磐的一席話，是將仕途視作榮利之物而已，不是能夠實現其人生理想的『生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