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國家與私商的博弈(3)

  來源: 中華文史網

三、 利益衝突導致抑商政策
　　
　　如果僅僅從社會經濟運行角度看，社會需要一定規模的商業，私商滿足了這一需求，在社會經濟中發揮着積極的不可替代的正面作用，對於其超過社會需要的發展，市場供求關係又實施了有效的限制和調節，那麼，為什麼國家還要強力實施抑商政策呢？
　　西漢國家並不否認工商業的重要作用，即使在強力抑商的漢武帝朝也是這樣。抑商政策重要干將桑弘羊說：『工不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谷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5］卷1【本議】工商業是社會必需，它們直接影響到農業和整個社會經濟。這種看法是眾多主張抑商者的基本觀點，如實施重農抑商政策的鼻祖商鞅就說：『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農闢地，商致物，官治民。……三官貧，必削。』［7］卷1【去強】荀子曰：『商賈敦愨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8］卷7【王霸】『王者之法：……關市幾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8］卷5【王制】韓非子曰：『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則入多。』［9］卷15【難二】他們都主張給商業創造一定的便利，從而促進經濟發展，使國家得到實利。可見，抑商的出發點並非因其影響了農業、並進而影響了整個社會經濟。桑弘羊道出了漢武帝時實行抑商政策的秘密：『匈奴背叛不臣，數為寇暴於邊鄙……故修障塞，飭烽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饑寒於邊，將何以贍之？』［5］卷1【本議】因軍費匱乏，方實施鹽鐵官營等政策，攫取商利，以供軍需。因此，抑商政策的實質是把商業利潤從私商轉移到國家手中，是國家與私商經濟利益衝突的結果。不在商業的發展程度是否合理，而在商利歸入何人之手，與農、工、商發展比例之類並無關係。儘管桑弘羊也辯解說：『令意總一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併兼之路也。』［5］卷1【復古】但這只是附帶效果，爭奪經濟利益始終是抑商的首位原因。
    國家是一個經濟利益集團［10］，它總是試圖從社會攫取最多的剩餘勞動，但在一定的社會中，剩餘勞動總量大致是確定的。僅就商業領域看，農業發展水平決定了它提供給各種非農業人口的糧食等生活資料的數量，這些生活資料大多需要通過交換轉移出去，由此決定了市場的總體規模，從而也決定了社會總剩餘勞動轉移於商業領域的總量。也就是說，當生產力發展水平、剩餘價值剝削率等重要經濟因素未發生重大變化時，商業利潤總額是確定的。私商和國家的利益都來源於此，都希望從商利蛋糕上分得更大的一塊，二者的矛盾和衝突便屬於必然，正是這種利益衝突促使國家推行抑商政策。
　　國家的這種利益追求使中國古代的『抑商』政策具有了很明確的內涵。這種政策由抑制私人商業和發展國營商業兩方面組成。抑制私商，有『不得仕宦為吏』［6］卷30【平準書】、『無得名田』［4］卷24下【食貨志下】等政治社會措施，有『算緡告緡』等經濟措施。發展官商，措施主要有三，一是實行鹽鐵等重要物資的專賣制度，二是以『均輸平準』等方式占領大宗貨物或特殊貨物市場，三是壟斷貨幣鑄造權。因此，『抑商』的準確定義應是『抑私商、揚官商』，而絕不是違背經濟規律去『抑制商業』。顯然，這種政策對經濟運動過程中的交換流通環節影響甚小，而對分配環節作用較大，其目的是在社會總商業利潤中，減少私商所得，擴大國家所獲，也即國家從私商那裡奪取商業利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