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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網論壇 三、 因爲西漢初年繼承秦制，所以，在秦的軍事威脅消失之後，『虎狼之秦』的觀念還一直延續到漢代
不僅如此，近年來學者還注意到，秦在統一六國後，對關中秦國本土和關東六國故地，實行著不同的政策，秦統一後的行政制度總的說來是以秦人對關東地區的征服、壓迫和奴役爲前提的。秦把天下兵器聚之咸陽加以銷毀；又把六國富豪十二萬戶也遷至關中咸陽，這致使關中後來十分富庶，【漢書地理志】載：『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十六。』（P1646）而承擔秦帝國繁重徭役的卻主要是關東六國人，這已被秦始皇陵的考古發掘所證實，從趙背戶墓葬群出土記載死者籍貫的瓦文和相關文獻看，修建始皇陵的大批服役人員，都是從原山東六國詔調而來。[45]
這種壓制和征服引起了六國故地普遍的敵對和反抗，它是戰國晚期以來六國與秦對抗的延續，並且可以說在秦王朝短期的統治時期內，一直都隱存著這種與秦對抗的情緒。這些反抗力量主要活動在關東地區。公元前218年始皇東巡途中，在博浪沙遭到韓國舊族張良的狙擊，因擊中副車未果，主事者張良在秦滅韓後，曾把全部家財用來求客以刺秦王，爲韓報仇[46]；公元前211年，又有人在東郡的隕石上書寫：『始皇帝死而地分』。[47]這種隱藏在關東六國故地的對抗力量，秦始皇應該有所注意，也許他的四次出巡關東與此不無關係。
秦末的反秦起義，大部分也發生於關東地區。陳涉起義後，『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武臣自立爲趙王，魏咎爲魏王，田儋爲齊王。』各國聯合反秦的局面，和戰國晚期六國對抗秦的局面出現了驚人的相似。在秦末，起義者猶能憑戰國六國之舊名號召天下，可見秦雖統一天下十三年，但山東六國的反秦情緒依然一直潛存，所以司馬遷在敘述此事時，說這些反對者是『合從西鄉，名爲伐秦』[48]。
六國反秦情緒的長期存在，僅用政治上的原因來解釋也是不夠的。大凡使一國一朝屈服，在政治和軍事上較爲容易，而在文化上卻相當困難，並非一朝一夕所能完事。被目爲『蠻夷』和『虎狼』的秦國，統一天下之後禁絕【詩】、【書】百家之學，企圖用秦國文化統一全國的文化（也就是要以一種新的吏治文化來替代六國的禮治文化），做得似乎並不成功。事實證明，在秦統一的這十五年裡，秦並沒有能夠實現文化上的統一，六國固有的文化並沒有被征服或消滅。
所以我們看到，在陳涉首事率眾與秦對抗時，齊、魯的儒墨縉紳作出了熱烈的反映，他們負孔氏之禮器、【詩】、【書】，往歸陳涉，委質爲臣，孔子的後代孔甲還做了陳涉的博士，最終與陳涉同死。對齊、魯儒學縉紳之士來說，陳涉反秦爲何具有這麼大的吸引力，【史記】的解答可能一語中的：『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而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49]
實際上，齊、魯儒士對秦可能積怨已久。秦滅六國統一天下不久，東巡郡縣，曾召集齊、魯儒生博士七十人至泰山下，諸儒生對始皇的舉動多所譏刺，始皇甚爲不滿，『由此絀儒生』，並且在梁父舉行禪禮時竟然採用秦國祭祀上帝的禮儀，[50]還不讓諸儒生參與封禪之事。諸儒生對此頗爲懷恨，後來故意訛傳始皇封禪之事曰：『始皇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51]後來在秦庭稱說【詩】、【書】主張封建的秦博士淳于越，也是東方齊人，但始皇否決了他的提議而採用李斯的意見，焚天下【詩】、【書】、百家語，焚毀六國史書尤其劇烈。後來被始皇坑殺的諸生，據公子扶蘇講也都是『誦法孔子』的六國之士[52]，所以儒生皆責罵秦始皇『誅J文學』[53]。秦雖置博士七十人，也多是『備員弗用』，而『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54]。
對秦一味嚴刑峻法缺少仁恩的統治策略，漢代學者在論及秦亡原因時多有批評，如博士賈誼批評秦政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55]，陸賈也認爲秦亡在於『舉措暴眾而用刑太極』，他告訴劉邦說：『鄉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56]他們的觀點，在漢代學者中是較爲普遍的，尤其是在儒家學者之中。
但遺憾的是，漢朝的建立，並沒有能夠使齊、魯儒士在天下反秦成功後得以出頭，原因很簡單，因爲漢建國之時繼續承繼了秦制。漢初刑法的酷重和劉邦本人對儒士的輕視，在史書中不乏記載。[57]
錢穆認爲，漢初雖尚黃老無爲，但繼而主申、韓法律，『學問文章非所重』，在漢初，文學（即習儒家典籍之士）與商賈、遊俠，都是政府予以打擊的。[58]所以『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游士，山東儒、墨咸聚於江、淮之間，講議集論』，後來這些事被漢武帝平定淮南、衡山時作爲一個罪證，在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8年）四月所下的詔書里說：『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弒。』[59]這裡的『修文學』即修經術。這裡所說『聚於江、淮之間』的仍是『山東儒、墨』，大部分即是齊、魯之士，他們在朝廷不被用，即效力於當時容納他們的王國。
持東方之學的齊、魯儒士對秦制的斥責以及對漢制隱晦的批評，在西漢一直沒有停止。他們的努力在武帝時已部分取得成就，但東方儒學的真正復興（這是一種經過變通的儒學），齊、魯儒學在全國占絕對的優勢，卻是在西漢晚期昭帝至成帝期間。這在昭帝始元六年（BC81）舉行的『鹽鐵論』中已有明顯的透露，這次會議召集了當時各地六十多名『懷【六藝】之術』的賢良、文學，借論鹽、鐵來『舒【六藝】之風』，其傾向性是較明顯的。在會議上，很多內容是圍繞著批評秦政而展開，儒學之士主張儒學禮治的重要，而以桑弘羊爲主的御史、大夫則崇尚商鞅之法、看重法治的作用。[60]這次爭論，我認爲仍是儒學之士對隱含在漢制之中的秦制的對抗。從『鹽鐵論』會議的召開，以及【鹽鐵論】一書中所載的大夫與文學辨論的過程，和該書的行文和標題看，這次辯論的結果，似乎是代表儒學的文學一派占了上風，書中常在文學一派辯論之後有意記載『御史默不對』、『大夫默然，視其丞相、御史』、『御史默不答也』、『丞相史默然不對』[61]等等，當然這和執筆此書的作者桓寬是儒學之士有關。
由於儒生革除秦制、排斥秦文化並發揚齊、魯文化的不斷努力，在漢代終於出現了幾次更化秦制的舉措，如漢武帝的『太初改制』，漢成帝時罷廢雍五，建立南北郊，這些『更化』，使得承秦制而來的漢制，在以後的不斷發展中成爲一種周制、齊、魯制與秦制的混合。[62]
綜上所述，可見，『虎狼之秦』的稱呼，是起於戰國晚期東方六國對秦國軍事和文化上的對抗。尤其是六國對秦國文化上的抵制和對抗，隨著秦統一天下對六國故地實行文化征服而繼續存在，並因爲漢承秦制而一直延續到西漢，直到東方儒學復興。這也就是爲什麼秦的軍事威脅消失之後，『虎狼之秦』的觀念還一直延續到漢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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