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议类文体

  作者: 吴承学　刘湘兰

　　奏议类文体，多为臣子向君王进言的上行公文，是封建君主政权下大臣用来参政议政的常用文体。奏议文起源久远，早在《尚书》中就记载了许多大臣告谏君王的文辞。姚鼐《古文辞类纂》概括说：“奏议类者，盖唐虞三代圣贤陈说其君之辞，《尚书》具之矣。”秦代以前，臣对君的进谏之文称为“上书”。秦始皇将“上书”改称为“奏”。自汉代开始，随着国家文书制度的逐步完善，奏议文体的种类开始增多。刘勰说：“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文心雕龙•章表》）汉代对奏议文体的功能进行了规定，初步建构了奏议类文体的体系。自汉以后，封建政治体制趋于复杂，奏议文体的种类也越来越多。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奏议类”收录了书、疏、议、奏、表、札子、封事、弹章、笺、对策等文体；吴曾祺《文体刍言》将奏议类分为奏、议、驳议、谥议、册文、疏、上书、上言、章、书、表、贺表、谢表、降表、遗表、策、折、札子、启、笺、对、封事、弹文、讲义、状、谟、露布等三十多种文体。正所谓“人臣进言，自有定体”（王之绩《铁立文起》），这些奏议类文体各自具有相应的文体功能和写作要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体形式。本文拟介绍自汉以来就形成的章、表、奏、议四种主要的奏议文体。章、表
　　章、表是两种性质相近的上行公文，二者的文体意义接近。刘勰《文心雕龙•章表》解释章、表文体名称的由来时说：“章者，明也。《诗》云‘为章于天’，谓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标也。《礼》有《表记》，谓德见于仪。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盖取诸此也。”李善注《文选》时，将“表”解释为：“表者，明也，标也，如物之标表。言标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晓主上，得尽其忠，曰表。”可见，章、表的文体名称，皆取发明事理，使之显见于外的意义。明代学者黄佐也认为：“章者，明也，其义与表同。……谢恩陈情，章表一耳。”（《六艺流别》）
　　不过，汉初制定礼仪规范，章、表是各自独立的奏议文体。二者在文体功能与文体格式上存在很大的差别。据蔡邕《独断》记载，汉代的“章”主要用于向皇上谢恩、陈述事理。汉代的奏章首称“稽首”，要求首幅保留空白，以备皇帝诏旨批答之用，这种格式称为“需头”。而汉代的表文主要用于向皇上陈说事情，“标著事序，使之明白”。汉时留下的表不多，《全汉文》收有魏相的《表奏采易阴阳明堂月令》、刘歆的《上〈山海经〉表》；《文选》收录有孔融的《荐祢衡表》。另外，《文章缘起》有“表”与“让表”两种文体，分别以刘安的《谏伐闽表》和东平王刘苍的《上表让骠骑将军》为二体之始。可见汉代的表可用来论谏、荐举、进献图书和让官等。表文格式不要求“需头”，首称“臣某言”，尾称“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独断》）。
　　汉代以后，表的功能有所增加。据徐师曾总结，汉后的表文可用来请劝，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劝进表；陈乞，如曹植的《求通亲表》；进献，进书献物都可用；另外还可用于推荐、庆贺、慰安、辞官或解官、陈谢、讼理、弹劾。吴曾祺《文体刍言》又增有“降表”和“遗表”两种表文。降表“皆势屈力穷，为乞怜之语”，“遗表”则是大臣薨逝之前，上书帝王，或论国事，或为子孙乞恩，可知都是陈乞之用。
　　汉末以后，章、表二体不论从用途还是从文体体制来看，都难以区分。如黄佐就认为曹植的《改封陈王谢恩章》与谢灵运的《谢封表》没有区别。再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中盛赞胡广“谒陵之章，足见其典文之美”，黄佐却认为“近于表”。姚鼐也对这一问题有过论述，他说：“刘越《劝进表》是章体，而晋时已通谓之表。”来裕恂《汉文典》则认为章是“表之简者”。而且，汉代规定的章、表、奏、议四种上行文书，奏、表、议在后代得到继续沿用，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体体制，唯有章作为一种独立的公文文体，逐渐与表合而为一，最终导致章的功能被表所代替。徐师曾就认为章“自唐而后，此制遂亡”（《文体明辨序说》）。吴曾祺也说：“汉魏人多有此作，唐以后无之。”（《文体刍言》）
　　唐宋以后，表文依然是重要的上行公文文体。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唐时门下省和尚书省的上行文书中，都有表文。而且自唐以后，表文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一。《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建中二年，中书舍人赵赞知贡举，在进士科考试中以箴、论、表、赞代替诗、赋。至宋、明、清三代，表文都是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内容。宋代王应麟《辞学指南》、清代王之绩《铁立文起》等书对表文的写作都有详细的讲解，以此来指导举子们练习写作表文。如真德秀说：“表章工夫，最宜用力。先要识体制，贺、谢、进物，体各不同。累举程文，自可概见。前辈之文，惟汪龙溪集中诸表，皆精致典雅，可为矜式。”（《辞学指南》引）王应麟也对表文的写作提出了要求，他认为“大抵表文以简洁精致为先，用事不要深僻，造语不可尖新，铺叙不要繁冗，此表之大纲也。”（《辞学指南》）
　　章表作为公牍文体，其作用在于“对扬王庭，昭明心曲”（《文心雕龙》），实用性、程序化强，而文学性较弱，所以大部分章表的文学价值并不高。不过，既然表文有“昭明心曲”之用，一些本身具有很高文学修养的作者在撰写表文时，往往能曲尽其致，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因此，历史上不乏文采斐然，情致独特的章表杰作。如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语言质朴，言辞恳切，字里行间充溢着作者的拳拳忠心，感情充沛而深沉，体现了诸葛亮呕心沥血辅佐刘禅的艰辛，感人至深。李密的《陈情事表》更是写得婉转凄凉，字字句句都体现了他对祖母的深情厚意，真是“一片至情，从肺腑中流出，令人心动”。另外，孔融的《荐祢衡表》、曹植的《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都是汉魏散文中的精品。
　　汉魏时期的表文以散文书写，文风朴实，造语清新自然，明白晓畅。六朝时表文或用骈文书写，或骈散结合，词藻华美，喜用典故，讲究对仗。刘勰认为“表体多包，情伪屡迁，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强调写作表文需要真情实感，具有清辞雅义的审美价值。唐宋时期表文写作的语体风格完全不同于唐前。唐宋之后的表文用四六行文，唐、宋表文又形成了各自的风格特征。“唐人声律，时有出入，而不失乎雄浑之风。宋人声律，极其精切，而有得乎明畅之旨，盖各有所长也”（徐师曾《文体明辨》）。据此，徐师曾将历代表文按其风格分为古体、唐体和宋体。林纾则认为唐表文“切实”、“典重”，宋表文“雅趣横生”（《春觉斋论文》），各有胜场。
　　
　　奏
　　
　　“奏”本义为动词，许慎《说文》解释为“进”。《尚书•尧典》有“敷奏以言”句，意思为陈述进献治国理政之言。早期的“奏”指向帝王进言献策这一行为。秦始皇将大臣的“上书”改称为“奏”，“奏”开始成为上行公文的统称。汉初定仪则，把向皇帝进言的文书分为四种，其二为奏，主要用于“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文心雕龙•奏启》）。奏的文体意义由此得到确立。秦汉奏书有相对固定的行文格式。据蔡邕《独断》记载，奏书首幅需保留空白处，以便皇帝签署意见。朝臣上书首云“昧死言”，文尾称“稽首以闻”。王莽篡汉后，将首句的“昧死”二字去掉，改为“稽首”。光武帝因循之。后汉朝臣上奏首称“稽首顿首”，外官奏书首称“稽首再拜”，均以“稽首以闻”作结。由于奏用来向皇帝“陈情叙事”，撰写奏时要注意语气舒缓，说理透彻，叙事清晰，文辞渊雅。
　　汉代又将向皇帝奏事的文书称为“疏”，如贾谊的《陈政事疏》《论积贮疏》、晁错的《论贵粟疏》、匡衡的《上疏言政治得失》、《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等，或陈政事，或献典仪，其实质都是奏文。所谓“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文心雕龙•奏启》），奏书最讲究条理清晰、疏通简洁。“疏”正取“疏条其事而言之”（《汉书》颜师古注）之意。郝经《续后汉书》在谈到奏时，认为“其文亦书、疏也。”可见奏、疏异名同质。后世学者往往将奏、疏连称，并成为章奏之总名。
　　

　　汉代以后，向皇帝进言很少直接用“奏”这一文体名称。魏晋六朝时期，多用“启”，刘勰云：“至魏国笺记，始云‘启闻’，奏事之末或‘谨密启’。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文心雕龙•奏启》）据此可知，魏晋时期向皇帝进言的启文兼有奏与表的文体功能。唐代向皇帝进言的文体名目较多，其中门下省有“奏钞”，这种文体主要是“以支度国用、授六品以下官、断流以下罪及除免官用之。”（《新唐书•百官志》）而且，唐宋以后向皇帝进谏的文书，都可称为“奏疏”。奏疏也由文体名转化为文类概念。如吴讷《文章辨体》“奏疏”包括奏疏、奏札、奏状和封事等文体；徐师曾更是明确说道：“按奏疏者，群臣论谏之总名也。奏御之文，其名不一，故以奏疏括之也。”他认为奏疏包括奏、疏、对、启、状、、封事、弹文八种文体，他在疏、对、启、状、五种文体前冠以“奏”字，以区别臣下私相对答往来之文，此处“奏”实是作定语之用。徐师曾在选文时按以上八体“各以类从”。可见《文体明辨》所言“奏疏”主要指向文类意义。来裕恂也认为奏为“章疏之总名，故有奏状、奏议、奏笺、奏章、奏札、奏疏、奏本之名”。从以上材料可知，自汉以后，奏疏的文体概念比较含糊。严格来说，奏疏应该是一种文类。
　　但是，并不是所有冠以“奏”的文书都是向皇帝进言。“奏记”一体，专指有司言事于上官的文书，虽是上行文书，但不是谏君之辞。刘勰《文心雕龙•书记》有“公府奏记，而郡将奏笺”之语，意即向公府进言称奏记，向郡将进言称奏笺，如《汉书•丙吉传》记载丙吉奏记霍光事、《后汉书•范升传》记载范升奏记大司空王邑事等等。不唯进言三公曰奏记，王充《论衡•对作篇》记载自己曾就“禁奢侈”、“禁民酒”事多次“奏记郡守”。王兆芳认为奏记“进事于王侯大臣，而伸言厥志，奏书之支别也”（《文体通释》）。薛凤昌《文体论》指出：“后世有称奏事、称奏记、称奏书而并不进御者，此当视其内容，不能以此标题而混同视之。”从文体体制而言，这些向三公大臣进言的奏记与向皇帝进言的奏疏并无本质区别，只是二者上书的对象不同，均属奏议文体。
　　
　　议
　　
　　古时凡国家大事，必集群臣商议而定之。这种议政行为早在轩辕时代即已产生，据管仲言“轩辕有明台之议”。《周书》曰：“议事以制，政乃弗迷”，指出议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周礼》“八议”说明在当时的政治活动中，广泛使用了“议”这种参政方式。而且，议不仅用于商议国事，也可用于品评德行，如《易》之《节卦》记载“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周礼》“八议”中包括“议贤”、“议能”，也是对人德行能力的评议。这种议论行为，基本上是口头面议，没有形诸文字，还不具有文体意义。
　　至秦汉时，议被确定为一种国家制度，并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议政体制。秦时有丞相议、廷尉议和博士议；汉则有廷议、集议、百官杂议和下公卿议。此时的议不只是口头面议，已成为群臣上书议政的文体形式。汉初定仪则，进言皇帝的四种文体之一即“议”。所谓“议以执异”，说明议是用来发表不同政见的文体。“议”又可称“驳”，取“杂议不纯”之意，即“推覆平论，有异事进之曰驳”（李善注《文选》）。在议政过程中，若持不同意见，可上书驳论，陈说己意。因这种目的而撰写的政论文章，即是驳议。这种驳议文“主于反复诘难，曲尽事理为要”（吴曾祺《文体刍言》）、“主于进言指误，胜以纯正”（王兆芳《文体通释》）。
　　蔡邕《独断》对汉代驳议的概念和行文格式有简明扼要的记载。据蔡邕所记，在汉代，每遇疑难之事，就会召集公卿百官开会讨论。如果台阁大臣对某问题已有处理意见，而持有异议者可以上书陈说己见，这种文书就称“驳议”。驳议首先说“某官某甲议以为如是”，以“臣愚戆议异”句结束全文。皇帝审阅驳议文后，认为反驳得有道理，就批答说：“某官某甲议可。”汉代流传下来的驳议文不多，能体现其文体格式的驳议文更是很少。据《汉书•韦贤传》记载，汉哀帝时，丞相孔光和大司空何武上奏建议推毁汉武帝的宗庙。太仆王舜和中垒校尉刘歆上《孝武庙不毁议》，全文以“臣愚以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句结束。哀帝阅览此篇驳议，认为合乎道理，批答曰：“太仆舜、中垒校尉歆议可。”从这段材料约略可见驳议文的文体形式。
　　唐制，门下省上行公文有六品，其四曰“议”。如韩愈有《复仇议》，柳宗元则有《驳复仇议》。自宋以后，上行的议政文书或称议，或称奏议，实质相同。由于“议”是带有辩论性质的政论文体，要写好一篇“议”需要对相关问题有深入的了解。如刘勰说：“郊祀必洞于礼，戎事必练于兵，佃谷先晓于农，断讼务精律。”即如果要议郊祀，必须先对礼制了然于心；若议战争，必然要通晓军事；要议农业，必须了解怎样种田；要处理诉讼事务，必先精通法律，然后才能“标以显义，约以正辞”（《文心雕龙•议对》）。而且写作“议”时要求“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环隐为奇：此纲领之大要也。”总之，一篇好的驳议文，必须言之有理有据，逻辑严谨，语言简洁扼要，切忌议论支离，观点牵强，辞藻华丽。
　　“议”作为一种议论文体，还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于文人的创作视野中。此类议不是上书帝王的文书，而是“私议于家，或商今，或订古”，徐师曾将此类文章称为“私议”。如柳宗元有《晋文公问守原议》，用一种新的视点议论评价历史事件，抒发自己的见解。宋代曾巩有《公族议》、《救灾议》，虽然也是谈论礼法制度和国计民生等大问题，但不是上呈帝王之辞，与奏议性质不同。
　　综上所述，奏议类文体作为大臣向皇帝进言的参政议政之辞，大多密切联系社会生活，是对当时政治现实的思考与反映，政治色彩很强。很多奏议文内容充实，逻辑严谨，文辞简明扼要，切中事理。不过，各个时期的奏议文，其写作风格也各不相同。汉代奏议类文章受战国纵横家的影响，观点明晰，论述充分，语言犀利，气势充沛，很多作品成为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名篇。六朝以后的奏议文多以骈体行文，讲究排比对偶，文辞整饬，说理叙事简洁清晰。宋代以后的奏议文，过于追求骈词俪句的形式美，辞多枝蔓，日益趋于繁芜。到明清两代，奏议类文书过于冗长，竟至无法卒读。为了抑制这种情况，形成了一种“贴黄”制度。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贴黄”条说：“章奏之冗滥，至万历、天启之间而极。至一疏而荐数十人，累二三千言不止，皆枝蔓之辞。崇祯帝英年御宇，励精图治，省览之勤，批答之速，近朝未有。乃数月之后，颇亦厌之，命内阁立贴黄之式。即令本官自撮疏中大要，不过百字，粘附牍尾，以便省览。此贴黄之所由起也。”贴黄，即是将奏疏的大意摘录在黄色的纸片上，要求字数不过一百字，再将黄纸粘贴在奏疏上，以便皇帝能快速了解奏疏的内容，及时作出批答。
　　作为呈现给帝王，奏议类文体的写作除了要求简洁明了、条理清楚外，讲究文辞渊雅是其特色之一。曹丕《典论•论文》说“奏议宜雅”，陆机《文赋》也强调“奏平彻以闲雅”。奏议类文体的“雅”，不仅仅指言辞典雅，其在引用典章故事时，也要注意不能以粗俗之事入奏议文内。据清代姚元之《竹叶亭杂记》记载，“雍正间，札少宗伯因保举人才，引孔明不识马谡事，宪皇怒其不当以小说入奏，责四十，仍枷示焉。”小说在当时社会属于不入流的文字，在封建统治者眼中，此类低俗的文字不应出现在渊雅的奏议文中，否则当处以重罚。
　　到底怎样的奏议文才符合其实用性的需要？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引刘平国的话：“奏疏不必繁多，为文但取其明白，足以尽事理，感悟人主而已。”而要感悟人主谈何容易！很多大臣在撰写奏疏时，往往费尽心力，言辞肯切，或拳拳忠心，日月可昭；或贯注深情，呕心沥血。一些奏议文写得情文并茂，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陈政事疏》、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等等，或驰骋议论，或析理透彻，或谆谆教诲，行文风格或犀利，或奔放，或温婉，皆富于文采，成为中国古代文章中的佳构，历代传诵不衰。来裕恂针对历代以来奏议文的发展状况，提出奏议之体的写作，应向唐虞三代学习，做到陈义高远、指事曲当、立论和平，切忌刻薄寡义，危言悚论。总之，要做到“审利害、明义理、达人情”（《汉文典》），才算是符合奏议文书之体格。
　　
　　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章者，明也。《诗》云“为章于天”，谓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标也。《礼》有《表记》，谓德见于仪。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盖取诸此也。按《七略》、《艺文》，谣咏必录；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然阙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布在职司也。（《文心雕龙•章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