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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論文網 二
春秋戰國時期的城市雖已成為工商業中心，但其模式和程度並不完全相同。依其主要經濟特徵，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種類型。
⒈與商業城市
一說到商業城市，人們便以為，在那些列國都城所在的中心，居住着龐大的統治階級寄生群，由於他們奢侈性消費生活的需要，使城市出現了畸形的商業繁榮。這樣看也有一定的道理，不過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我們也應看到，還有些城市政治中心的作用並不突出，只因為處在四通八達的交通線上，也就發展成為相當繁榮的商業都會。最有說服力的材料莫過於『陶、衛』興盛的事實。陶在西周春秋時是曹國的都城，但曹國一向渺無聲譽，僅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小國。由於鴻溝運河系統的開鑿，陶便處在『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的『天下之中』[④⑨]，它南通吳越，北適燕趙，東接齊魯，西連韓魏，成為列國矚目的水陸交通樞紐。齊魯的絲麻，鄭魏的五穀都在這裡集散。范蠡居陶，『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⑤⑩]，富甲天下。陶的興盛既由經濟因素所致，政治變遷對它的影響相應就小得多。春秋末年，曹為宋國所滅，戰國時又被齊秦爭來奪去，卻並未削弱其經濟中心的地位，仍是飲譽遐邇的經濟都會。衛國這時也成為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國。衛都濮陽通過濟水可與定陶聯絡，又是齊秦東西幹道的必經之地，還是大梁與邯鄲之間的交通中間站。如此有利的交通條件，使濮陽商業的發展與陶也不相上下，故時人有『富比陶、衛』[⑤①]之稱。由於鴻溝運河系統水道縱橫，新興的經濟都會尚有獲水睢水之間的睢陽，獲水泗水之間的彭城，以及與睢陽、彭城同在此一大水道網附近的陳與壽春。此外，『西賈上黨，此賈趙中山』的溫軹，『東賈齊魯，南賈梁楚』的洛陽，『北卻戎翟，東通三晉』的櫟陽[⑤②]，這種陸路交通線上的商業城市亦為數不少。拿櫟陽來說，它作為秦國都城的時間只有三四十年，自不是什麼重要的政治中心，卻『亦多大賈』，有着繁榮的商業活動。『從調查所獲的各類現象和實物標本來看，這個城市似乎是先起造各類建築，以後才圍做城郭的』[⑤③]。這些情況表明，並不是所有的商業城市都是在政治中心的卵翼下成長起來的，也有一些城市由於交通便利，工商業的發展和人口的聚集，而逐漸發展演變為經濟都會的。
⒉大手城市
當時的大手工業主要集中在採礦、冶鑄、煮鹽、造幣等生產部門。無論是官營或私營手工作坊，規模一般都比較大，手工工人動輒上千人，其中相當數量的是有一定依附關係的『自由』勞動者。在私營手工作坊，『採鐵石鼓鑄、煮鹽，一家聚眾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⑤④]。這些『依倚大家』的手工工人主要應是僱工，奴隸勞動的數量不會太大。據統計，十一世紀英國西部一些鐵礦業中心城市如格洛斯特有３０６５人，赫里福德有１２００人，德羅威奇有１０００人[⑤⑤]。象這樣的工業中心城市在春秋戰國時期決不是一個很小的數目。如趙都邯鄲故城內，曾發現冶鐵、制陶、石器、骨器等手工作坊遺址多處，其中三處比較大的煉鐵作坊應是官營的，而那些有少量鐵渣的地方，則應是私營冶鐵作坊所在[⑤⑥]。郭縱就是當時邯鄲經營冶鐵業的大手工業者。傳世幣中有『甘單』（邯鄲）字樣的尖足布，說明邯鄲不僅是一個冶鐵中心，還是一個重要的鑄幣城市。猗頓經營池鹽的猗氏這個地方，可視為一個鹽業城市。巴邑有寡婦清家族世代經營丹砂礦，應是一個礦業中心城市。楚國的宛更是一個重要的鋼鐵生產基地，『宛鉅鐵P，慘如蜂蠆』[⑤⑦]，其兵器之鋒利使強秦深感不安。後有大私商孔氏在此冶鐵為業，『家致富數千金』。而『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溪、墨陽、谷陽膊、宛馮、龍淵、大河；皆陸斷牛馬，水擊鵠雁，當敵即斬』[⑤⑧]。棠溪屬韓，以它為中心鑄造兵器的城市就有五六個，從而形成了一個重要的冶鐵工業帶。黃國故城僅２．１年平方公里，卻有十二處青銅冶鑄作坊遺址，範圍大的占九處，以生產禮器、兵器為主，當屬官營手工作坊；範圍較小的以生產日常生活用品為主，應屬民營作坊[⑤⑨]。所以它也算得上一個大手工業城市。此外，當有數十個鑄幣城市亦屬此類。
⒊中小工商城市
這類城市以郡縣所在地為多。它們遠離內河通商大道，也沒有大型的礦冶手工業，於是與大量的貿易往來無緣，經濟的色彩較為濃厚，屬於當時城市發展中步伐比較緩慢的一類。如扶溝古城，平面呈不規則長方形，現存牆基寬２０米，高２―８米不等。城內總面積４０萬平方米，建築有序，街道規整。城牆外仍保留着城濠遺址，寬２０―４０米，低於地平面２―１０米，濠內至今綠水清澈，環城而流。在這城牆和城濠的後面，也有各種手工業生產和商品交換活動。從城內清理出的一座東漢時期的冶鐵爐看來，估計冶鐵、冶銅及其他自產自銷的民間手工業在東周時期就一直比較興盛。加之城內出土有大量的戰國貨幣，可知此地亦有較為興盛的商品交換活動[⑥⑩]。這種城市就是比較典型的中小工商城市了，並且在當時整個城市數量上居壓倒優勢。
⒋文化城市
春秋戰國時期，學在官府的壟斷局面被打破，民間私學迅速興盛起來，有文化知識的士人也就驟然增多。這些用文化知識武裝起來的人，便成為城市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孔門高足子貢除為官從政外，還『與時轉貨貲』，『億（臆）則屢中』，聚斂了大量的財富。孔子在曲阜辦私學，有教無類，規模甚大，有所謂弟子三千，賢人七十。鄒之孟子遊學論道，『後車數十乘，從者（弟子）數百人』[⑥①]，其盛況空前。韓宣子曾出使魯國，『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嘆曰：『周禮盡在魯矣』[⑥②]！可見魯國文化之盛。象鄒魯這種城市可謂典型的文化城市：『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只是到了戰國後期，在商品經濟大潮的衝擊下，風氣才漸有改變，『多去文學而趨利者』[⑥③]，淡化了鄒魯文化城市的特色。當然，這類城市在當時還不多見。儘管列國都城已成文化中心，但由於其他經濟特徵更突出，故不以文化城市名之。如齊之稷下先生有鄒衍、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⑥④]，文化氣氛相當濃厚，但臨主要還是一個『甚富而實』[⑥⑤]的商業城市。又如呂不韋入秦執政，『亦招致士，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⑥⑥]咸陽城有不少文化人士風流雲會，著書立說，盛極一時。但其商業都會的特點卻相當明顯：『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玩巧而事末也』[⑥⑦]。馬克思主義認為城鄉分離是物質勞動與精神勞動的最大的一次分工，這種分工在春秋戰國時確是前所未有地擴大了。
以上各類城市的個性經濟特徵是鮮明的，但作為工商業中心這一本質特徵卻是共同的。只不過我們還不能把當時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水準估計過高。一方面，這種發展在春秋初期才剛剛起步，從春秋中晚期直到戰國始得有較大突破而趨於繁榮。另一方面，城市經濟的發展還有它極不成熟的地方。其主要表現是：（１）依附性。當時的城市基本上是各級政府機關的所在地，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受統治者權力的支配，甚至決定着城市發展的方向。如尹鐸被委任治晉陽時，他向趙簡子請示究竟視晉陽『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⑥⑧]為前者，城市可發展為經濟都會；為後者，則發展成軍事基地。統治者既可『通商惠工』，也可強本抑末。這說明這時城市還不能不受統治階級利益的制約，在政治上表現出極大的依附性。（２）消費性。當時較大的經濟都會多為列國的政治中心，居住着龐大的統治階級寄生人口，致使各種工商業都在不同程度上被納入其奢侈性消費軌道。大量純消費人口湧入城市，是不利於城市發展為生產型的經濟都會的。如『孟嘗君相齊，封萬戶於薛』，這時薛的人口還不多。後來，『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不僅增加了城市的寄生人口，而且嚴重影響了社會教化，『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⑥⑨]。（３）原始性。當時大多數中小工商城市商品經濟不太發達，工商業與農業尚未完全分離開來。就是一些大的經濟都會，居民中也有一定數量的農業人口，到處瀰漫着古代城市鄉村化的情調。考古發現表明，臨故城內還有大片空地存在，當為園囿農田之域。洛陽『絕大部分仍然是空曠荒涼之地，其居民大半為農業人口』[⑦⑩]，經濟上的原始性相當突出。這些情況表明，如果我們把當時的城市發展水平估計過高，乃至認為具備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條件，那就與實際不大相合了。
三
春秋戰國時期，隨着城市經濟中心的形成，原來城鄉無差別統一的生產範圍分裂為兩個不同的依靠交換而聯繫的生產範圍――城市和鄉村。『一切發達的、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分工的基礎，都是城鄉的分離。可以說，社會的全部經濟史，都概括為這種對立的運動。』[⑦①]那麼，這時出現城鄉分離運動的原因是什麼呢？我以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⒈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馬克思說：『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⑦②]從春秋時期開始，黃河流域由使用木石工具的鋤耕農業發展為使用鐵木工具的犁耕農業，土地私有制也逐漸代替作為公社份地的井田制，村社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不斷高漲，這就為農業生產的發展開闢了新的天地。據學者研究，戰國中晚期每個農業勞動力每年生產成品糧２０２７市斤，接近西漢２１５１市斤的水平；每人占有成品糧５６３斤，接近西漢５９３市斤和宋代６０５市斤的水平[⑦③]，可見農業勞動生產率確有大幅度的提高。這樣，糧食生產除能維持村社農民本身的生存外，還能養活大量的統治階級寄生人口以及依靠商品糧為生的工商業者。沒有農業生產的發展，並保證城市商品糧的供應，城市人口的大量集中便失去了物質保障。一個宜陽城『材士十萬，粟支數年』[⑦④]，可見城市儲糧之多。田單等人堅守莒和即墨兩城，『距燕軍，數年不下』[⑦⑤]，城內若無足夠的糧食儲備也是不可想象的。總之，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促使社會分工的進一步擴大，為工商業城市的形成創造了根本的經濟前提。
⒉政治分立局面的形成
從春秋開始，周天子的地位便一落千丈，形成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局面。各大諸侯國再也不受周天子的控制和約束，為爭奪財富和領土展開了激烈的爭霸和兼併戰爭。戰爭之連綿不絕，使築城成了立國的根本。『凡欲安君治民，興霸稱王，從近制遠，必先立城郭設守備』[⑦⑥]。統治者要真正使城市堅不可摧，還必須『通商惠工』，大力發展工商業，以增強城市的經濟實力。又由於各國會盟和戰爭的需要，無不重視交通道路的整治。如魯襄公時，鄭國子產至晉國，就曾責備晉國不能續文公之業，『以時平易道路』[⑦⑦]。『吳城邗，溝通江淮』[⑦⑧]，更是運河開鑿的巨大成就。西周的主要交通線僅限於宗周與成周之間，所謂『周道如砥，其直如矢』[⑦⑨]。到春秋戰國時，則形成了四通八達的水陸交通。如『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⑧⑩]。列國注重對交通的開發，便利了商旅往來，適應了城市相互之間和城市與外界之間商業往來的需要，加速了城市向經濟中心邁進的步伐。
⒊技術的進步
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對自然界的認識逐步深入，科學技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單從礦冶方面來說，不僅採礦知識有了增進，冶煉技術也有了劃時代的突破。【管子・地數】載：『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反映了人們在探礦方面取得的成就。在大量的找礦實踐中，人們發現了礦苗與礦物的共生關係，即『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上有丹礦者，其下有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⑧①]所謂『山之見榮』就是礦苗的露頭。鐵礦表面高價氧化物呈赭色，鉛與銀共生，這是為礦床學所證實了的。尤其是在冶鐵技術方面，這時已取得三項重大進展：一是生鐵冶鑄技術的出現，使生鐵可以作為原料直接鑄造器具以用於各個生產領域，二是鍛鋼技術的出現，給社會生產提供了銳利堅韌的鐵製原料；三是鑄鐵柔化技術的出現，增加了鐵製品的強度和韌性[⑧②]。這就極大地推動了冶鐵手工業的進步，使不少工礦城市迅速發展起來。如戰國時陽城（今河南登封告成鎮）西北部的『少室之山』，人們發現『其下多鐵』[⑧③]，確為建國後的地質勘探所證實。有此豐富的鐵礦資源，陽城便形成了一個重要的冶鐵手工業城市。
⒋城市本身的向心力作用
城市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它自身就會產生一種推與拉的力量，導致鄉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去從事工商業活動。由於城市商品經濟對鄉村自然經濟的衝擊，便產生一種推的力量，使部分債台高築的破產農民湧入城市，去謀求生存之路。齊國刁閒使用『賤奴虜』以『逐漁鹽商賈之利』，其中或有這種破產農民得以『自饒而盡其力』[⑧④]。同時，城市的富有生活和從業門路的廣泛，也產生一種拉的力量，誘使一些鄉村青年男女去城裡尋求富裕的生活道路。如呂不韋就曾對他的父親說：『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遺後世。願往事之。』[⑧⑤]看來，呂不韋早年或許是一個務農的青年，他從『力耕疾作』到『往來販賤賣貴』，再到『建國立君』，不僅擺脫了農耕不得『暖衣餘食』的困境，而且使他由一介布衣而位至卿相。還有一些不安於貧窮的農村女子也有流入城市的，甚至不以出賣色相為恥。如有名的『趙女鄭姬，設形容，a鳴琴，揄長袂，躡利屣，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⑧⑥]城裡還招來了任俠奸人，也集中了高談闊論的學者名流。社會階級構成愈益複雜起來。可見城市商品經濟產生的這種推與拉的力量，反過來又促進了城市本身的進一步發展。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春秋戰國時期城市經濟起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我們只把它作為政治和軍事中心的附產物來看待，就不免失之偏頗了。
從整個人類歷史的發展來看，城市和鄉村一經分離，就顯現出尖銳的對立形式。這種城鄉利益的對立具體表現為城市中的各級統治者在政治上控制鄉村，在經濟上剝削鄉村，並使『農村人口陷於數千年的愚昧狀況，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專門手藝的奴役，它破壞了農村居民的精神發展的基礎和城市居民體力發展的基礎。』[⑧⑦]從這個意義上說，城鄉分離和城鄉利益的對立便成了需要消滅的社會差別之一。但我們如果從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歷程看，城鄉分離運動的進步作用還是不能完全抹殺的。有人認為中國的城市始終是社會經濟發展的贅疣，我以為這是誤解了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的原意。馬克思說：『古典古代的歷史是城市的歷史，不過這是以土地財產和農業為基礎的城市；亞細亞的歷史是城市和鄉村無差別的統一（真正的大城市在這裡只能幹脆看成王公的營壘，看作真正的經濟結構上的贅疣）。』[⑧⑧]十分清楚，只有城市與鄉村不曾分離而處於『無差別的統一』狀態，才能看作社會經濟結構上的贅疣。三代的城市或可作如是觀，但春秋戰國時代的城市卻是需要我們正確估價的。是時，城市已發展為多功能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特別是城市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活躍，不僅促進了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革和生產力的發展，而且推動了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加大了城鄉經濟雙向交流的力度，進一步改善和豐富了城鄉人民的經濟生活。儘管當時城市經濟的發展還不可能改變全國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格局，但它對於推動社會進步和經濟繁榮畢竟是有積極作用的。所以我們再也不能把這時的城市視為社會經濟經結構的贅疣了。 （ 杜 勇）
注釋：
[①]【馬恩選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５６頁。
[②]【荀子・儒效】。
[③][①②]參見許倬雲【周代都市的和商業的發達】，【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八本第二分。
[④]焦循【群經宮室圖】卷一。
[⑤]吳承洛著、程理浚修定【度量衡史】，商務印書館１９５７年版，第５４頁。
[⑥][⑦⑩]【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２４２頁。
[⑦]【管子・乘馬】。
[⑧]【秦都雍城鑽探試掘簡報】，【考古與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２期。
[⑨][②⑧]群力【臨齊都故城勘探紀要】，【文物】１９７２年第５期。
[⑩][②⑨]【河北易縣燕下都故城勘察和試掘】，【考古學報】１９６５年第１期。
[①①][⑥⑤]【戰國策・齊一】。
[①③]【國語・齊語】。
[①④][①⑦]【馬恩選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版，第５９頁。
[①⑤][②⑩][②①][②②][④⑨][⑤②][⑥①][⑥③][⑥⑦][⑧④][⑧⑥]【史記・貨殖列傳】。
[①⑥]【孟子・滕文公上】。
[①⑧]【國語・晉語四】。
[①⑨]【左傳】僖公三十二年。
[②③][⑥⑥]【史記・呂不韋列傳】。
[②④]詳見拙作【工商食官解體說獻疑】，載【四川師院學報】１９９３年第４期。
[②⑤]鄭紹宗【熱河發現的戰國鐵工具鑄范】，【考古通訊】１９５６年第１期。
[②⑥][④④]【左傳】昭公二十年。
[②⑦]【華陽國志・蜀志】。
[③⑩]宋鎮豪【中國古代『集中市制』及有關方面的考察】，【文物】１９９０年第１期。
[③①]【秦古雍城發現市場和街道遺址】，【人民日報】１９８６年５月２１日。
[③②]劉敦願【春秋時期齊國故城的復原與城市布局】，【歷史地理】１９８０年創刊號。
[③③]賀業鉅【春秋戰國之際城市規劃初探】，載【中國古代城市規劃史論叢】，中國建築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③④][⑦④]【戰國策・東周】。
[③⑤][③⑧][④②]【左傳】昭公三年。
[③⑥]裘錫圭【戰國文字中的市】，【考古學報】１９８０年第３期。
[③⑦]【左傳】昭公二十八年。
[③⑨]【戰國策・齊四】。
[④⑩][⑥⑨]【史記・孟嘗君列傳】。
[④①]【太平御覽】卷７７６引【新論】。
[④③]【禮記・王制】。
[④⑤]【國語・晉語九】。
[④⑥]【左傳】文公二年。
[④⑦]【管子・小匡】。
[④⑧]【孟子・滕文公下】。
[⑤⑩]【史記・越王勾踐世家】。
[⑤①]【戰國策・齊六】。
[⑤③]【秦都櫟陽遺址初步勘探記】，【文物】１９６６年第１期。
[⑤④]【鹽鐵論・復古】。
[⑤⑤]參見馬克【西歐封建形態研究】，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３１２頁。
[⑤⑥]【河北邯鄲市區古遺址調查報告】，【考古】１９８０年第２期。
[⑤⑦]【荀子・議兵】。
[⑤⑧]【戰國策・韓一】。
[⑤⑨]楊履選【春秋黃國故城】，【中原文物】１９８０年第１期。
[⑥⑩]【扶溝古城初步勘察】，【中原文物】１９８３年第２期。
[⑥②]【左傳】昭公二年。
[⑥④]【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⑥⑧]【國語・晉語九】。
[⑦①]【馬恩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３９０頁。
[⑦②]【馬恩全集】第２５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８８５頁。
[⑦③]吳慧【中國歷代糧食畝產研究】，農業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９５頁。
[⑦⑤]【史記・田單列傳】。
[⑦⑥]【吳越春秋・闔閭內外】。
[⑦⑦]【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⑦⑧]【左傳】襄公九年。
[⑦⑨]【詩・小雅・谷風之什】。
[⑧⑩]【戰國策・魏一】。
[⑧①]【管子・地數】。
[⑧②]參見【新中國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３２―３３３頁。
[⑧③]【山海經・中次七經】。
[⑧⑤]【戰國策・秦五】。
[⑧⑦]【馬恩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３１６頁。
[⑧⑧]【馬恩全集】第４６卷上，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４８０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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