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社會經濟的變革

  來源: 論劍歷史門戶網

從春秋晚期到戰國，社會經濟迅速發展，而經濟的發展，又和生產工具、技術的改進以及生產者勞動積極性的提高有密切關係。  


　　生產工具方面所出現的革命性變革，主要是鐵器的出現和廣泛使用。春秋末年已經有了鐵器，但不普及。進入戰國後，無論農業還是手工業，都已離不開鐵工具。在【孟子】書里已提到鐵耕。【管子】則以為：農夫必須有鐵製的耒、銚，女工必須有針和刀，制車工必須有斤、鋸、錐、鑿。否則他們就不能成其事。據現在所知，河南、陝西、山西、山東、河北、遼寧、湖南、湖北等省都出土過戰國鐵工具，可見當時使用鐵器的區域異常廣闊。而且鐵工具的類型也多種多樣，如有鋤、鐮等農具，也有斧、錛、鑿、刀等手工工具，在同一種工具中又有大小或不同式樣的差異。在青銅器時代，銅工具往往和木、石、骨、蚌製成的工具並存。到戰國時，不僅木、石工具漸漸消失，就是青銅工具也日益減少。銳利而堅固的鐵工具大量地使用於農業和手工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戰國時井田制瓦解，田地不再由各家共耕，魏國有『行田』之制，即將土地分成小塊，每家農民可受地百畝。其他各國也如此，除百畝之田，還有小塊宅圃之地。小農對田地雖無所有權而只有使用權，但耕作是由五口之家的小農所獨力完成，國家每年按其產量徵收十一之稅，故耕作可以多收多得，農民對種田有很大的積極性。另外，社會上出現了具有獨立經濟地位的手工業者和商人，其中有些人因經營得法而發財致富。總之，戰國時期，因為農業、手工業中個體經營的加強，促使社會生產力迅速提高，經濟很快繁榮起來。  


　　農業  


　　戰國時期，農具和耕作技術都有改進和提高。農具仍以耒為主，但不同於過去者是在木製的耒上套上了鐵。其他如鋤、鏟、鐮等也都是鐵製的，在長江流域仍以青銅工具為多，但類型也多於以往。各地都大大改變了長期以來以木、石、骨、蚌來製作工具的局面。雲夢秦律中有『田牛』和『其以牛田』的記載，表明耕作中已使用牛，有關牛耕的具體情況在文獻中記載極少，表明牛耕並不普遍。  


　　鐵農具使用的結果，既增強了開荒的能力，使可耕地面積增多，從而為社會提供更多的農產品，又可深耕。【孟子】、【韓非子】有『深耕易耨』，『耕者且深，耨者熟耘』的說法，是當時普遍推行深耕的確證。即可減輕草害和蟲害。由於深耕的好處甚多，所以受到人們普遍重視。  


　　施肥也有很大發展。【荀子】說：『多糞肥田，是夫眾庶之事。』並認為田肥，就可多收谷實。『糞』，是指以水漚草或焚草為灰。當時農民於夏末芟刈雜草，俟其干後縱火以焚之，經過大雨，使田地既不長草，又起到施肥的作用。又有施種肥之法。據【周禮】記載，用不同獸骨之汁浸泡各種種子，能使作物生長得更好。  


　　人們對人工灌溉也很重視。【莊子】中說當時有一種名為桔槔的工具，利用槓桿原理以汲水。對於小面積的灌溉頗為方便。田間則普遍修建灌溉的溝渠和水閘或堤防，以便蓄水和排水，保證農田不受旱澇之災。另外還有大規模的人工河道或其他水利工程。魏在惠王時，曾開大溝，引黃河之水入圃田澤（今河南中牟西），又引圃田之水到大梁。魏襄王時，鄴（今河北臨漳）令史起，開渠引漳水灌溉鄴一帶的田地，使鹽鹼地變為良田。秦昭王時，蜀郡將李冰在今四川灌縣修都江堰，解除了岷江的水害，並使成都大平原獲得灌溉和航運之利。戰國末年，秦用韓水工鄭國，在關中開渠以溝通涇、洛二水，即有名的鄭國渠，渠兩岸的『澤鹵之地』四萬餘頃，變成『收皆畝一鍾』的良田，關中成為沃野，秦因此更加富足。這類大規模的工程，改變了某些地區的經濟面貌。   


　　隨着農業經驗的豐富，出現了一些有關農學的著作，如【管子】的【地員篇】就記錄了許多有關辨認土壤的知識，並指出應根據土壤的情況種植適當的作物。【呂氏春秋】的【上農】、【任地】、【辨土】、【審時】四篇，是戰國末農學著作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書中對整地保墒、間種、行種以及通風日照對作物生長的作用，適時收割的重要性等，都有精當的論述。可見當時農業正朝着精耕細作的方向發展。　　農業的發達，使產量有所提高。據李悝的估計，魏國一百畝田平常年景可收一百五十石，如遇大豐收可達三百石或六百石。【孟子】說：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田，上者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呂氏春秋】也說『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而不可以損』。這些話表明，當時五口之家耕田百畝，其收成除供其家庭消費外，還能養活多少不等的非農業人口，為社會上提供較過去更多的一些剩餘產品，從而加強了農業和手工業、勞心和勞力之間的分工。這是戰國時期經濟繁榮、文化發達的重要物質條件。  


　　手工業  


　　冶鐵是一種新興的金屬冶鑄業。最初大約始於春秋末，到戰國時有了很大的進展。【山海經】中提到『天下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在敘述某山的各種資源時，常有『其陽多銅，其陰多鐵』的話。反映出人們對鐵礦資源情況的了解已很充分。【管子】還說：『上有赭者，下有鐵』，則當時人已掌握通過辨認礦苗來找礦的方法。  


　　20世紀50年代以來，各地出土了大量的戰國鐵器。其中以農具、手工工具為最多，也有兵器和其他器物。還發現有鑄造鐵器所用的鐵質或泥質的范。根據對出土鐵器化驗結果得知，當時從塊煉法煉製出一種質地較軟的鐵，但也能將其加工冶煉成堅硬的生鐵。由於生鐵性脆，時人乃用柔化技術使其變成韌性鑄鐵。冶工還掌握了將塊煉法得到的鐵滲炭成鋼的技藝。在戰國幾百年間，能從較原始的塊煉法進入到冶鑄生鐵和煉鐵為鋼的冶鑄方法，技術進步之快，在世界冶金史上少有，表明中國冶鐵技術在當時世界上已居於領先地位。  


　　冶銅業在戰國手工業中仍占據頗為重要的地位。湖北大冶的銅綠山，發現一處屬於春秋到戰國時期的銅礦遺址，礦井深達五十米，井下有縱橫交錯的巷道，為了防止坍塌，巷道中都架設木製的支架。礦工用青銅或鐵製的工具開採礦石，用木轆轤作為提取礦石的工具。據今人的估計，當時在連續幾個世紀中，開採的礦石可達十萬噸左右，從這一遺址的情況來看，當時開採銅礦已具有較大的規模，開採技術也較為先進。  


　　銅除了鑄造禮器、樂器之外，還要鑄作錢幣、符節、璽印、量器等物，社會對銅的需求量很大，故銅器物製造水平仍有提高。據【周禮・考工記】，當時有所謂『鐘鼎、斧斤、戈戟、　大刃、　削殺矢、鑒燧』這樣的『六齊』。『齊』指銅、錫的比例。『六齊』即按六類不同器物而定出不同的銅、錫比例。為了更好裝飾銅器表面，在銅器表面刻出細槽，再將金、銀絲嵌入，形成美觀的圖案花紋。器物銘文也可採用此法。這就是所謂的錯金銀，銅器經過這種加工之後，具有更大的藝術魅力。　　　　　　　  

　　絲麻織物的生產也頗為發達。東方的齊國就以多『文采布帛』而著名當時。一些古墓出土的麻織品中，有很細的麻布，每平方厘米有經線二十八支，緯線二十四支。在湖北江陵馬山的楚墓中出土一批數量很多的絲織品，保存較好，尤屬罕見，其中包括絹、羅、紗、錦等不同品種，以絹的數量為最多。絹每平方厘米有經線五十支，緯線三十支。最細密的，經線達一百五十八支，緯線達七十支。絹被染成紅、黑、紫、黃、褐等顏色。羅、紗是屬於質地稀薄的絲織物。這批織物中最珍貴的錦，是用提花機織出的質地較厚的絲織品，上面有五彩的動物或人物花紋，表明當時已有構造複雜的紡織機，織匠則掌握了難度較高的紡織技巧。出土品中還有不少的刺繡。繡的方法分平繡、鎖繡兩種，繡於羅或絹上，繡出色彩絢麗的龍、鳳、虎等圖案花紋。從上述遺物看出，戰國時絲織品生產方面，無論是紡織、染色或是提花、手繡，都達到較高的技術水平。   


    戰國手工業，一部分為官府經營，一部分屬民營。官府手工業的歷史可以上溯到商、周，戰國時不過繼其餘緒而已，但在經營的門類、規模以及技巧方面都有新的發展。象新出現的冶鐵業，也是官府工業中所不可缺少者。當時官府除生產和國計民生關係密切的鹽、鐵、錢幣之外，還旁及於漆器、陶器、紡織和金銀玉石等領域。　　　  


　　民營手工業約開始於春秋末，進入戰國後獲得很大發展。鹽、鐵等重要門類中，有不少民營作坊。如魏的猗頓以經營河東池鹽而著名，經營冶鐵者尤多，如魏的孔氏，趙的卓氏、郭縱，都以冶鐵而致富，史稱孔氏『家致富數千金』，郭縱可以和『王者埒富』。也有經營其他礦產者，如秦的巴寡婦清，其先世就擁有出產丹砂的礦山，故能『擅其利數世』。官府作坊的產品，大部分供直接消費，僅有一部分才拿去出售，而私營則不然，其產品主要是供銷售。因而民營手工業的發達，可為市場提供更多的商品，對商業交換的興盛起到重要作用。  


　　商業  


　　農業、手工業分工的加強，促進了產品交換的發達。當時手工業者不耕田能得到糧食；農夫不從事手工業，也能得到布帛和陶器、鐵器。  


　　交換的頻繁使許多物品都進入市場而成為可以買賣的商品。【荀子】說當時北方的走馬、吠犬，南方的羽翮、齒革、丹干，東方的織物和魚、鹽，西方的皮革、文旄，都出現於中原的市場之上。商業有一種巨大的吸引力，可以把出產在遙遠地方的特產集中在一起。【史記】的【貨殖列傳】開列出市場上名目繁多的商品名稱，從農產品、手工業產品到礦產品、畜牧產品等物，幾乎是應有盡有。據云夢秦律，可知秦國從粟、麻、絲、牛、羊、豚、雞、魚到脂、膠、筋、角以及銅器、鐵器，都是可以買賣的商品。甚至有的不動產如房舍、園圃也開始商品化，土地買賣開始出現，但不普遍。在商品浪潮的衝擊下，人也轉化成一種特殊商品。如【史記】在說到馬、牛、羊這類牲口的同時，還提到『僮手指千』。  


　　為了適應商業交換的需要，金屬鑄幣開始大量使用。大約在春秋末年，晉、周等國已有青銅空首布流通於市場，以後變為小型平首布，三晉和燕都鑄造這種小布。而燕、齊兩國以銅刀幣為主。布和刀的發行量很大，上面一般有鑄地的地名，常見者有安陽、晉陽、安邑、蒲坂、高都、離石、白人、節墨等一百多個城邑名。三晉和周還鑄造過圓孔圓錢。戰國晚期，齊、燕則通行方孔圓錢。楚國的銅幣較特殊，是仿海貝形的銅貝，俗稱『蟻鼻錢』。當時除用銅幣外，也以黃金為幣，尤以楚為最突出。楚金幣是圓形金餅或是錠形金版，上面打有郢爰、陳爰之類的戳印。中原諸國也用圓形金餅，唯數量比楚為少。戰國金幣在使用時可切割成小塊，是與銅幣不同的稱量貨幣。各地出土的銅幣、金幣數量很多，多者幾十枚或成百上千，表明當時已有大量的貨幣投入於流通。   


　　隨着商業的發達，許多城邑都劃出一定的地段、範圍作為交易場所的市。市裡面分成若干列，即出售貨物的『市肆』。市里有國家派去的市嗇夫、市掾、市者等官吏，他們的主要職責是收稅和維持秩序。　　大城邑中還開設不少的手工作坊。如在河北易縣的燕下都和山東齊臨淄古城遺址中發現有制陶、銅器、骨器、鑄錢等作坊的遺蹟。當時不少的城邑成為貨物的產銷中心。工商業的影響促使城邑發展。一是人口的大量增加，二是城邑規模的擴大。【戰國策】說戰國以前，『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而戰國時則『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從這一對比中，清楚地看到了戰國和戰國以前的明顯差別。【墨子】、【孟子】等書都說當時有『五里之城，七里之郭』，則這類大城郭比比皆是。從城市人口來看，萬家之邑並非最大者，據銀雀山出土的【庫法】，書中指明大縣為兩萬家，中、小縣為一萬五千家或一萬家。則戰國時大縣，其人口總數當在十萬左右。國都的人口更多，如齊的臨淄多達七萬戶，人口達三十餘萬。【戰國策】說臨淄城內的大街之上，『車轂擊，人肩摩』，『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狗』。這裡繪出都市的繁榮，有些居民過着富裕的生活。  


　　商業的發展，使商人開始具有獨立經濟地位，這和以前的商人隸屬於官府的情況大為不同。戰國時有名的大商人白圭，根據『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準則，在掌握了有利時機後，靠賤買貴賣以獲取厚利。當時『言治生，祖白圭』，可見白圭的經商理論被別的商人奉為信條。商人也經營高利貸，當時稱高利貸資本為『子貸金錢』，又稱『倍貸』。高利貸以小生產者為其主要剝削對象。商人手中掌握了大量的財富後，對生產者起到支配作用。司馬遷曾指出:『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百）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富人雖無尺寸之封祿，但可與千戶侯相埒，故他稱這種富豪為『素封』。大商人子貢來往於各地，所到之處，君主『無不分庭與之抗禮』，極有威勢的貴族也都相形見絀。在商業和利潤的影響下，社會上的人都逐利不休。有些人甚至為了『利』或『財用』可以『不避刀鋸之誅』，社會秩序和道德觀念都受到了不斷的衝擊。  


　　商人靠剝削農民和手工業者而致富，損害了國家或君主的利益，因而不少政論家主張『重本抑末』，即對手工業、商業要採取壓制或打擊的策略，但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認為農、工、商、虞，缺一不可，主張在重農的同時要保護手工業和商業，甚至提出了『農末俱利』才合乎『治國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