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君主論探析(10)

  來源: 中華文史網

儒家和道家都沒有否定君主的存在。儒家君主論講，『天生民而樹之君』，不對君主存在的合法性提出任何質疑；法家君主論對君主產生的歷史論證最具理性色彩，從邏輯上根本無從反駁。老子沒有從正面論述『有君』還是『無君』。不過從他『小國寡民』的政治理想和多次提到治國之術來看，他的政治理論是以『有君』為（隱性）前提的。只有莊子徹底否定了君主存在的理由。莊子眼中的『治世』正是人類社會最初的群居階段。在這一時期，作為一種後起政治現象的君主制度根本無從談起。莊子否定了此後所有歷史的發展，也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君主產生的合理性。在哲學上，莊子繼承了老子『道』的理論，並對其進行了改造。在老子那裡，『道』是無為政治的哲學基礎，對現實有一種指導意義。在莊子這裡，『道』就是實際的政治內容。『道』本是一片混沌，無形無體。所以政治就是一切空無。那麼君主的出現就是不正常的，是對『道』的反動。莊子的這種對君主歷史和哲學上的雙重否定，同韓非對君主的雙重肯定分處在對立的兩極。莊子進一步把社會的動盪混亂同君主聯繫在一起，『聖人生而大盜起』132。似乎正是『聖人』（君主）的產生帶來了社會的變亂紛爭，引發了無窮無盡的痛苦。如何結束痛苦，重回快樂之鄉？『絕聖棄智，而天下大治』133。莊子對君主的批判在先秦諸子中是最激進的。散見於其他思想家著作中的隱者對現實君主的批判是一種道義上的指責，唯獨在【莊子】中，這種指責發展成對人身的直接攻擊：『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134
    如此激烈的言論很容易讓人覺得莊子是一個徹底的無君論者。也許在莊子的內心深處果真如此。但他在否定君主存在的理由的同時，又為君主的現實統治作了精心設計。『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135。這『不得已』蘊含了莊子對自己內心原則無可奈何的背離。通常的評論認為莊子是一位失意的士人，他對現實的激烈批評實際上是一種帶有酸意的嘲諷。這種評論有它的道理。在戰國這樣一個毫無確定性的年代，莊子不可能沒有對現實的功名利祿的隱隱衝動。但這種評論又看低了莊子的人格：莊子確實是要真心超越現實的哲人。這種超越中蘊含了一個永恆的悖論。
    莊子屬於那種天生就有濃厚宗教氣質的人；這種氣質是指對人類終極處境的關懷。對人類結局的天才預見促使他們追求一種大徹大悟的思想境界，與此同時，他們又無時無刻不受到現實的羈絆。就其個人而言，憑藉超乎常人的智慧和心境完全可以獲得永恆的超越；但對人類真誠的關懷又使得他們不忍心實現純粹個人性的解脫。耶穌講：『The spirit truly is ready, but the flesh is weak.136/心確已準備好了，而身依舊軟弱的』。這『軟弱』固然包含了對塵世財富、聲名和肉慾的留戀，更重要的則是不願意求得自身完滿而拋棄了深陷在苦痛中的芸芸眾生。耶穌怎能不知末日審判根本無可避免，而早日脫身，回到天國的父身邊；莊子又何嘗不清楚人類發展毀滅性的結局，從而遠離塵囂，做一個無何有之鄉的處子真人。但在出世的同時更有一分對現世的責任與擔當。像他們這樣的『宗教人』（Men with religious characteristic）始終在出世入世之間搖擺：一邊是永恆超越的強烈衝動，一邊是拯救現世的使命感。天性使得他們無法做出單一的選擇，只好把二者一同接納。混容給他們的性格中添加進悲劇性的因素。
    莊子可以把自己的君主論改造成完全入世的，使自己要麼成為儒家那樣的道德猛士，要麼成為法家那樣的君主的諂媚者。這意味着徹底放棄超越原則；莊子無法這樣做。他還可以把自己的主張改造成完全出世的，一勞永逸地解決內心的矛盾與彷徨。但他能舍下還在痛苦中掙扎的大眾嗎？他只能提供一套折衷的方案：『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不得已』下的『莫若無為』是一種妥協；妥協的代價就是對『無君』的一定程度的背離。
    莊子的『無為』強調的是君主『無為』之心的獲得。在一篇寓言中，一個到處尋找治國之術的人找到的最高明的方法就是：只要能做到內心從容淡泊，一切順應自然，就一定可以天下大治137。這種無為（自然）之心的獲得，關鍵在於君主如何修身養性。莊子眼中的理想君主就是一位能夠『完身養生』的『聖人』，治國平天下不過是他全性葆真的一個自然結果。『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138。與其說莊子的無為論是君主實施統治的政治方略，毋寧說它是一套君主如何修身養性、重歸自然的養生術。但在其中隱含着更加深刻的內容。莊子試圖通過對一種以養生全性為主要內容的『無為之治』的強調來最大限度的減輕對『無君』原則的背離，從而保證自己的終極政治理想仍然能通過現實的君主獲得實現。因為君主如果真的遵從了莊子的教導，他們將實現從君主到『真人』的超越，天下也將重歸原初的自然狀態。不過莊子的期望是一廂情願的。對君主來講，在爭權奪利之餘，作為一劑調味品可以把莊子的理論拿來把玩一番。若想用它來替代實際的政治內容，根本就是無稽之談。所以莊子的『自然君主論』無論從各方面看都是先秦諸家理論中最沒有實際意義、最不具備可操作性的政治主張。莊子也意識到自己理論的致命缺陷；這給他帶來了無盡的悲哀。他在痛苦失望之餘尋得的最終的答案是死亡。他借一具白骨之口說：『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139。當現實的君主無從擺脫，也不可能按照自身的規劃予以改變的話，死亡也許是最合適的選擇。死是一種永恆的超越。莊子的這種死是有普遍意義的。莊子君主論的出發點和歸宿都在人性的完整。人一旦獲得現實存在，就失去了完整性。在有限的生命歷程中去重新獲得完整的人性幾乎是不可能的。只有生命結束了，才能回到『無』的狀態，重歸完整，達到至樂。他所說的『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神人（或真人、聖人）根本沒有正常的生命狀態，完全是一種死亡臆想。現代死亡學（Thanatology）提出了『死本能』的觀點，『所有生命的目標都表現於死亡』。任何原始本能的釋放都提供無與倫比的快感；死亡也是製造快樂的工具。像莊子這樣的『宗教人』的死本能要比常人強烈的多，他們普遍擁有濃厚的死亡情結。這一心理狀態深刻的影響了他們的思想。本段中所引用的『白骨』出現在【至樂】篇中，這不是一種巧合：莊子以他的天才暗合了現代心理學的闡釋。
    莊子君主論將引導人們去追求死亡的快樂？這一令人驚異的結論符合莊子思想對永恆超越的孜孜以求。這也註定了莊子君主論不可能對現實政治產生什麼有效的影響；但它卻扣動了許多天才的心弦。因為它提出了一個困擾人類永遠的問題：人的存在是悲劇性（tragic）的嗎？
    道家君主論的另外一支走了與莊子完全不同的道路。沒有了關於人性完整的抽象思辨，沒有了對超脫境界的嚮往，甚至沒有了悲天憫人的情懷；所有的只是一套更切乎實際的統治策略。
    【管子】與【呂氏春秋】中的道家君主論秉承了老子『無為而治』的基本思想，更加強調君主的統治應該『順天』（順應自然）。【管子】中說，『順天者，天助之；其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141；能否順天直接決定了政治的成敗。【呂氏春秋】的十二篇紀更是以自然季節的變化作為治理國家的出發點，『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地也』142。他們所講的順天同莊子的法自然有根本區別。莊子主張的效法自然要求君主實現徹底的無為，即毫無作為而回到自然最初的混沌狀態中去。【管】、【呂】二書中的主張只是要求君主順應自然的特點而做到清靜無為。這種『清靜無為』允許君主在現實統治中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 『天』（道）的特點是在無聲無息的運動流轉中孳生養育萬事萬物。君道和天道一致，所以君主的實際政治行為就應該有『天』的特色，『莫見其形，其功已成』143。這種無為與法家的君主無為有很大差別。法家主張的根本目的在於加強君主的絕對統治，通過無為而強化『勢』；【管】、【呂】的目的則在於通過無為『順天合民』。它的核心內容是『靜』。【管子】對此進行了相對抽象的論證。『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從君主的哲學存在來看，他屬於『陰』，所以應該『靜』；『陰』的對立面是『陽』，『靜』的對立面是『動』，『動』會破壞君主的存在，『動則失位』；『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陰勝陽，靜勝動，做到這一點，君主的統治就能實現，『靜乃自得』144。從歷史上看，成功的帝王也莫不如此，『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145。
    『靜』在實際政治生活中對統治者提出了兩點要求。
    首先，在具體政治行為上，君主應該減少對物慾的貪求，儘量不去擾民，『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146。這種『靜而不擾，佚而不勞』會最大限度地保證人民從事家庭生產，最終收到國富民強的效果。再者，『靜』要求君主充分重視人民的重要性，甚至要求君主給予人民一分體貼。『夫霸王至所始業，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147，人民是統治的根本和成敗的關鍵；『毋苟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148，善待人民會使人民更加認同君主，從而大大加強君主統治的力量。
    當然，『清靜無為』的推行是以君主的存在為前提的；它的推行並不會對君主的統治造成什麼根本性的損害。在整合處於收尾階段，社會需要強權君主的時候，『清靜無為』就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了。但當整合結束，統一的集權社會已經建立，穩定成為君主考慮的首要問題時，『清靜無為』的價值就會彰顯出來。像秦國那樣的『急暴之政』會在短期內塑造一個強大的帝國；但不會保證這個帝國的長治久安。因為人民對君主殘暴和貪婪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聰明的君主應該懂得『可以馬上得天下，而不可以馬上治天下』的道理。西漢的統治者從秦的迅速滅亡中悟出了這一點，轉而以黃老思想指導政治，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為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發展高峰的到來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應該說是『清靜無為』君主論在現實政治中的一次成功應用。
    道家君主論和儒家君主論一樣，不管是形上的一支，還是形下的一支，都對中國古代政治產生了深刻影響。莊子對人性完整的呼喚儘管沒有產生什麼實際的政治效果，但它會在君主靜下心來的時候，引導他們去思考一些更深邃的問題；散見在【管子】和【呂氏春秋】中的道家君主論為君主實現長治久安提出了切實、中肯並充滿智慧的建議。范文瀾先生說：儒家是一條明流，道家是一條暗流，一隱一顯地影響着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各個方面149。我完全贊同他的說法。
    至此，我們對儒道法三家君主論的分論就全部結束了。下面我們要深入到這些君主論的背後去尋找具有共性的東西。同時，我們還將試圖給予它們一個整體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