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規範化的歷史和意義(1)

  來源: 北方教育

導語 『語言文字工作關係到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社會的進步和國際的交往；實現語言文字的規範化、標準化，是普及文化教育、發展科學技術、提高工作效率的一項基礎工程，對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必須給予高度重視。』（摘自【國務院批轉國家語委關於當前語言文字工作請示的通知】1992）
漢字規範化的歷史
漢字的規範化不是現在才有的。自從漢字脫離了原始形態成爲全社會的交際工具以後，人們就不斷對它進行規範。漢字也正是在一次次規範化的推動下不斷發展的。考古學的研究表明，原始漢字的萌芽約在6000年前就出現了。傳說中的倉頡造字也許就是最早的漢字規範化活動之一。因爲任何文字體系都不可能是由一個人或幾個人所能創造出來的，而由少數人對已有的文字體系進行規範化整理倒是有可能的。倉頡也許就是當時參與規範化整理的人中，成績比較突出的一個。據有人考證，商代前期的文字以圖象爲主，字畫複雜，於是盤庚遷都於殷以後，就進行了一次以簡化爲主要內容的規範化整理，甲骨文、金文就是在這次規範化整理的基礎上形成的。（該說法還有待於進一步考證）另外，還有西周宣王用【史籀篇】統一當時的文字，於是出現了大篆的說法，但一般認爲大篆是春秋戰國時期西土秦國的標準性字體。秦統一全國後，『書同文』已成爲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在官方，李斯等人以秦系大篆爲基礎，參考古文字，整理出了法定的標準性字體――小篆，在全國頒行；在民間，程邈等人則在廣泛搜集民間廣爲流行的俗字的基礎上，整理出了隸書。這兩項規範化整理，對漢字的發展進化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使漢字體系的規範性程度大大加強。東漢靈帝於熹平四年（公元175年）開始刊刻【熹平石經】，把【尚書】、【詩經】、【易經】、【儀禮】、【春秋】、【公羊傳】和【論語】七種經典刻在石碑上，立於洛陽太學講堂門外，作爲全國讀書人讀經的範本。這實際上是一個推行隸書的規範化舉措。此外，從唐代開始興起的歷代的『字樣』之學，則都對楷書的規範化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如唐代有顏師古的【字樣】、杜延業的【群書新定字樣】、顏元孫的【干祿字書】、唐玄宗的【開元文字音義】、張參的【五經文字】，宋代有張有的【復古編】等。特別是【干祿字書】，曾被當作科舉時代的字體標準。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更加重視文字工作。解放初期就成立了專門機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85年，爲適應新時期語言文字工作的需要，將『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更名爲『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並於1986年制定了新時期語言文字工作的方針和任務。40多年來，這個『專門機構』在整理和簡化漢字，制訂漢字的各項規範性標準，指導漢字的規範化運用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
規範化與現代化
實現文字使用的規範化，是實現現代化的重要前提。發展文化教育和科學技術、提高物質文明建設的效率和精神文明建設的質量等現代化事業，都離不開文字使用的規範化。
當前，世界的發展已經開始進入自動化和信息化時代。隨著現代化通訊技術的發展，人們相互交往的地理障礙越來越小，但在文字上的障礙卻仍然很大。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文字的規範化工作在當今社會中顯得尤爲重要。現代化的生產、科研和辦公都是以文字的規範化爲基礎的。如果文字系統的標準化問題得不到很好的解決，計算機的優越性也就無法發揮出來。因爲只有標準化的文字系統，才便於實現計算機的輸入、輸出、存儲、轉換、檢索等信息處理過程。我們已經失去了一個打字機的時代，當然不會再失去一個計算機的時代。但這僅僅靠造出若干台計算機是不夠的，還須要有一個標準化的文字系統和一大批能按規範化要求使用漢字的、懂計算機的人。特別是人的正字法知識水平，已經成爲當前計算機普及過程中的最大障礙之一。
要從根本上解決人才短缺的問題，就應該大力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儘快提高全社會的文化素質水平。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可以大大推動文字規範化水平的提高，但同時，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也受到文字規範化水平的制約。就目前而言，教育用字的規範化水平還不容樂觀，除了教師和學生的規範化意識需要進一步提高外，社會對學校的負面影響問題也必須抓緊解決。例如當我們費盡心機教育孩子們使用規範字的時候，書店裡提供給他們的卻是精美誘人的不規範字的字帖――字形和字體不規範的字帖幾乎占了所有字帖的90％ 。也正是在這類書店的廣告牌上，我們發現了『「六・一」兒童節，所有書籍8拆銷售一個月！』的廣告。面對這種現狀，我們認爲有必要向全社會喊一喊魯迅先生喊過的：『救救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