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倫理政治價值觀的轉向(1)

  來源: 中華文史網

殷周以來的神權政治統治經過西周末年懷疑、批判思潮的激盪至春秋時期發生了重大轉折，劇烈的社會變革衝擊着殷周以來的宗法血緣等級制度和傳統的政治價值觀念體系，使得春秋時期成為我國思想發展史上是由宗教神權向現實政治、人文精神過渡、轉化基本完成的重要時代。本文擬擷取幾個思想側面，對春秋時期倫理政治價值觀的轉向做一理論分析和評述。

殷周神權政治價值觀的崩解

春秋歷史的思想起點是與對殷周以來的天命神權思想的懷疑與否定聯繫在一起的。西周厲幽時代，在意識形態領域出現了一股罵天、恨天、怨天、咒神的思想傾向，使曾經統治夏商周社會達千年之久的神權政治形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和挑戰。歷史進入春秋時期，各種矛盾衝突更為激烈，臣弒君、子殺父，少陵長，庶廢嫡，犯上作亂、僭越篡奪之事無日不有，各諸侯國自恃國力強盛，更加肆無忌憚、驕橫跋扈，周室權勢江河日下，殷周以來延綿不斷的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社會政治秩序和維護國家政治統治的禮樂文化系統在緩慢解體，殷周以來一直實行的井田制和宗法制也在逐漸崩解，在新舊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尖銳矛盾對立和衝突中，社會處於劇烈的動盪、變革、分化與重塑過程中，一場新的社會思想變革即將來臨。
春秋時期為這場劇烈的社會思想變革提供了廣闊的政治舞台。可以說，春秋時期是一個新舊價值觀激烈碰撞的時代，舊的政治價值觀及意識形態在逐漸分化與瓦解，但還沒有最終退出政治思想舞台；符合歷史發展和思想進程的新的政治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在逐漸形成、發展壯大，但卻還沒有成為社會的主流思潮。各種零星片段的政治思想觀點相繼出現，新舊價值觀交織在一起，彼此撞擊、互相融合，這種社會特徵反映在思想領域和思想家個人身上，強烈地表現為傳統與現實、人的價值與天命神權、宗教信仰與理性自覺的矛盾衝突與矛盾心理。如何對待傳統遺留下來的倫理價值觀？現實社會發展的方向和目標在哪裡？如何構建未來的理想社會模式？如何重建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價值觀念體系？成為春秋時期思想家們關注和思考的最主要的社會政治問題之一，圍繞對這些社會熱點問題的不同態度和回答，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流派，正如【淮南子・要略篇】所言，諸子百家之學皆源於匡救時弊、治國安邦之需要；司馬談也在【論六家要旨】中概括先秦諸子百家的目的在於為現實政治服務，也就是說，諸子各家雖觀點不同、主張各異，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他們從各自的角度提出了一整套治國安邦的政治方略，換言之，諸子百家的政治思想理論都是圍繞現實政治而展開的，都是為現實政治服務的，都是以現實為其理論之根基和立足點的。從社會發展的角度和思想史發展的角度看，只有批判現實，才能超越現實；只有對傳統思想進行反思，才有可能構建理想的未來。為了重新建立和恢復社會政治、經濟秩序，必須尋求確立新的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道德行為規範體系和價值觀念體系，以取代過時的已喪失社會制約功能的舊的社會道德行為規範體系。這些思想家們根據自己對自然、社會、人生的理解，已從殷周時期原始神學觀、天命觀的束縛中解脫出來，開始用理性的道德的眼光去審視現實社會政治問題，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學說。這些理論學說涉及範圍非常之廣，但從廣義上說，是對傳統神人關係的新的理性思考。這一理性思考沿着兩條思維路徑展開：就對傳統神學思想體系的否定來說，表現為天人（神民）關係的分離及無神論思潮的出現；就對人及人事的重視和肯定來說，表現為人本主義思潮（或稱『以人為本』思潮、『重民』思潮）的出現。兩個問題不是平行關係，而是呈現互補性結構，春秋時期的思想家對這兩個問題的態度，正是集中體現了春秋時期倫理政治與人文思潮的蓬勃興起，最終導致了春秋時期神人關係、天人關係的重大突破。

民本論：倫理政治價值觀的核心

中國傳統的民本主義思想是一種植根於中國古代以農耕文明為基礎的以民眾為國之根基的政治理論學說。所謂民本，是指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將民眾視為治國安邦之本的政治學說，是一種關注、重視民眾生存權和民生利益的政治學說。民本論是在神本論日趨衰落的情況下產生的。以周公為代表的西周統治者從殷商滅亡的經驗教訓中得出了民心之向背、民眾力量之強弱是政權能否長期存在的關鍵，重人事、重民事的思想已經給後世的思想家、政治家從中發現人的力量以及重新思考天與人之間的各種關係留下了廣闊的思維空間。
春秋時期，嚴酷的社會現實徹底動搖了人們對天帝鬼神的崇拜和信仰，迫使人們去修正天道與人道之間的關係。使民本主義以一種獨特的運動方式向前發展。在我國的政治思想發展史中，民本思想源遠流長。中國民本思想幾乎與國家和政治同時產生，只是因無文字記載而無法確考而已。民本主義思想作為一種『伴隨着國家的產生而產生的』的古老政治理念是中國古代最早形成的政治學說，是中國政治哲學的一個重要特徵，它孕育和衍生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基本價值觀，深刻影響了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年的歷史發展軌跡和思想變遷歷程。我們在第二章中就已經指出，殷周時期就已經出現了民本思想的萌芽。以民為本的觀念在西周末年的進一步發展，進入春秋時期逐漸演變為一股以民為本的思潮即民本論思潮。民本論思潮是春秋時代社會政治思想的重要思潮之一。之所以稱之為『思潮』而非『思想』，是因為以民為本雖已成為當時社會上多數人的共識，但尚未形成完整系統的理論體系，而只是散見於一些思想家的政治言論中。春秋時期出現的民本思潮上承西周敬德保民思想之餘緒，下啟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之先河，因而在整個中國政治思想發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伴隨着春秋時期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不斷發展，民本論思潮在春秋時期勃然興起。
（一）神權、君主政治體制下主體地位的提高
春秋時期的民本論思潮，首先體現在神民關係系統中由神民並重到民為神主價值觀念的轉換上。春秋早期，由於政治上的動盪，民神關係再度成為思想家們關注的社會焦點問題。當時的意識形態仍是殷周以來天命神權政治觀念的延續，整個社會依然籠罩在濃郁的神本論氣氛之中，人們還不可能完全否定至高無上的神的存在，但又不能無視民眾力量的存在，因此，神民共舉、神民並重成為這一歷史時期民本思潮的一個特點。從祭公謀父所謂『事神保民』[1]、芮良夫所謂『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2]、虢文公所謂『媚於神，而和於民』[3]、內史過所謂『離民怒神而求利，不亦難乎』[4]以及『國之將興，……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國之將亡……民神怨痛，無所依懷』[5]等言論中，無一不是以神民並舉，表現出一種明顯的神民二元論特徵。這種重民的思想傾向顯然是對殷周以來天命神權思想的一次超越。還有一些思想家在神民並舉的基礎上提出了更為明確更為鮮明的觀點，即認為在神民關係中，民是主要的，起決定作用的，而神則是次要的、微不足道的，它決定着一個國家的興衰存亡。【國語・周語下】記載周靈王之子說的一段話：『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這段話表徵着這樣一層含義：即使享有天命之君，若不恤民，將失國失位；而作為平民，若能得民心，也可得到天下社稷。很顯然，得天下失天下之最終根由在民而不在神，在神民關係上，民起最終的決定力量。『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先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6]隨國大夫季梁雖未否認神的存在，但他卻把神置於民之後，肯定了民的價值優先地位，把『神為民主』的傳統觀念顛倒過來，在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夫民，神之主也』的哲學觀點，對殷周以來占統治地位的天命神權思想給予了大膽的否定。宋司馬子魚也得出了『民，神之主也』[7]的結論，這種民為神主的觀念在當時已逐漸成為社會上流行的思想價值觀念，並得到了相當一部分思想家的認可。齊晏嬰也從民意不可違的角度指明了民重於神的思想。『民為神主』、『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等觀念，較之於周代正統的保民觀念舊有更大的進步性和針對性，它直接而鮮明地提出了民眾的生存高於一切、決定一切的思想，雖然這些言論還肯定神的存在，還沒有超越傳統的天命神權政治體系的藩籬，但卻在神民關係上具有了更現實更清醒的理性態度。它已逐漸從神權政治的陰影中擺脫出來，走向了否定神權政治的道路。
春秋時期的民本論思潮，還體現在君民關係系統中民的地位的提高上。當時的思想家已經認識到君民之間不但處於一種相互矛盾對立關係中，而且還處於一種相互依存關係中。為了化解矛盾，執政者就必須從現實的社會基本狀況出發，而不是從神權政治的角度出發，切實處理好與民眾的關係，以達到維護社會政治統治之目的。春秋時期，天立君而為民已經成為一種流行的政治觀念，邾文公認為，『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8]晉師曠說：『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9]天樹君以為民，君為民而設，因此，在君、民發生矛盾衝突時，應以民為重為先，齊晏嬰說：『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10]為人君者，不能隨意欺凌所統治的民眾，而應與民和諧共處，才能得到民眾的擁戴，『夫君國者，將民與之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11]統治者還應順應民心，體察民情民意。鄭子產以游於鄉校的人對時政之議論有助於了解社會之習俗，故不主張毀棄鄉校[12]。晉師曠認為，『庶人謗』、『工頌箴諫』等皆為國家了解民情民意之有效途徑[13]。君主不但要安撫民眾，保障民眾之基本生存需要，而且還要做到利民，滿足民眾的利益需求，把君民關係調整為一種父子關係，以達到『養民如子……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14]的理想效果。初步認識到民眾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看到了君民之間處於一種相互制約相互依存的關係。晉師曠甚至認為，既然君為民而設，若君不能以民為重，民便可『出其君』[15]。如果君主一昧壓榨、殘暴民眾，民眾可以起來拋棄或推翻暴虐之君。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君民關係作為神民關係的延伸正在發生一個重大轉折，成為儒家特別是孟子、荀子對君民關係認識的最基本的思想來源。
春秋時期的民本思潮，不但表現在民與神、民與君的關係上。還突出表現在民眾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上。重民與否是與諸侯間戰爭之勝負、國家之存亡、政權之興衰密切相聯的，是政治家判斷和推論國家興衰存亡的一條政治準則。沈尹戌以『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為教訓，得出結論說：『民棄其上，不亡，何待？』[16]認識到了民眾與亡國之間存在某種內在必然的聯繫；周單穆公諫周景王時也認為，為政者行事要考慮民眾之好惡，而不能違反民眾之意願，這樣才能獲得民眾的擁戴和支持，才可達到『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的社會效果；反之，則會出現『作則不濟，求則不獲』的不利局面，甚至會出現國破君亡的危險[17]。陳大夫逢滑提出了對民的態度關係到國家的禍福興衰這樣一個重大的現實問題，他說：『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18]在這裡，民眾成為決定政治成敗、國家興亡的最主要因素。還有兩則人們耳熟能詳的例子，一則是【左傳・昭公三十二年】，魯昭公死於乾侯，趙簡子與史墨就此事進行了一番議論。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19]史墨用季氏久服其民、世修其勤，而魯侯忘其民眾、世從其失的對比中，得出了民眾與政治存亡得失之間的密切關係，得民則國存君立，失民則國滅君亡。這是政治思想家們從歷代的政治實踐中得出的一條政治結論。另一則是【左傳・昭公三年】，齊大夫晏嬰出使晉國，叔向與晏嬰有一段關於齊政治命運的對話。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踴貴，民人痛疾。……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20]從晏子的話中可知，齊侯與陳氏在對待民眾問題上具有非常不同的態度：一為暴斂於民，一為厚施於民；一為遭民人痛疾，一為民視之如父母；一為棄民，一為重民，其結果昭然若揭。陳氏後來取代姜齊說明了這樣一個顛撲不破的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二）重民、養民、利民：治國安邦富民之手段
既然民眾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對於各國統治者來說，如何做到愛民仁民、利民富民、順民得民、養民教民、撫民安民、親民和民、惠民恤民便成為統治者在維護國家政治統治過程中必須關注和採取的措施，成為統治者治國安邦最重要的基本原則。管仲認識到民眾力量的巨大潛力，提出了『順民心』、『愛民』、『利民』、『富民』等觀點。他認為，治國之要必自愛民始。愛民之具體表現就在於順應民心，『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21]愛民另一具體表現就在於重民，他說：『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22]他還引經據典，指出民心之向背與國家興亡之內在聯繫。管仲在政治上提出愛民重民的同時，在經濟上還提出了富民利民的思想。管仲正是看到了『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23]及『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24]的社會現實，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思想命題，『治國之道，必先富民。』[25]主張『取於民有度，用之則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26]。認為統治者只要『省刑罰，薄賦斂』，就可達到『百姓富』的目的[27]。為了達到富民之目的，管仲採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28]，以使其富民思想落到實處。這些思想都是從『民』的角度來探討與國家興衰存亡之內在聯繫，初步認識到『民』在國家政治結構中的重要性。如果不重民意，民就會『忘其君』，國家就失去了穩定的根基。
春秋時期的重民、愛民、教民思想是對西周敬德保民思想的繼承和延續。但是，所謂『養民如子』、『視民如傷』等只是統治者維護政治統治的手段，而不是目的，這些主張並不是真正要以民為本，以民為目的，而是為了能夠更好地使民、理民，與真正的民本思想相距甚遠。